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表指出，这几年经验教训关键在于1959庐 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上。几年来认为右是主要的 危险，认为“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大家 “谈右色变”，光是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 离实际。部分代表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 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之后。前段 所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后 段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是党内民主生活和 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有，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看风驶舵，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有的代表尖锐提出，59年庐山会议前后，在全国范围内，究竟“左”倾是主要的，右倾是主要的?需要弄清楚。庐山会议反右及其由此引起的全国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对地方工作，特别是人的思想发生重要影响，许多干部挨整、受处分，长期得不到平反、甄别。
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的发言不能不接触到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有的代表提出。“三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出了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有的同志指出，文件中把高指标作为主要教训，但高指标不是根本的而是派生的问题，根本问题是片面强调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另外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示、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更有同志指出，这几年来为什么瞎指挥，为什么高指标，为什么脑子发热，为什么对许多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什么自以为是，总的根源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认识上有错误，误认为生产力发展很快，误认为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与此有关的是，不尊重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价值法则，以及剥夺了同盟军一农民等等。有的代表以急切的心情提出，这次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会开好了。
1月的北京，正值朔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时节。然而，人大会堂中，各代表团住地却热气腾腾。人们高声谈论，畅抒己见，甚至面对面地展开争论。几年之中，人们曾登l临高峰，也历经挫折，要说的话和要辨明的问题自然很多很多。 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是珠穆
朗玛峰，拿走几吨土也还是大山
为了作好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央专门组织了报告起草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牵头，结合各地代表提出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报告起草委员会共21人参加，除刘少奇外，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及各大区书记都是正式成员，可谓“群贤毕至”。或许是整个大会的热烈气氛引发了人们对问题作深一步的思考，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也变得不平静起来。
1月17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对书面报告初稿进行修改。华东局书记柯庆施首先就大跃进的争论问题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他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了几种地区以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他认为，华东区到1967年可以完成4000亿斤粮的指标。否则就越看越没有劲。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说：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1960年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讲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关键是59年庐山会议。就在不久前，刘在1961年12月工作会议上说过：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 彭真接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邓小平在此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按：指中央书记处1961年12月16日写给主席和常委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成的，是我和大家搞成的。彭真还表示：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
在1月19日举行的会议上，周恩来率先发言。他指出，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现论上站不住。他坦率地说，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紧接着是陈伯达发言。他将问题转到昨天彭真发言上面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他提出，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彭真马上起而答辩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21日，起草委员会继续会议。刘少奇首先发言。他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按指《纲要》）规定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所要达到的指标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薄一波接着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邓小平认为，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彭真再次发言，认为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刘少奇最后提出：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至刘少奇的发言止，大家对问题的提法大致取得了共识。作为决策集体，人们意识到有必要以一种客观的、普遍能接受的结论统一全党的思想。但是，这一结论应当建立在实事求是甚至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因为毕竟1958年以来的教训太深刻也太沉重了。彭真所说不应文过饰非，其重要性也正在这里。起草委员会内的一番争论，特别是各分组讨论提出的尖锐意见，使党的领袖们认识更加明确起来，这就是错误一定要讲透，教训务必讲够。否则总结经验便流于形式，改正错误没有保证。一句话，讳疾忌医绝对是政治上的短视。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理情并重
本来，起草委员会在认真讨论之后，已形成了大会报告的修改稿。这个修改稿对几年来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作了深入分析，提出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工作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刮“共产风”，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过分强调建立完整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以及对建设事业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市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各方面紧张等几个方面的错误。但是中央认为，有必要对书面报告做进一步说明。于是，1月27日下午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常委，在全体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刘少奇的讲话用时超过两小时。毛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整个报告更接近于实际，提到了一些重要看法。这些看法是：
(1)对当前经济困难的估计。讲话指出：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憎产,血是减速产了。减速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来主张，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2)产生困难的原因。讲话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长，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那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3)成绩与缺点的比重。讲话说：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说：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4)关于人民公社。刘少奇实事求是地说：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谈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搞不成。但刘少奇又强调，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
(5)关于所犯错误的性质。刘少奇重申了书面报告的说法：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
最后，口头报告对“三面红旗”提出了总看法：“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lO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认为它非常深刻透彻，把许多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解开了思想上很多疙瘩，感到心情舒畅。其中触动大家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成绩与缺点比重的提法，即不能总是讲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而要看到实际的三七开。有的地方甚至更严重，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了。口头报告在这样范围内公开上述说法，确是几年来最富于勇气和彻底性的一次。
林彪弹出一串不和谐音
正当大家继刘少奇讲话之后进一步检查本地区本部门几年中缺点错误时，国防部长林彪于1月29日作了一次大会发言。在这次发言之前，还有一段不得不交代的插曲。 事情发生在林彪讲话稿起草班子中。一些同志认为，叶群在讲话第四稿“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一语后面，坚持加上“和天才的结合”6个字属不妥，因为它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会产生不良影响。但叶群立即将讨论情况通报了林彪。林支持叶的意见，竟说“不能提天才是修正主义观点”。进而操起他的老习惯，临上台前把讲稿弃之不用，自拉提纲，信口讲开去。 林彪发言的主题是军事工作。但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谈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整个基调是大事颂扬，肯定。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一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在议论缺点错误时，他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习了以后，就起很大的作用。如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