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冬，集总情报站派曾洁光、张以成两次到该部与张绍儒、朱广仁接谈，进行党的政策和形势教育。经过工作，张、朱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秘密为共产党工作。1946年初，情报站长郭有义和曾洁光、张以成又一同到兰封县该部驻地，同张、朱会谈。双方议定，曾洁光、张以成到该部任编外副官，派马良到该部任电台译电员。同年3月，经郭有义、曾洁光介绍并报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批准，接收张绍儒、朱广仁为中共党员。接着先后在中下属军官和骨干士兵中发展一批党员。经上级批准，在该部成立以曾洁光为首的中共领导小组，负责党在该部的领导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不断对豫东解放区进行“围剿”。保五团地下工作者，为了将“围剿”计划及时通知冀鲁豫第六地委和军分区，经联系商定，由冀鲁豫军区三十团政治处组织股长袁立荣进入保五团，专门负责分区与保五团的联络工作。此后，国民党军对豫东解放区的多次“围剿”，凡国民党军让保五团参与的“周剿”，军分区都因事先从保五团获得及时而准确的情报做了准备，处于主动地位，能够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保五团党的地下工作者利用工作之便，搜集了国民党军在豫东及陇海路沿线的兵力部署与动向及开封城防情报，并在兰封，民权先后建立了三条交通线，为刘邓大军在陇海路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还为豫东解放区输送和购置各种子弹20多万发、炮弹千余发、迫击炮、机关枪数十挺（门）和手摇发电机、电池、药品等大批军用物资。在解放区军民的反“围剿”中、保五团还暗中配合豫皖苏军区部队先后歼灭河南省第一、二保安团、杞县保安团、陈留保安团等6000余人。该部实际上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地下武装。
1946年5月1日，开封各业工人千余人在人民会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封《中国时报》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社论。社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里，资本家一切经营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因之，对于劳动力，往往也只视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只要能够多赚钱，不惜尽量的剥削，无限的压榨，而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地位。劳工阶级为了争取生存，为了要求合理待遇和人的生存权利，只有联合一致，来和资本家对抗。”在五一节期间，各业工会向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交涉，给开封失业工人发麦粉6万斤。
1947年5月1日，开封各业工会70多个单位五六千人，在河南体育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开封邮务工会评剧团还在醒豫舞台举行公演，开展庆祝活动。
同美国资本家的斗争，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均在河南省设立分署，两署合并办公，由美国资本家操纵着救济总署大权。联总河南分署汽车总队有职工约400人，其中汽车司机六七十人。1946年12月，汽车队实行内部紧缩，宣布解雇工人20余人，遭到工人们激烈反对。中共晋冀鲁豫开封工委派在汽车队任队长的地下党员薛范领导工人同美国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最后为所有被解雇的工人每人争得一个月工资的遣散费。1947年春，联总河南分署要取消汽车司机的津贴费，工人们在地下党员组织发动下，汽车队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美国人声言：不上工不发工资，还要送宪兵队。但工人们不怕威胁，继续坚持斗争。罢工持续两周，积压的货物运不出去，美国资本家只好答应工人们的要求，宣布不再取消司机津贴费。斗争取得了胜利。
制馍业工人斗争
1947年9月，中共开封工委派地下党员崔士学在制馍业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筹备建立公会。当时开封制馍业工人约有一千二三百人，生活困难，更无政治地位，动辄被警察敲诈勒索，稍有不满，即被关押禁闭，甚至遭到倾家荡产。警察局还规定，禁止卖馍者在大街进行叫卖。经过崔士学鼓动串联和以军统特务公开身份奔走联系，征得有关当局同意，于12月15日，正式成立开封制馍业公会，崔士学任理事长。地址设在曹门里东二道街4号。制馍业公会先后发展会员700多人。
广大制馍工人在公会领导下，团结一致，经过多方面顽强斗争，打掉了警察的凶恶气焰，争取了在大街通行叫卖的权力，收回了被蒋军强占的作坊和千余斤馍的欠款。
1945年12月创刊的开封《中国时报》，原是一家由进步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为主的民办报纸。后经中共冀鲁豫开封工委派人接触、考察了解，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发展该报社社长郭海长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城工部直接领导，单线联系。并派李铁林到该报社以编辑和记者身份为掩护进行工作。同时，中共汴郑工委、中共冀鲁豫六地委开封支部都先后在报社开展工作。《中国时报》实际上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挺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政策的一块阵地。该报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抨击时弊。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1月28日，《中国时报》转载了《文汇报》刊登的《中共代表团16日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全文；1月29日，该报就政治协商会议发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社论；2月2日，发表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全文。接着，从2月8日到17日，该报就《和平建国纲领》的内容连续发表《论和平建国纲领》等10篇社论；
