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峻的现实，地委决定全区党政军干部和部分武装集中起来，参加土改工作组（队），以武装斗争保卫土改。同时，各区确定自己的重点村，点面结合，全面铺开，互相启发和推动，掀起土改热潮。
以“擒”为主的“急性”土改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打垮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摧垮了封建剥削制度。
这次以“擒”为主的“急性”土改，范围较广，面积较大，仅杞县、克威两县就有400个行政村，贫苦农民11233户、44833人分得了土地。在土改中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积极分子，建立了县农会和5个区农会，建立健全了行政村级民主政权98个。实现了村村有农会、民兵组织和基干民兵队，民兵发展到1500余人；有各种枪支500支，妇女、儿童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还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二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中国土地法大纲》具有重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对土地改革运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豫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豫皖苏解放区的一、五地委和冀鲁豫边区五地委及所辖各县委、政府，为进一步搞好土地复查和深入的进行土地改革，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分别召开会议，举办土地改革积极分子和农村干部训练班，认真学习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总结交流土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和培训后，将土改积极分子和农村干部充实到区、乡、村各级领导班子，为深入地、全面地开展土改复查和进行新区土改增强了力量。
各县委、县政府结合本县土改实际情况，在土改复查中，全面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对上段土改中出现的不彻底和贫富不均等问题，本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远补近、填平补齐的原则，进行认真仔细的核查和调整，存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经过1个多月的土改复查和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全解放区土改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战略进攻开始后，由于形势的好转，土地改革全面深入的开展，解放区的逐步扩大，使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基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决定进行整党整风。
1948年春，在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员会统一部署下，一、五地委和所属的克威、杞县、尉氏、通许、洧川、开陈等县先后开展了整党整风。这次整党整风的主要内容是：
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党整风的方法是：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发批判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表现。
同时邀请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征求他们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整党整风的基本目的是：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教育挽救。对于混入党内的坏人，则坚决清除出党。
整党分二批进行。第一批是在1948年2月进行，由地委主要领导和各县委书记参加。上级领导宋任穷、章蕴、吴芝圃、刘子久、杨一辰、纵汉民等亲临指导。
这次整党首先学习毛泽东在华北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晋绥边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级党委有关整党的文件、领导讲话及吴芝圃著的《共产党员的享受观》。然后，对照自己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学习和整顿，与会领导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增强了阶级观念、政策观念和纪律观念。但整党整风中受“左”的影响，处分面较宽。
参加整党的第一批同志大部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虽然以后绝大部分都平了反，但伤害了一些好干部。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太康县支队长宋秀启仅凭个别人的揭发材料就定了“罪行”，予以枪杀，在豫皖苏解放区群众中和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宋秀启才得以平反昭雪。
