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讲述，着落在了1931年的9月28日。但是，历史的脚步并没有至此戛然而止，事变及其背后的政治角力还在继续。
自从9月23日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当时吉林的省会吉林市后，日军在东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暂时停顿下来，时间有一个多月。日军本想兵锋直指哈尔滨，把战火烧到北满。可是，哈尔滨是中苏共管的东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北满铁路的总枢纽。冒犯强大的苏联可不是闹着玩的，对此日军参谋本部心知肚明。于是由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上奏裕仁天皇，颁发指挥与约束关东军的“临参命”给参谋本部，以控制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关东军胆子再大，对来自天皇的“临参命”也不敢公然违抗，所以不得不按捺下心中的杀机而另谋他策。这也从反面说明，如果日本陆军中央部真想干，还是约束得了关东军的。
日本人又玩起了纯熟的老套路——策动汉奸，以华制华。这次被日本人选中的是一个叫张海鹏的人。此人出身绿林，是东北元老级的武人，也是一个清廷的忠心孤臣，在他的居室中，常年供奉着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肖像，时而礼拜。在日军的策动下，他宣布脱离张学良而独立，自任边境保安司令，并起兵进犯黑龙江省。
可惜的是，张海鹏虽一心想借日军之势再造清廷，可打仗却不灵。在10月16日的江桥战斗中，他被马占山部击败。
马占山行伍出身，在与土匪作战中打出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他精瘦、光头、黑胡子，常穿黑马褂，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就是这个小个子的光头中国人，令不可一世的关东军首次在东北尝到了损兵折将的滋味。
关东军深知，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是他们一切军事冒险的最大资本，所以他们无法容忍马占山在江桥对日军军威的侮辱。他们决定亲自出兵，公然挑战参谋本部的要求。
关东军开始集结进攻马占山阵地的举动惊动了东京。日参谋本部从11月5日起，正式发出“临参命”，企图制止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是“临参命”却没有达到军令如山的效果，关东军依然我行我素，悍然发动江桥作战。马占山部虽奋勇迎战，并给关东军以出乎意料的打击，但最后在日军的陆空联合攻势下，不得不放弃江桥阵地后撤。
关东军之所以连“临参命”也敢有所违背，除了跋扈成性的传统外，还受到陆军省的支持。陆相南次郎是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当看到被关东军贸然发动的战争搞得不知所措的若礼次郎内阁已是摇摇欲坠时，南次郎竟然要求内阁增兵支援关东军进攻黑龙江。这等于宣布陆军省与政府政策不合，陆相随时可以辞职而导致内阁总辞。12月11日，终于若内阁辞职，犬养毅受命组阁，由主张积极打破华盛顿体制的荒木贞夫大将出任陆相；12月23日，由元帅栽仁亲王顶替持重的金谷范三大将出任参谋总长，日本陆军中央部变得更好战了。
江桥失陷，日军兵锋指向当时黑龙江省的首府齐齐哈尔。东京所担心的国际社会尤其是苏联对日军进攻北满的“强烈反应”并没有发生。“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东京在大喜过望的好心情中，不再提什么“临参命”了，准予关东军积极作战。
马占山不得不面对“上下一心”的日本作战，国民政府除了慰问电和嘉奖令外，不可能给予他任何实质上的援助。12月18日、19日，仅在日军发动进攻两天后，马占山撤出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的省会沦陷了。
在以马占山部为主力的黑龙江抗战中，中国军队死伤约千余人，日军亦伤亡1181人，但绝大多数为冻伤者，阵亡仅103人。
日军在向北用兵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地处辽西的锦州。
锦州位于辽西走廊，依山面海，北宁铁路线由此经过，是控扼关内关外的咽喉要地。沈阳陷落后，张学良报呈南京国民政府，于9月23日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暂设在了锦州，表示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对东北的主权，而这一点，是意欲“领有满洲”的关东军所无法容忍的。可是在当时，进攻锦州却同样是投鼠忌器，因为北宁铁路是英国经营的，那是英国势力范围。于是日本权衡再三，决定不通过地面进攻，而是出动空军对锦州实施轰炸。日军的轰炸从10月8日开始，同时，还撒下所谓《告锦州市民书》，有“服从大日本帝国军之恩威，反对张学良政府”之类的内容。
时间到了12月的中旬，日本内阁转换，陆军中央部开始积极支持关东军进攻锦州。为了避开国际关注尤其是英国人的不快，关东军于12月12日制定了《攻击锦州的方略》，主要内容是以“扫荡土匪”为名，调动地面部队向锦州方向进犯。日军参谋本部又经天皇批准，向关东军增派大批部队，以增加关东军的兵力。