2月18日，就政协代表在陪都大会场上遭毒打一事，发社论《保障“自由”实现“民主”》。
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中国时报）连续发消息、发社论，声援学潮。5月3日，河南大学教授决定罢教，5日该报就发消息《希望生活下去河大教授罢教了！》6日，发社论《从大学教授停教谈起》。社论呼吁希望政府早有通盘计划，从根本上解决问题。8日，发社论《为公教人员生活打算盘》，呼吁希望政府早有紧急措施，使公教人员生活得到最低限度酌保障。18日，河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声援教授，宣布罢课，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全校选出以卢治国为首的12名代表赴南京请愿。20日，为河大学生赴京请愿事，《中国时报》发表社论《送赴京请愿代表》。22日，就各地罢教、罢课、请愿、游行日益发展的情势，该报发社论《正视学潮》。社论指出：“希望政府当局体察学生心情，正视人民生活的危机，以大智大勇的精神谋取和平民主的实现。这样一切学潮就不解决而自解决了。”5月30日，就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学潮逮捕河大学生多人，该报发社论《河大不幸事件应宽大处理》，呼吁社会各界行动起来营救被捕学生。
《中国时报》的正义呼声，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报复。在6月1日全市第二次大搜捕中，《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总主笔赵海琛、副总编辑孙良田、梁建堂、采访主任李崧灵等4人以煽动学潮罪名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民权新闻》编辑主任刘世明、《工商日报》李军泗、《力行日报》主曼洛等3人。经过地下党组织活动和各报社社长联名具保疏通，被捕的7名新闻界人士于6月10日获得释放。
打入联合国救济总署河南分署任英文翻译、行政帮办的张振亚在工委领导下，利用工作之便，开展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对外报道有关国民党统治区黑暗、腐败的同时，宣传共产党解放区的民主、光明，还侧重编发国民党军队溃败、共产党军队大捷等消息，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与欢迎。在5月学运中，张振亚写了一篇《金鸡叫了》的中英文报道。英文稿寄《密勒民评论社》，中文稿寄上海《文萃》杂志社，由于言辞过激，稿被退，为特务查获。
张于1947年12月以共产党员嫌疑罪遭到反动当局逮捕。
他在狱中立场坚定，巧妙斗争，说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过问政治，始终未暴露身份。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决定堵塞黄河花园口决堤口门，让黄河水回归故道。这一决定表面上是为了解除冀鲁豫、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灾难，而实质是企图“以水代兵”，水淹冀鲁豫解放区军民，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
黄河故道断流已有8年之久，河道淤积严重，河床内新建村庄1700多个，居民达40万之多，沿黄河两岸有2000余里的旧堤坝破烂不堪，急需修补。如使黄河重归故道，必须先复堤，后放水。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死活，于1946年1月片面作出了黄河归故，限两个月完成堵口放水的决定。2月，国民党政府黄委会在开封成立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3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事先未与解放区洽商的情况下，于花园口破土动工，正式进行堵口工程。
此时，中国共产党为了解除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灾难，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但坚决不同意国民党政府在下游未复堤的情况下就先堵口。为此，在冀鲁豫区党委、行署领导下，成立了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积极准备复堤。同时，抗议国民党政府不与解放区洽商就堵口，申明冀鲁豫区关于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3月3日，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堵口复堤工程局局长赵守钰等人，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前往新乡会晤了正在进行巡视的军调处执行部三方领导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商谈了有关黄河堵口复堤问题。军调处决定各方派出代表谈判，以求合理解决。随着黄河归故工程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三方代表举行了一系列谈判。
