(3)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种增加不仅是为了一般地区分香花、毒草的需要，而且是为了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能说这六条标准是外加的。从讲话本身看，这六条标准都内在地包含了，只是散见于各处。所谓增加，只不过是把它们集中起来加以概括。这六条标准也不是突然添上的。1956年12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阶级认为香花，那个阶级认为毒草，这个阶级认为毒草，那个阶级认为香花”。又说“共产党批得倒?马克思主义批得倒?人民政府批得倒?”这些话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强的自信心。我们实行“鸣”、“放”的方针，显然是为了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巩固人民政权，而绝不是为了别的。毛主席在1957年5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有六个标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有利于这六个方面”。事实上，六条标准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毛主席在《正处》中把它明确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功劳。这六条标准，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我认为，其基本精神在今天和以后仍然是适用的，仍然是我们在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时需要遵循和把握的。
从《正处》发表稿和讲话稿的比较可以看出，发表稿虽有许多重大改动，但并未改变讲话的基本精神，即其主题、中心思想和基本内容都没有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完全可以这样说，《正处》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
《正处》的理论贡献
与实践过程中的曲折
《正处》的公开发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外国舆论指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震动了全世界”，“这篇文章公布刚几日就已成了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报刊都相继转载了《正处》的全文或摘要，并纷纷发表评论，大都给予《正处》以高度的积极的评价，认为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在这方面，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评论特别值得注意，我在这里引录几段。
——《正处》发表后，尽管苏联官方仍然否认苏联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但许多理论工作者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苏联哲学博士斯捷潘年发表评论，称赞“毛泽东同志文章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不排斥矛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讲演是在深刻地概括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的新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哲学博士祖努索夫指出，毛泽东报告中所论述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来没有人作过这样辩证的全面的分析。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人民论坛报》总编辑卡斯曼说；中国现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报告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以前一个时期内由于教条主义束缚而没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问题。
——捷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发表署名的长文《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新的问题》，其中指出：“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发展中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道路来领导各社会阶层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将在不长的时期内变成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的社论，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是“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讲话”。社论还着重指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匈牙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认为，这些评论是客观的、公正的。毛主席的《正处》对马克思主义究竟作出了怎样的理论贡献呢?对这个问题我想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首先承认和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列宁。1920年5月列宁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当读到书中写的“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一语时，他批注道：“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由于列宁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太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未能展开论述。斯大林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1952年，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毛主席一方面肯定斯大林这个进步，同时又指出他没有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看作“本质的矛盾”，也不是“当作全面的问题提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主席是第一人。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马克思语)。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毛主席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原理即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虽有矛盾的一面，但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因此，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调整和解决。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小平同志一直充分肯定毛主席的这个观点。1979年，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毛主席又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这样，毛主席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到新的理论高度，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南。
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实践上早已这样做了，只是第一次作理论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原则。毛主席和我们党没有教条式地理解这个原则，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对于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三大敌人之一，采取推翻和没收的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作了独特的处理，始终把工人阶级跟它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毛主席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曾多次讲过，在一定条件下，可用赎买的方法即和平的方法对待资产阶级，但他从没有把资产阶级当成人民，他认为，“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的政治特性，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说过的，也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没有先例的，是毛主席和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观点和理论，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合理解释，并指导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消灭作为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
第三，正确地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需要我们独立解决的大问题。毛主席较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以苏联和东欧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鉴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在谈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他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他在《正处》中，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上升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实践证明，毛主席提出的这条工业化的道路，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非常正确的。1963年5月，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文章，谈过我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论述的粗浅体会：“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这3个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的发展关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实践中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够孤立地进行的。必须是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也就是说，它们应当在发展中相互适应，而不是彼此脱节，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按比例地向前发展，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改善人民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对待农业的发展，这是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样有5亿几千万农民的国家里，农民的状况如何，农业的状况如何，对于工业化的进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系极大。”还须指出，所谓工业化的道路，决不只是工业本身的问题。从社会关系上说，它还是如何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之间这个最大的人民内部关系和矛盾的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巩固工农联盟。毛主席提出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符合这个原则的。
上面所说的《正处》的理论贡献，难免有遗漏，但仅此已可说明，它对马克思主义确有创造性的发展。然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甚至遭到严重违反。就在提出这个理论的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中，混淆两类矛盾和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实践和理论竟有如此强烈的反差?实在令人深思。我想，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毛主席本人的思想后来发生了变化，反右派斗争后，他越来越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淡漠了。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尚未被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掌握。我们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各种权力，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不理解，不掌握，也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一种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掌握，也只能是纸上的东西。列宁指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又说：“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
事实的确是这样。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在经历了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22年的曲折反复之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拨乱反正，终于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不仅平反了党的历史上的一批冤假错案，正确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近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遵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又恰当地处理了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维护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些事实表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须臾不可离开，更不能违背的。
（薄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