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库官又来找骆秉章谈话。既然大人不肯收下这四两银子，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让银号的人都来上缴捐款，每年大约也能收入一万多两。
骆秉章还是没有同意，库官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另想办法。库官们找到骆的一个姓李的同乡当说客。这位李姓同乡也没有兜圈子，只是询问骆秉章想不想收到见面礼？如果肯收，各银号马上会送上门。
所谓的“见面礼”，也就是上级官员刚刚到任，下属官员按照常例前往参拜，大家见个面，算是认识了。见面不能空着手，这样显得不够诚意，所以要带上“见面礼”，以示尊崇。这种“见面礼”也叫“贽礼”或“贽见礼”，或是称“上任礼”或“到任规礼”。州县官员要向自己的上司送“见面礼”，衙役在州县官员刚刚上任时也要送上“见面礼”。与“上任礼”相对应的是“离任礼”，也称之为“别礼”，它是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的。第一次参拜上司要送“见面礼”，平时拜见也要送礼，称为“门礼”、“门敬”，送的礼银称为“门包”。“门包”从字面上理解是送给守门人等随从人员的，但是这项费用的享用者，很多时候并不是官员的随从、家人，而是官员本人。
骆秉章很是好奇，就询问这份“见面礼”的数目是多少？为什么要送自己“见面礼”？
李同乡就告诉他，这份“见面礼”大约有七千两银子。一年中的三个重要节日（春节、中秋、端午），每次都要送七千。他们送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请您在关键时候能够法外开恩，不要挑他们的刺，堵住他们的生财之道。
骆秉章还是不肯妥协，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一项工作，而捐款是银号的一项业务。银号做好自己的业务，有钱赚就接受捐款业务，没钱赚就不要随意接活。骆秉章请自己的同乡转告各家银号，按照规定缴纳成色足够的银子，自己就不会挑刺，如果以少充多，银色低潮，自己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李同乡没有料到骆秉章会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好怏怏而归。紧接着，骆秉章的故交好友纷纷登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都没有收到效果。
在骆秉章看来，稽查银库并不是多么难办的差事，对于一名监察官员来说，这件事不是难在办案上，而是难就执法官员能不能突破权力赋予的灰色章程。这些人希望自己收黑钱，就是想让自己和他们一起来蹚这趟浑水。只有水浑了，才好浑水摸鱼。作为一名监察官员，一旦遵循了这种游戏的玩法，不要说办案，就连自己的身家清白也会搭进去。
骆秉章在银库任职，每个月只收伙食费三十八两银子，并且从一年所得的伙食费中，拿出一百两，给予车夫和跟班，不准他们在银库里索取分文。收银放银，严密稽查。一时之间，名声大噪，他的这些做法让那些库官们无所适从。为了把住收发两关，骆秉章用最原始的盯人法，他搬来一把椅子，就坐在天秤对面，把砝码查核一遍，不给收银员任何做手脚的机会。
骆秉章抓住两大关键。一是发放数目最大的，通常是八旗的钱粮。只要称银时查验清楚，防止多出就行。二是作弊最多的环节是收银。捐款和崇文门的税银，在接收的时候问题是最多的。收银员常常把六七百两或四五百两当作一千两收进来，导致库银亏短。
为了防止收银作弊，骆秉章事先令人打扫银堂。只准银号一人、银库收银员两名进入。一名收银员上砝码，另一名收银员上银子。御史必须当面称兑，不准收银员压秤。如果银两不足，还须添补，只准将银子逐锭轻放；库官用锤子敲秤，必须敲在当中，不准敲在旁侧。
每天让一个人盯着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就像裸眼盯着太阳看。时间久了，就算是火眼金睛也会让人受不了的。即使如此痛苦，骆秉章连眼睛都不敢多眨，生怕收银员趁其不备就做了手脚。对于骆秉章来说，银库监察官的差事除了辛苦，还得罪很多人。关系好的人来缴银，因为他的不徇私情，难免反目成仇。不过，骆秉章的性情温和，往往柔中带刚地就化解了。有一天，乾泰银号的掌柜领着一个人来交银子。掌柜瞅准时机，凑到他身边耳语道：“此人就是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潘世恩大人四公子的亲戚的家丁，想必四公子已经给大人打过招呼了？”
潘世恩是骆秉章的恩师，又是朝廷重臣。掌柜提到的这位潘四公子的确在事前向他打过招呼，说有个亲戚要来交银捐个官做。骆秉章不敢怠慢，连忙吩咐收银员称银。来人要交八百五十两银子。库官称过以后，提议少秤二十五两，按照八百五十两算。
骆秉章虽然心里有数，可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一分都不能少。这件事很快传扬出去，潘相是骆秉章的老师，他都丝毫不留情面，何况是其他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到骆秉章家里来说情了，因为说了也白说。
骆秉章不愿意与库官们同流合污，可是凭他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权力运行所形成的陋规。库官们谋利的手段层出不穷，一个骆秉章又怎能应付得过来。从前银库官吏做手脚，只是在库外截留，截多截少，都是由书办决定。他们一旦发现库内有盈余，便截留解数，在外瓜分。这是多余的款额，对公家造成不了损害。后来出了一个外号叫做穆麻子的库官修改了章程，原本油水很大的书办只能得一笔好处费，收方盈余都归官丁所有，公家究竟亏损了多少，也无从考究。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银库出了贪污大案，朝廷追究骆秉章失察之罪。道光皇帝将其革职，并且罚他赔偿公款。这时候骆秉章虽然已经转岗，补授奉天府丞兼学政一职。由于这个案子的连带效应，骆秉章只好回京接受处罚，当他看到皇帝给自己开出的那张罚单时，他惊疑莫名。惊的是一万二千八百两银子无异于天文数字，疑的是皇帝为什么要给已经离任的自己开出这么大一张巨额罚单。更何况自己在库官任上的清廉是人尽皆知的事，这么的银子什么时候能赔上。
国法无情，清廉如骆秉章也未能逃脱罪责。他在亲戚朋友、门生故旧的捐助下，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才算将所罚的款项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