1946年4月7日，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代表、中共代表（冀鲁豫解放区派出的）、联总代表、行总代表等在开封经商谈达成了初步协议（又称《开封协议》），主要内容是：关于堵口复堤推进程序，议决堵口、复堤同时并进，但花园口合龙日期须俟会勘下游河道和堤防淤垫、破坏情形以及估修复堤工程大小而定。关于施工机构问题，议决直接主办复堤堵口工程的施工机构本着统一合作原则，由国、共双方参加人员办理。关于河床村庄迁移救济问题，认为河床内居民之迁移救济，原则上一面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拟具整个河床内居民迁移费预算专案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核拨，一面由马署长（行总河南分署署长马杰）及范海宁先生分别向行总、联总申请救济，在中共管辖区内河段由中共代表转知当地政府筹划救济，所有具体办法，仍俟实地履勘后视必要情形再行商定。协议还就共产党方面协助工程进行办法和招工、购料、运输、工粮发放问题作了规定。
《开封协议》达成之后，黄委会委员长赵守钰、总工程师陶述曾、美籍顾问塔德等多人在冀鲁豫行署代表陪同下，于4月8日由开封出发，赴黄河下游勘察，历时一周。
4月15日返抵菏泽，当日下午7时，黄委会赵守钰、陶述曾、左起彭、孔令容、许瑞鳌、冀鲁豫行署段君毅、贾心斋、罗士高、赵明甫、华夫、成润，渤海区政府代表刘季清等举行了黄河问题座谈会，经商谈达成了包括复堤堵口问题、河床内村庄救济问题、施工机构问题、交通问题、币制问题等为主要内容的《菏泽协议》。
《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一签订，解放区就准备制定具体执行计划。但是，在协议签订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出了“黄河下游复堤工作两月内进行”的消息。4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又发表消息说：“倘秋汛期前不能完成堵复全部工程，政府方面实不能负其全责。”显然，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要置《开封协议》、《菏泽协议》于不顾，在大汛前的6月底堵塞花园口口门，放黄水归故道。
此后，经过冀鲁豫解放区代表与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一再交涉，先后又签订《南京协议》、《上海协定》等。但国民党政府一再背信弃义，一方面派军队疯狂向解放区进攻，一方面抢夺解放区原有的治河物资器材及工粮，妄图破坏复堤工程的进展。
为粉碎国民党政府的阴谋，1946年7月19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偕成润、王笑一等飞临开封。在开封，周恩来等乘车视察了花园口黄河堵口工程，会见了冀鲁豫解放区负责人张玺、段君毅及冀鲁豫区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等，并征求了意见。翌日，出席有各方代表参加的黄河问题座谈会，在会上没达成任何协议。到7月21日，周恩来离开开封返回上海。在上海，同国民党代表蒋廷黻、美方代表福兰克芮签署了《协定备忘录》，决定9月中旬左右重新进行堵口。
经过黄河归故谈判的斗争，推迟了堵口时间，赢得了复堤自救的时机，保卫了沿黄故道数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得到必要的工程粮款，从而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兵、水淹解放区的阴谋。
三、反围剿解放区越打越大
豫东解放区是晋冀鲁豫解放区同华中解放区联系的通道和枢纽，也是冀鲁豫区南端之屏障，国民党军一直虎视眈眈，企图控制这一地区。在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部署中，首先是围攻我中原解放区，进而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因而，敌我对豫东地区都非常重视。因此，豫东解放区成为停战令公布后未停战的地区之一，国民党的进攻从未停止过，妄图一举消灭豫东人民武装力量，控制这一广大地区。
国民党军队为达到消灭豫东解放区而后进攻华北解放区的目的，进一步策划了在夏季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为此，在新乡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大肆造谣，制造口实，不承认豫东解放区。国民党当局的造谣尽管遭到中共谈判代表有理有据地驳斥，但是，国民党军队对豫东解放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的部署照样紧锣密鼓地进行。
1946年5月上旬，冀鲁豫第六军分区杞通独立团在睢县西部榆厢铺附近睢杞公路上，截获国民党军队传递商丘指挥部的《关于豫东地区团队配合国军清剿水东杞、睢、太、通匪军计划》。两天后，克威县民主政府得到驻杞北阳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第五团地下党员张绍儒送来的同样一份作战计划。5月7日送交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分区马上上报军区，军区又转呈了新乡谈判组。从两份作战计划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队对豫东解放区的第二次进攻，即所谓第二次“围剿”部署已全部完成，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
1946年5月10日，新乡谈判小组接到中共代表关于国民党军队将于5月11日对豫东解放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的报告，立即决定由美方代表潘兰脱中校、中共代表李静宜上校、国民党代表李守垣少将组成小组，于5月11日赴豫东解放区视察调处。中共代表在向新乡谈判小组报告的同时，还明确提出：如果国民党进攻，造成的一切不幸事件，应由国民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