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11月21日早上回到北京，也是在南苑机场降落的。前去迎接的中央同志都非常高兴。
休息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晚上，在毛主席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了这次代表团到莫斯科开会的总的感受。毛主席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12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我们在莫斯科实际上工作了18天，连头带尾一共20天，工作相当紧张。这次会议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民主和集中的结合。采取的方法是协商一致的方法。这个方法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苏联同志、赫鲁晓夫是比较满意的，这次态度也比较好，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波兰党最后也满意。南斯拉夫党虽然没有参加12党的宣言，他参加了68党的《和平宣言》，公开发表时是64个党。卡德尔文说他将来也一定会参加1 2党宣言。我说可以等15年。他说用不着等15年。总之，莫斯科宣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一不是机会主义，二不是冒险主义。我们是对得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他们不会开除我们党籍的，会说这是一件好事情。
毛主席还说，宣言中间有关哲学一段是我们有意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跟他们接触、谈话，包括苏联党在内，包括赫鲁晓夫在内，感到他们的思想方法有点不那么对头，里面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所以我就讲辩证法。宣言上加了一段，我在会上也讲了。但是，别人是不是听进去了还得看，是不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还得看。我们大部分意见都讲了，但是有些意见也没有完全讲，我们还留一手，不要一次把所有问题统统讲完。
毛主席说，本来关于苏共“二十大”我们跟苏共的意见分歧，除了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外，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在1956年两篇文章里全面讲了；后来苏共中央做了一个决议，也基本上纠正赫鲁晓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讲，如果讲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在个别场合、个别谈话中间也讲过这个话。和平过渡问题过去没有讲，这次讲了，而且把我们的意见系统地讲了，写了个备忘录。宣言也根据我们的意见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虽然文字上的表达跟我们还有差距，但是可以接受。对苏共目前也只能要求他们达到这么一个地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次也基本上是两面都讲，战争一手、和平一手，战争的可能性、和平的可能性也讲了。这次讲的基本上他们也接受了。
毛主席说，但是还有两个问题这次会上我们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里面，认为和平共处是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当然是根据五项原则办事，这是不错的。这是中国和印度首先提倡的，后来万隆会议也肯定了，并发展为十项原则。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决照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这个问题在莫斯科会议上没有和苏联展开来争论，只是在宣言的文字修改上我们提了一些意见，经过一些修改，觉得还可以，就没有再展开来争论。
毛主席说，再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党的问题。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有意见。我们觉得他们对欧洲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来不及跟其他兄弟党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没有展开来讨论。不过这也好，问题不可以一次讲完，还可以留一些，以后再慢慢讲。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再讲。
小平同志比较详细地讲了会议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和主要斗争情况。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还是采取照顾的办法，还是写到12党宣言里。我们照顾他们这一点，就取得赫鲁晓夫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比如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的意见，但现在也只能争取到这个程度。我们争取到赫鲁晓夫支持我们党原来起草的宣言草案的意见，说服其他兄弟党。虽然我们做了让步，对苏共“二十大”做了肯定的提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加以改正，尽量争取措词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最后争取到这样好的结果。总的来讲，这样做法是对的。我们所以采取这样态度，是因为原来在北京的政治局会议上，原则同意对赫鲁晓夫还是表示支持，所以在宣言上才对苏共“二十大”做了那样的表述。
小平同志说，在宣言上写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而是讲大会决议。《宣言》中说，“不但对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肯定的；“而且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个评价比较高，但也可以做各种解释。苏共“二十大”以后，一方面带来一个反共高潮，另一方面又使各国共产党不得不独立思考问题，增强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决心和信心。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短句，即“促进了它(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把它扣死了，把它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这个短句上。当然，苏共“二十大”最好是能完全去掉，但在目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让步，又做了这么一个限制，就取得了苏共支持我们对苏共“二十大”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的修改。这还是值得的，还是既坚持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小平同志说，鉴于许多党害怕苏共强加于人，搞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这种情绪，我们在肯定了“以苏联为首”之后，对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为首的职权范围是加以限制的。小平同志解释说，对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我们是采取这样的措词，说“在必要的时候，除了举行双边会谈交换意见以外，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共同的斗争”。这里讲到可以开这样的会，“交流经验，彼此了解观点和立场”，也就是可以互相交换意见，不是一家说了算。“协议”就是由协商达成决议，而不是一家做决定。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使苏共没有理由来操纵会议，它不能不跟大家商量就召集会议。在12党开会的时候，达成一个不公开的协议，明白指定由苏共来召集会议。怎样召集，讨论什么，怎样协商，公开的宣言中都规定了。毛主席还明确跟赫鲁晓夫讲，什么时候召集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都要预先通知，预先做准备，如果要形成什么文件，事先要有草案，并且提交给参加会议的所有的党，经过协商做出决定。这些都给赫鲁晓夫讲清楚了。小平同志说，这样没有坏处，如果他不照这样做，那我们就可以加以反对。这样也可以解除波兰党、南斯拉夫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的顾虑。看起来，结果还是好的。
毛主席和小平同志扼要介绍情况后，政治局常委会就批准了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
到1958年5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时才正式通过决议，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赞成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个宣言。
(吴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