1948年三四月份，进行了第二批整党。第二批整党主要是以县、区领导干部为主。整党期间，一、五地委分别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央和中央分局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讨论了对纠正“左”倾错误的安排和部署。各县委分别召开了区以上干部会议，结合本县实际情况，认真查找和纠正土改和整党工作中“左”的错误。当时，“左”的错误在本地的：
表现与危害是：杀人过多，无严格控制，一度出现乱棍打死人，“爬望蒋杆”，对地主扫地出门，不给出路的现象。
这样做，不仅基本群众不同情，而且把地主子弟及家属都推向国民党方面，使国民党地方政权、恶霸地主组织的“还乡团”武装迅速扩大，与解放区党政军民对抗，杀害地方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组织路线过“左”。在土改中建立贫农团等组织时，把中农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甚至提出中农不得扛枪当民兵，把多年的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村干部统统踢开，一律换成贫雇农。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多半与老干部关系密切，看老干部无罪受治，很不满意，工作中顾虑重重，放不开手脚。一些新出现的勇敢分子，一时又形不成核心，使党在农村中的威信有所降低，影响土改进行。土地分配政策上表现过“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侵犯中农利益，有些地方不仅“均”了中农的土地，而且分了他们的浮财，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工商业者的利益。对他们按土地算剥削帐，浮财被分，还打击了一部分大的工商业者。如驰名全国的杞县莫家酱菜作坊被捣了，几百条酱缸被打烂。整党中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处于战争环境，党的政策不够完善，在小农经济基础形成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县、区、乡各级干部中还严重存在。
在整党中，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地、县委逐级传达贯彻上级纠“左”的文件和指示精神，主要负责同志作检讨，主动承担责任，不上推、不下卸，并向被错误批判受伤害的干部和群众道歉。5—9月间，又先后进行几次整党，查挖地富思想、注意克服工作中“左”的情绪，纠正前段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打击工商业者，杀人过多等“左”倾错误，消除“左”倾错误影响。虽然因战争频繁，使整党工作时断时续，但通过整党统一了认识，纠正了工作中的问题，加强了党的建设，推动了参军参战、支前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文韬武略毛泽东一语定乾坤
1948年3月23日正午时分，陕北吴堡县川口渡口有一叶扁舟，浮上黄河，如飞东进。其时正值北国春晓，冰雪消融。高舟行走在万朵浊浪之上，顺风快帆，转眼之间，便已到山西吕梁山下。
船泊东岸，从船上走下一个人。那人身材魁梧，器宇轩昂，言谈举止洒脱，有吞天吐地之志——正是名震苍穹的中共领袖毛泽东。那时节，毛主席年仅55岁，年富力强，雄心万丈，刚在黄土高坡指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杀奔中原，成功地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大幕，便又奔赴晋察冀解放区，更为直接有力地领导和指挥全国战争。
4月13日，聂荣臻司令员将毛泽东一行接到晋察冀军区大院，并把自己住的两间房子生上炭火，让给毛泽东。毛泽东紧紧握着聂荣臻的手，大声说：“荣臻啊，延安一别，就是几年呐。”聂荣臻也深情地说：“主席好啊，我们都想念主席。原来，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聂荣臻便在毛泽东麾下征战，那时他当政委，和军团长林彪一起指挥红军一军团。后来，一军团改编成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开赴华北抗战，还是他和林彪统率。直到打了平型关大战，才奉命一分为二，率领几千人马，坚持在五台山抗战。不几年，便在敌后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实际行动，模范地实践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政权的战略思想。为此，毛泽东曾经称赞他是当代鲁智深。毛泽东说：“前有鲁智深，后有聂荣臻，聂荣臻大闹五台山，闹出一块抗日根据地……”如今，将帅久别重逢，恰又值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禁不住感慨万端。当天晚上月朗星稀，毛泽东要了点酒菜，与聂荣臻边饮边谈，谈土改，谈反攻，谈历史，谈未来，谈东北、华北、西北、中原诸战场，谈了整整一个通宵。毛泽东越谈越高兴。最后，他向聂荣臻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大胆设想——继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他还要派十万雄兵下江南。
聂荣臻一下子便被这个宏图大计吸引住了，他紧盯着毛泽东炯炯有神的双眼，感到最高统帅真是胸藏百万大军，高瞻远瞩，绝非常人可及。
江南是革命的发源地，是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摇篮。广州、上海、武汉、南昌、井冈山、瑞金，在一片片金色的故土上，哪里没有共产党人通红的鲜血，哪里没有同志、战友、亲人的忠骨和英灵。谁都知道，共产党人在江南干出了多少轰轰烈烈的业绩。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大败，红军便离开了生养他们的亲娘般的故土，一别就是十年。如今广袤肥沃的江南，早已成为蒋介石军队的纵深大后方，蒋介石把稠密的人口和丰饶的物产，年复一年，逐一掠来，敢在罪恶的炼丹炉里，烧成兵和卒，做成枪和炮。然后，便把他们装在战车上，一次次驱赶着他们向北进攻，践踏破坏解放区的土地。
