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着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泽东认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的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他说，头8年内(1949～1957年底)，我们的革命性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由的能力。1958年，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进而，毛泽东指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只有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显然，这掌声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在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下，行动亦进退踌躇时，最需要的是给他们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指出光明的前途。并且，这种说理是生动的，贴近现实的，具有令人折服的魅力。这正是毛泽东作为领袖所特有的禀赋与才智。在中国革命众多的严重关头，往往经毛泽东一段高瞻远嘱的点化，形势立即就变得天朗气清，人也变得斗志倍增了。这的确是毛泽东伟大之所在。此外，进取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他藐视敌人，藐视困难的气概几乎伴随一生，直到晚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正如他几年后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上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不能够做到呢?
毛主席都作了自我批评，我们还有
什么可敷衍塞责的?
毛泽东的讲话在与会者中反映强烈。不论党的高级干部还是来自基层的官员，都有难以安坐之感。从此至会议结束，出现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
在下述问题上，人们作了较为深刻的反省：
一、工农业高指标发生在何时
2月6日，华东局和前华东区协作委员会负责人在发言中说到：头脑最热的时期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北戴河会议前后，首先是农业生产，1957年的估产就有点高，1958年麦收以后头脑更热，对亩产几千斤是相信的。1959年11月，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估计全区当年产量是1680亿斤，提出1960年“最低限度”比上年增和20％，即达到2000亿斤，每人1000斤粮食，要求2、3年内搞到每个1500—2000斤粮食。……1960年10月华东局济南会议检查了山东农村工作，我们才真正清醒过来。由于农业上的高估产，以为粮食过关了，工业生产的指标也过高了……基本建设战线也就拉长了。
二、“第二次跃进”的起因
2月1日下午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说：问题最大的是1959年底到1960年。农村中，急于过渡。砍掉私人养猪。高估产、高征购、大办食堂。养猪“万、千、百”运动。取消自留地。这段“共产风”刮的最厉害，瞎指挥也更多了。在工业上：一本帐、二本帐、三本帐。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追上海“一天一个亿”(产值)……比例关系打破了。2月3日下午，福建省委负责人在发言中同样认为：1959年反右倾面搞得大了，所以1960年就更“左”了，又发热了，错误缺点就出得更多了，有许多事情不按实际出发，搞了许多大办，损失就更大。如1960年5、6月的大搞煤铁战役，大办“五小”成群……本来我们已经由土到洋，已经有三明中型钢铁厂了，有一些小洋群了，不必再搞小土群了，但那时又大搞，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农业，计划也打乱了。上海市的领导人在发言中也承认，特别是1960年春天，由于第一季度“开门红”造成的假象，我们的头脑又热起来，搞了几个“大办”，钢铁煤炭的增产指标又安排得过高了，又过分地强调了“小土群”、“小洋群”，曾经要求有资源的专、县及少数公社立即开展年产千吨铁、万吨煤的运动……给各省的压力很大，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统一安排。
三、高指标产生的影响及纠正的困难
华东局负责人说：指标过高，带来不少问题。如影响到干部的作风，过多地搞计划外协作，影响国家的统一计划……回想起来，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了问题，如市场从58年底就开始紧张，我们也有所察觉，以为是社办工业搞多了影响供应，只是要各地整顿社办工业，而没有追根到底，没有同指标联系起来，因而每当中央、主席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又怕退得太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比较高的增产计划，使纠正这方面的众点错误的时间拖下来。2月1日下午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发言中说：问题开始发生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1959年该省粮食本来没有那么多，而估产则达到160亿斤。在高估产的错误下，产生了高征购。1959年粮食征购33．4亿斤，比正常年景下的征购数(17亿斤左右)增加将近一倍。1960年春，召开的四级干部和党代表会上，粮食产量仍未落实，而且又吹起了一阵浮夸风。由于高估产、高征购，给农民留下的粮食已经很少了，而在某些地方又开展了反瞒产私分，结果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浮肿病、死人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四、产生错误的原因
在各省负责人的发言中，一般都讲到犯错误的主观原因，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脱离群众。也有的提到缺乏经验。辽宁省负责人作自我批评说：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性，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对主席指示学习不够，领会不深。没有把握住主席的思想，顶住错误的东西，非马列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这是最深刻的教训。如果按着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上主席的指示去做，现在的情况就好多了，许多错误可以避免。…其次，我们有争先进、怕落后的思想。形势所逼急起直追，和人家争“版权”。有的提“几天革一个命”，我们就提“一天革几个命”。说“人家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
有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而又把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主观主义的东西变成行动，就必然带来强迫命令，施加压力。广东省的负责人在2月3日的发言中说：在约两年的时间内，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党的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党内斗争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运用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出现了过火斗争；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而这两个恰恰是毛主席思想的精华。几年来丢掉了这两个传统，损失很大……但他认为58年以来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省委沉不住气，有锦标主义；不了解情况，官僚主义，但不是弄虚作假。省委的同志不懂生产，下去了解情况走马看花，只从计算穗粒来定产量，只看好的，不看坏的。在自己的主观上，感到上半年落后了，急于挽回广东名誉，提出“重夺上游”，是患得患失思想的表现。
五、关于“反倾向斗争”
2月6日，某省省委负责人在发言中说：省委在几次反倾向斗争中，是犯有机械过火的错误的。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没有严格区别党内党外的界线，在党内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不适当地采取了机械过火的斗透斗臭的方法。特别是在这次反右派运动中，给一部分基层干部和工人、农民错误地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第二次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将一些实事求是的好同志错误地反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三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机械过火更加严重。第四次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纠正“五风”运动，不适当地把县一级作为整风重点，各县举行的四级干部整风会议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机械过火的斗争，省委工作队所在的县尤为严重……另外，省委当时对于农村阶级复辟的情况和阶级复辟对于党内的影响估计的过于严重了一些，——所以这次整风又伤害了一部分不应该伤害的好同志。中南区湖南各组在讨论中提出，对干部情绪伤害最大的是整风整社运动和反右倾运动。反右倾以后，主要是发展了一股不敢讲话之风，影响了党内民主生活。整风整社运动，主要是伤害了很大一部分基层干部的感情。
关于为什么发生过火斗争的原因，一位负责干部分析了如下3点：(一)片面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的经常的倾向是右倾保守；(二)混淆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把思想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三)对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领会不够。但有的同志仍然尖锐地认为，导致过火斗争的原因是：(一)几年来都是认为右是主要危险，认为“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大家“谈右色变”。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离实际。(二)几年来把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混淆在一起了，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也做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
就60年代人们的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而言，上述这些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是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无疑，它们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和纠正错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如同人们无法穷尽真理一样，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期实践的人们，也难免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带有很大的认识局限性，这种状况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才能逐渐得到改观。七干人大会前后的探索，作为人们向认识长河中真理部分的无限接近，是功不可没的。
尾声
会议的最后两天，分别由总书记邓小平和周恩来总理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仍突出强调了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问题，并把“坚持与否”、“完善与否”的意义提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总理的报告则细密地检查了国务院的工作，并实事求是地报告了国民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他提出精简机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8项克服眼前困难的办法，充满严谨务实的精神。
2月7日，7000名干部开始纷纷踏上归程。此时，他们的心情已同进京的那一刻迥然不同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和疑虑都先后释去，按照中央的方针，在挫折之中重新奋起，已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
1962年的早春天气，为寒凝的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历史已经表明，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为克服困难作出了卓绝的努力，在向自由王国攀援的曲折途中，他们留下了艰辛的足迹。
(李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