大战在即，国民政府内部又起事端。因奉行不抵抗政策而受到国内巨大压力的蒋介石，在广州方面的挑战面前终于撑不住，只好以退为进，于12月5日宣布下野。本来，广州方面与日本之间也是暗通款曲，可是入主中枢后，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和日本新政府更趋明朗的战争立场，也只有强硬起来再说了。于是12月25日，中央政府给张学良发来了有“积极抵抗”要求的电令，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此时的张学良却心情复杂。一方面，他已从对日本政府会约束日本军队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也使他饱受痛苦、身心俱疲，况且，如失去锦州，日军将荡平东北军在东北最后的根据地，自己又何以立足？另一方面，他深深感到自己已成为错误决策的牺牲品，成为承担“不抵抗”政治罪责的替罪羊，况且，广州方面已入主中央，他们对自己原本就是“欲杀之而后快”的。在险恶的环境下，张学良举棋不定。他曾经考虑到要作抵抗，但因为不摸中央政府的底，而单凭锦州守军是万万挡不住日军的，所以应将尚未拼光的主力撤入关内。但几天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下令守军不得后撤，并令辽宁境内的义勇军扰乱日军后方，要求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军增援锦州。同时，言词恳切地向中央表明抵抗的决心和敌强我弱的态势，要求给予强有力的支援。但南京政府除了以信函的空文虚与委蛇外，一兵一卒也派不出，一分一厘也给不出。
12月28日，日军发起对锦州的总攻击。张学良在面对日军陆空军立体进攻的形势下，为保全军力，决定将部队撤回关内。30日凌晨1时许，从锦州撤下来的东北军的先头部队，就通过了山海关。
此时，对于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而言，锦州战事与其说是军事事件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撤退就意味着又一次不抵抗，其关键是谁来为新的不抵抗承担责任。于是乎，31日新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表示，声称对锦州守军撤入关内一事，中央政府概不负责，而应由张学良承担首要责任。对此，参与锦州保卫战的东北军军官们和义勇军，则以通电的方式，痛陈前线战斗之激烈，历数中央政府的坐视不救。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持，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
1932年1月3日，日军在中央政府与东北方面的口水大战中，没有遭遇太大的抵抗就占领了锦州。此前，有赖于汉奸张景惠明里暗里的帮忙，名为国民政府东省行政特区的哈尔滨，其实已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至此，东北的主要城市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与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对事变的应对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高涨的抗日呼声以及中共坚定的抗战主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置身于黑土地上的中共满洲省委。当这场惊天的阴谋还在策划中时，中共满洲省委则早有警觉。当万宝山事件发生时，满洲省委即明确指出，“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借口出兵满洲的一个阴谋”。事变发生后，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应变措施，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共中央的宣言、决议传来之后，省委和各级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向群众宣传，号召以罢工、罢课、罢市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支援和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并创建由党直接领导的新型的抗日武装——反日游击队，有力地推动了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前夕，在日本的军界和政界某个范围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的话：“七夕之夜，在中国的北平将发生与柳条湖同样的事件。”这说明日本人把自己一手导演的九一八事变，看作是某种屡试不败甚至颇为成功的模式——以自身利益为惟一诉求、以强力为后盾的无中生有的伎俩。当时，在日本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把军事占领局限在中国的东北，中日两国就可以避免战争。而上世纪30年代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也表示过相当类似的观点，所以他们才能如此坚决地不抵抗。可之后的事实却是，想收手的挡不住，想打的、想视而不见的也不可能，自从日本人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一颗破坏力无比的定时炸弹已经被开启，日中两国之间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讲，九一八事变成为战与不战的分水岭，或者说抗日战争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