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
其实，早在抗战后期，他就曾派王震将军率领能征惯战的三五九旅一部奋勇南下，开辟湘粤赣根据地。不幸，由于形势变化太快，这一设想未能实现。但毛泽东对江南依旧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到1947年，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在蒋介石家门口放了头一把火，烧得蒋介石手忙脚乱。这时，毛泽东的目光便越过大别山，又一次望定了江南。他想在江南，也就是在蒋家大后院再点一把火。1947年7月，在打给陈毅的一封电报里，他命令叶飞、陶勇两个纵队积极备战，争取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时横渡长江，向闽浙赣突击前进。然后，在那里纵火烧天，烧蒋介石的屁股，看他怎么办！
这确是一着妙棋。如果当时有足够的兵力，那么，把这么两个纵队抽出来，甩过去，1947年的蒋介石就不光前面焦头烂额，后头也得火烧火燎，甚至要燎起一连串的水泡！可惜的是，当时刘邓大军在中原打得太苦了，以长途跋涉减员过半无后方依托之师，与十倍于己的强敌在人家门前厮杀，纵有勇猛的陈赓大军从右侧辅弼；力量似乎仍嫌不足，甚至仍存在着被逐回的可能。
在此严重态势之下，毛泽东权衡再三，只得再次放弃了下江南的构想，改让陈粟统领华东野战军六个纵队（包括叶、陶两个纵队），以志在必得之势浩浩荡荡，挺进中原，与陈谢遥相呼应，协助刘邓，扎根大别山。
毛泽东二图江南，虽然未曾实现，但决心依旧，坚定不移。因此在陈粟大军进中原之后，他还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物色精兵悍将，准备在适当时机过江，吸引国民党军南返，以巩固中原战局。
三军联战中原，等于是把一杆丈八蛇矛枪死死地抵在蒋介石咽喉之上。无论如何，蒋介石是要拼命拨打的。果然，1947年12月，蒋介石召见白崇禧，叫白以国防部长之尊，带兵70万，驱逐刘邓大军出大别山。
白崇禧十分善战，他一生共有俩绰号，一曰小诸葛，是国民党封的，一个叫战神，是日本人送的，其军事声望由此可见。于是，大别山地区顿时紧张起来，国共两军扭打成一团，中原战事呈胶着状态。
怎样打破僵局？毛泽东站在西北，俯瞰东方，冥思苦索。他和周恩来、陈毅（陈于1947年12月来中央汇报工作）最初商定，刘邓在山里分散坚持，打小仗，保存实力，粟裕并陈谢则在山外大打出手，声援刘邓。如果不行，就从山东调许世友南下苏北，威胁京沪，直戳蒋介石的心肝肺。
上述部署发出之后，是否就一定能打破僵局，是不是还有更激动人心的妙算呢？于是，顺理成章地毛泽东便又第三次想起了兵出江南这着棋。他决定遣一员大将，统兵十万，以类似于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势，劈开长江，杀过江南。
1月27日，他向粟裕连发两电，下达任务。
这就是毛泽东来到晋察冀后，头天晚上就向聂荣臻司令员披露的一个极端机密的尚带有讨论性质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为什么在赫赫战将之林里，选定粟裕挂帅南征？说来话长。粟裕是湘西人，据说身上有英武的苗人血统，自幼倒背《三侠五义》，非常崇尚展雄飞等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所作所为，曾立志要做湖南剑客。所以，从五岁起便每日刺枪使棒，练功练得浑身是汗。七岁上便在腿部绑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专门上街打抱不平。有一年竟和同学们一道，打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排。粟裕投奔革命之初，即入由叶挺当师长的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当班长，这当然是很幸运的事情。叶挺将军作战勇敢，谋略过人，北伐时一路冲杀，过关斩将，竟打出了一个“铁军”的美名。粟裕在这座大熔炉里千锤百炼，先是随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紧紧追随朱德、陈毅艰苦转战，一路打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从此在朱毛大旗下学政治、学军事、学打土豪、建设根据地等革命本领，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终于从土兵成长为将军。1933年起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协助寻淮洲、方志敏为北上抗日而厮杀。失败后，他率残部九死一生，坚持山地游击战，直到加入新四军。从此他如鱼得水，协助陈毅军长打韦岗、战黄桥，尤其苏中七战七捷和孟良崮灭敌七十四师，那仗打得石破天惊，向普天下展示了他的大将之才，引起国共双方统帅的密切关注。
很显然，遣这样一员大将南下，在毛泽东心目中，不管是论天时，论地利，还是论人才，都是再合适不过了。毛泽东澄有忘记主力红军长征后，粟裕在江南三年游击战中的卓越表理，更没有忘记他和寻淮洲、方志敏等孤军远征的非凡经历。毛泽东尤其不能忘记的是解放战争以来，粟裕独当一面，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大将之才……
1月27日，毛泽东向粟裕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研究有三个方案，即：
一、休息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息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1948年秋季再行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