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耿直的彭德怀元帅蒙难，“大跃进”已是众矢之的，但仍继续推行。结果，接踵而至的大饥荒，使共和国与亿万群众遭到一场巨大的灾难。
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
1959年，国民经济已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粮食的实际产量不是5401亿斤，而是只有3400亿斤，即比公布的数字少了2000亿斤，实际仅相当于1954年的水平。其它农产品的产量也同样存在严重浮夸不实的现象。由于高估产，出现了高征购。1959年国家征购粮食达13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33．7％。农村留粮更加减少。其次，重工业孤军冒进，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结构呈现畸形。再次，积累过高，投资效果显著下降。1959年积累率高达43．8％，严重挤了居民消费。而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7％，大大低于1957年89．4％的水平。大中型项目投产率只有12％，也大大低于1957年26．4％的水平。再其次，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市场供应相当紧张。由于基建项目上得太多和职工人数大大增加，使1959年财政赤字达到65．8亿元。全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经济实际已经开始了严重困难的局面。
庐山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中断了，人们的注意力又重新集中到反右倾、鼓干劲上面。于是，政治上，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许多人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1962年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竟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经济上，由于纠“左”被打断，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经被认识到的问题，仿佛又不成问题了，当时的中心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尤其是1959年钢产量调低到1200万吨后，作为政治任务，经过拼资源、拼设备的蛮干，完成了1387万吨，使决策者倍受鼓舞。
1959年10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在前两年跃进的基础上，1960年要实现更大的跃进。会议提出的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59年增长26％；钢1840万吨，增长33％；煤4．25亿吨，增长17％；粮食6500亿斤，比1959年虚夸的产量还要增长20％；棉花6000万担，比1959年虚夸的估产增长24％。其它各项工业指标也都有百分之几十的增长。
1960年1月1日，具有权威地位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六十年代》。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过去十年中，在顺利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任务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根据最近时期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论还宣布1959年提前3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的任务，并说“我们不但对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1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社论说：我们已经圆满地实现了“1959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1960年开门红”而奋斗。我们努力的目标不但是开门红，而且还是满堂红，红到底。从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要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今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日产量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稳定上升，实现月月红、季季红；不但要做到产量红，而且同时做到质量、品种、成本和安全样样红，全面跃进。
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以后3年和8年的设想，并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会议估计l 960年还会是大跃进，可能会比1959年跃进的幅度更大，规定196~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第二本账数字更高，钢产量为2024万吨。会议还提出5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和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包括城市在内，把城市人民公社也试办和推广起来。
1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年、8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纲指出，今后3年的具体奋斗目标是：(一)提前5年实现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10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二)提前5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大力搞农业，争取提前完成农业机械化4年小解决的任务，并为提前完成10年大解决的任务作好准备。(三)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纲要。提纲还指出，今后8年的总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基本上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基本任务是：第一，建成全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全国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基本上建成各大协作区的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水平、而又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但不能各省、市、区各搞一套)。第二，基本上完成四个现代化。第三，分期分批地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并且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第四，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要以工资为主，采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形式。 显然，1960年的大跃进与前两年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多大区别，仍然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仍然是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机械的、死板的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方式。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公共食堂产生于大跃进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浪潮之中，作为“共产主义因素”受到青睐。1959年和1960年，为了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被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为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中共中央首先开展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包产到户是农民在进行生产自救过程中对农村经济体制的创造性探索，这种探索被作为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被认为代表了富裕中农的利益，受到错误批判，被强制压下去。人民公社作为一大二公的有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组织形式，被坚持下来。
从过渡的需要出发，吸取了不久以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过于急躁的教训，毛泽东重新考虑、设计了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即社有经济大发展，社有经济的收入要占到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此基础上，可以实现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转变。然后，再从基本社有转为基本国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如1960年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阐述过渡问题时就说到：“我们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过渡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就实现社基本所有制的条件来说，第一，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人年平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第二，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了优势；第三，穷队赶上了富队；第四，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为了早日实现这种过渡，就要大力发展社有经济，尤其是社办工业。这就需要工业方面积极支持农业；富队要扶持穷队早日翻身，要压低富队社员的收入水平，以缩小贫富差别。这样，各种“大办”一齐上，“共产主义大协作”扩大到了资金、劳力、生产资料等一切方面，“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再次吹遍全国，其“风力”之大较195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例如，湖北省通海口人民公社就曾引起过中共中央的注意。“这个公社的‘共产风’，年年季季都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刮到工作队进村的时候，4月4日，这一天有的生产队还在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一杆到底，根深蒂固。县级直属机关和派出机关在这里刮‘共产风’的有41个单位，公社有25个直属企业，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刮。全公社算了一笔帐，共乱调劳动力349个，土地8082亩，房屋1512栋，资金(包括分配未兑现的)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40件，耕牛84头，木料等84万斤，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6件。”“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在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就没收社员的小杂粮、蔬菜，刮别队的‘共产风’。”
需要坚守的另一个“社会主义阵地”，就是公共食堂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