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统筹系统，代表了一种社会精神状态和社会思想倾向，而居于社会领导层面的官员则是这种社会精神状态和社会思想倾向的风向标和领航人，公民道德不仅仅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现代思想的浸染，更受着当时当地官员风尚的直接影响和导播。换句话说，官员道德是公民道德的标杆，要想完善公民道德建设，当务之急是首先竖起和扶正官员道德的旌帜。
重视官德修养古亦如此
官德修养是通过具体的德目表现出来的，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公畏慎勤、清俭和节、仁爱宽恕、平明志友、谦正忍敬、直智实达、淡静藏谨、温恭让学等。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礼义道德的民族，很早就确立了修身正己立德为人之大本的思想。两千多年来，修身正己立德一直是中国人做人处事为官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修身正己立德就是中国人做人处事为官理政的根本。以儒家思想为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不孤，必有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大学》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西汉刘向：道德不厚者，不可使民；东汉张衡：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东汉王符：“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唐太宗：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唐张九龄：“不能自律，何以正人？”唐罗隐：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宋王安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清郑板桥：“种十里名花，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不若修身”；孙中山：“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思想强调的都是修身正己立德的本根作用，也表明，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就一直流淌着道德良知的血液。用《大学》、《中庸》的话说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因此，我认为，做官先做人，修身养性，做一名脚踏实地、胸襟坦荡、诚实正直的人，高尚的高德修养和品德操守，会让人更加淡泊、安宁和祥和。
官箴书是中国古代为官者入仕必读书。在中国古代社会，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到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所以，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希望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官箴书是各级官员进入仕途的必读书。秦汉以后，“官箴书”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规劝、劝诫君王，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尚书立政》“九德官人”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即选拔任用官员，要具备以上九种品德。《周礼天官》“六廉”说。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这六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德行素养。《论语》“五美”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秦《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五善”说。中（忠）信敬上，精（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汉“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说。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汉朝选拔官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晋“中正六条”说。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唐“四善”说。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唐朝选任、考核和监察官员，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明“居官七要”说。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清“居官八约”说。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通过历朝历代对官员的要求，不难看出，官箴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终被放在了重要位置。最主要的几部官箴书：一是宋吕本中的《官箴》；二是元张养浩的《三事忠告》；三是清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四是清汪辉祖的《学治臆说》。
官德修养是通过具体的德目表现出来的，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公畏慎勤、清俭和节、仁爱宽恕、平明志友、谦正忍敬、直智实达、淡静藏谨、温恭让学等。下面列举其中几项，以孝、慎、廉、学为例来说明。孝为诸德目之本，是一切道德心、感恩心、善心、爱心的源头，是一个人塑造其道德人格的起点。“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兽。”“乌鸦有反哺之恩，羊羔有跪乳之德”，孝敬父母，敬养双亲，乃是天经地义的法则。举两个例子：“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子游问孝。子曰：‘今之为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孟子说：“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儒家把不孝敬父母的行为看作是大逆不道，并对这种行为严厉谴责并惩罚。可见，孝敬父母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更重要的是精神心理的层面。儒家告诫我们，对那些“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一定要提高警觉性，因为他一定要个人私利和目的在其中，如吴起杀妻求将、易牙烹子媚主即是。
慎即“慎独”。“慎独”既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更是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慎独就是“不自欺”（陆九渊）、“处世当无愧于心”（袁采）、“暗室不欺”（康熙）。为官者在官德修养中要做到“六慎”：1.慎欲。过度的欲望就是贪婪。要做到“欲而不贪”、“以义制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义以为上”，《礼记》所谓：“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孟子所言，“宝珠玉者，殃必及身”。2.慎微。为官者应注重细节小事，在细微处自律，不能因为事小而放纵自己，“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常怀慎独之心，保持官德的纯洁性。3.慎权。应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能把权力看做牟取私利的工具，不能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看做是为官信条，更不能滥用权力，为所欲为。4.慎嗜好。为官者的情趣爱好，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行为，有时候甚至关系着国计民生，所以，为官者应慎重对待自己的嗜好。5.慎言行。为官者的言行具有表率作用，故应谨言慎行，要言必信，行必果，不可信口雌黄、胡作非为。6.慎始终。为官者应处理好为官之始和为官之终，此为官员人生历程中两个重要转折点，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廉的基本含义就是廉洁自律，洁身自好，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对于为官者是否清廉，不能只“听其言信其行”，而应做到“听其言观其行”。明昌坤说：“世情宜淡，立志贵刚。刚则欲不能出，淡则欲念不起。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寡情少欲是清廉为官的前提。廉洁就像是少女的贞洁，一旦被玷污了，就会终身会留下污点缺憾。
学即学习。我们现在提倡学习型社会，学习型领导干部，“仕而优则学”，要当个好官，就要不断学习。孔子认为，作为一名领导者，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关于学习，孔子还有很多的思想言论，他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矣。”“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最主要途径，学习还要与思考相结合，只学习不思考就会惘然，空思考不学习就是空想。孔子这种活到老、学到老，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对今天的人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把对为官者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这些为官箴言是古代贤哲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严守官德底线，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胡锦涛同志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第一，立德修身。重视道德修养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对道德问题的重视，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党性修养，基础是德性修养，人性修养，没有德行修养，党性修养就是一句空话。第二，以德服众。法家主张靠武力、靠权势让人民服从。儒家则持相反意见，孟子说，凭着强力让人屈服，并非内心真的佩服；靠着道德让人信服，是内心愿意并实实在在地佩服。领导干部只有做到了以德修身，才能做到以德服众。注重非权力的作用，用“道德力量”驾驭权力这把“双刃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道德感召力，真正让权力为社会服务。一般说来，非权力影响比权力影响更为持久。第三、以德为先。在德才关系问题上，德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思想完全被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
在2009年的纪检会议上，胡主席强调说：“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公务员录用的标准是“德、能、勤、绩、廉。”可见，无论是对党员干部还是一般群众，共产党人都非常强调道德修养、道德自律的作用，在德才关系上，要始终把德性修养放在第一位。
中国古代把对为官者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这些为官箴言是古代贤哲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严守官德底线，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品德是为官之基
道德修养在历朝历代都是选拔官吏的首要条件。官德如风，官风正，则民风淳；官风不正，则民风蒙尘。
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非常到位，叫做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淳。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特殊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重要甚至是首要的位置。他们要求官吏既要具备普通社会道德和基本职业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扬清激浊、公道正派、扶危济困等，又应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官德官风，也就是公正开明的权力道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秉公守法等。在他们的理念中，道德是为官的重要条件，甚至是首要条件。这在历朝历代选拔官吏方面几乎是一条铁律。
古代尧帝之所以将帝位禅让给舜，是因为听人推荐舜这个平民贤德，便向四方诸侯之长进行核证，从而得知舜的父亲不正、后母器张、弟弟傲慢，但舜却能用美德感化他们，同他们和谐相处，而且特别能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然后又授予舜一定的官职，从而首先考察他能否慎重地完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最后才真正将帝位禅让给舜。前行后效，当舜禅让于禹时，也同样是看重禹的大德与大功，而大德恰恰排在大功的前面。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此后的春秋，尽管礼崩乐坏，但是齐相管仲还是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并强调“清洁于货”即清廉作为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战国后期的荀子曾主张“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这应该是“德才兼备”用人思想的较早体现。秦朝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独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以德、能、功三方面来考核官吏。《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由此可见，秦朝的官吏守则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到了汉代，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也被置于治国的首位，对官吏的道德素养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居首位的即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光禄四行”即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这跟我们现代“以德治国”的理念如出一辙，不乏一定的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