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索元礼、周兴起一干迎奉圣意求取富贵的酷吏全部遭到了清洗。
如果拿酷吏和狄仁杰、徐有功等帝国官员的不同结局做对比，我们很难用支持者或者反对派来解释武则天的做法。对于那些主动献媚的酷吏，武则天的表现显得过于冷酷绝情，甚至有些兔死狗烹的色彩在里面。
对于狄仁杰和徐有功，武则天从内心敬之重之，以至于有些畏之的。
在利用酷吏打击反对派和唐宗室贵族的过程中，武则天也多次采取适时遏制酷吏、保护朝中才俊大臣的措施。
光宅元年（684年），受徐敬真（徐敬业的弟弟）案株连的秋官尚书张楚金、凤阁侍郎元万顷、陕西刺史郭正一、洛阳令魏元忠等四人被判处死刑。正要行刑时，武则天认为魏元忠等人是帝国需要的人才，特赦改为流配岭南。特别是魏元忠，他是平叛徐敬业之乱的功臣之一，这次徐敬真将他供出来是为了报复，想借酷吏之手将其除掉。
武则天是个惜才之人，死里逃生的魏元忠先后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并最终进入帝国宰相之列。武则天死后，他又在中宗朝得到重用。
武则天最初选择雷霆手段并不是为了打压人才，而是为自己赢得权力生存的空间。开国皇帝在创业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贮备，尤其需要那些忠诚的死士用刀锋为自己冲锋陷阵。对于武则天来说，她的权力之路与那些开疆拓土的帝王并无二致。她虽然不用将四分五裂的疆土重新缝合，可新旧权力秩序的交替，同样需要忠诚的死士为自己开拓权力地盘。对于武则天来说，那些酷吏就是为她打天下的死士。
等到最高权力尘埃落定，武则天的政治策略也随之做出调整。在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有一条兔死狗烹定律。皇帝和功臣由于权力分肥破坏了权力系统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正式权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只有将私人情感因素控制到最低状态，专制权力才能达到最高状态。
武则天与酷吏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开国皇帝与他的那些功臣。武则天登基后，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用酷吏肃清官僚贵族反对势力后，帝国必须及时的走上一条清明的政治轨道。正因为如此，武则天在遏制酷吏的势力和威势方面果断地收刀。她的理由是：“古人以杀止杀，今朕以恩止杀”。也就是说，过去的君王是以杀戮来结束杀戮，而今天她要以恩来制止杀戮。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酷吏的下场，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像武则天这样的非法篡权者与合法继任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获取权力的路径。那些以创业者面目示人的开国皇帝在撕裂和破坏旧的政治格局时，也是非法篡权者。
中国社会存在着两大文化层面，合法继任者是在儒家温文尔雅、充满书卷香气的伦理纲常的上层文化氛围中实现权力交接，虽然中间也有阴谋和手段，但人的尊严与价值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而开国皇帝与则不同，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没有上层文化的那种雅致与悠闲，他们为了权力步步为营，在自我保护的危机感的逼迫之下，道德和良心让位于更为现实、更为精明、更为残暴的手段。所以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篡权者走的是下层文化路线。这种文化往往伴随着破坏、饥饿、抢夺与血腥，优雅的话题不属于它的话语范围。创业者要动用手里有限的资源，将算盘打到最精，将手段用到极致，才能让每一寸资源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等到非法篡权者的权力底座变得牢固之时，他们的身份也随之发生转换，由创业者变身守业者。他们也要在空疏繁碎、悠闲雅致的上层文化的氛围中，将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个性、爱憎和狂想之下。酷吏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武则天这时候的用人标准，残暴与血腥已经逐步让位于天意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