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类学校提出的教学体制改革方案数不胜数，但就其基本点来看，与以上所说几种方案大同小异。关于学制，各高校在“学制要缩短”的总方向下，各自提出了一些设想。如河北大学提出理科3年、文科2年(外语系3年)。1971年江西省委在讨论“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决定：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制为2年，井冈山大学2年，医科大学3年，理工科大学2～3年，药科学院2年，冶金学院2～3年。课程时间安排，根据清华大学等的经验，各校普遍地确定授课时间的比例为：政治、劳动、军体课占授课时间的40％，业务课占60％。
中小学教育革命开展得比较早，但教学体制的改革却因缺少权威的典型而呈现出多样性、地域性。九大以后，一些中小学的“教育革命”经验陆续见报，使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逐渐有所遵循。其中，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比较系统，提出了农村中小学体制改革的模式。这个《大纲》提出，农村中小学设置，应以“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为原则，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公社办，或分片设点，或大队联办，有条件的地方也可由大队单办；学校经费实行民办公助；农村中小学实行9年一贯制，学年分段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县、社可办一些社来社去的农业技术学校，普及农技知识，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打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入学年龄的限制，废除旧的考试、留级制度”，允许政治思想好，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跳级；农村中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生，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烈军属子女入学；为了便于国家的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大体以春季作为学年的开始；农村中小学生毕业后，主要是面向农村，等等。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高度评价了这个《大纲》，认为“它为今后农村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支持、拥护这个《大纲》的文章和来信。梨树县的经验，不仅成为农村中小学改革的权威典型，也成为城市中小学改革的重要依据。
关于中小学的学制，当时各地的做法也很不一致，即使在同一地区，也往往存在几种做法。1970年初，兰州市中小学试行的新学制的类型有：五年一贯制(小学5年毕业)，7年一贯制(小学和初中合并，毕业后达到初中程度)，9年一贯制(小学、初中、高中合并，毕业后达到高中程度)。中学实行4年一贯制(初高中合并)或2、2分段制(初中2年，高中2年)。兰州市革委会教育革命组认为，根据一年多来的实践，城市中小学还是分开办好。天津市革委会的看法是，目前天津市中小学学制为9年一贯制(5、4分段)，为了使学生毕业后有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拟将全市中小学学制改为10年制。其中，市区中小学为5、5分段，郊区中小学为5、3、2分段(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北京市二十三中提出，中小学实行4、4制，即6周岁上学，小学4年，中学4年，到14周岁中学毕业后，用2年时间或去农村种田，或去工厂做工，或去连队当兵。2年后再由国家统一安置，或参加工农业生产，或参军，或上大学。
在清华大学等经验的带动下，在前一段“教育革命”的基础上，全国各地各种类型的学校也都纷纷拿出了各自教育体制改革的设想和经验，山东省一个县创办了“五七”红专学校。该校在总校下设工业、农业、林业、卫生、教育5个分校和28个教学点。其中，工业分校由县工交革委会负责，在几个工厂里设5个教学点。农林分校在县农场、林场设教学点，卫生分校在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设点，教育分校则采取集中和分散(轮流到公社)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教学。学制暂定为3个月至半年。学生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实行队来队去。在学校学习期间，由生产队按同等劳力记工分，工种差额部分由国家补助，学习中实行边干边学。福建省某县创办的“五七大学”中，共分工业、农林、医疗、师范、财经等5个系，下设化工、水电、文科、财会等10个专业。其中除财会专业是短期训练班性质外，其他的学制分别为1～2年。该大学没有固定校址，工业班办在先进工厂，农业班办在先进社队，医疗班办在医院和先进的合作医疗单位，水电班办在水库和电站工地。教员除少数抽调的专业干部外，其他均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技术、医务、财会人员和中学教师授课。学校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学生主要来自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在职人员和知青，实行社来社去。
清华大学等校的经验发表之后，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掀起了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办起了几所校办工厂。这些工厂具有一定规模，有一些比较像样的厂房和设备，有一些工人技术骨干，生产一些比较正规的产品。大学的农场原是安排下放教师和干部的，现在又被发展成为学校的学农基地。中小学所办工厂，农场规模小，数量大，至1970年8月，黑龙江省10000多所中小学已有85％的学校建立了学工、学农基地，有校办工厂、生产组9000多个，农场12000多个。南京市133所各类中学已办起各类工厂79个，正在筹建很快可以上马的有49所。至1971年上半年，南京市已有87％的学校办起了工厂和农场，生产513种产品。苏州市90％的中等学校办起了小型工厂、作坊，生产多晶硅、平面高速开关、晶体三极管等60多种产品。北京市271所城区中学已有253所办起了工厂或小作坊，生产机械、电子、化工、印刷、木工等方面的产品500多种，1970年产值达800多万元。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师生于1970年4月办起了“五七”小作坊。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这个小作坊建立了木工、缝补、修鞋、理发和勤工俭学(为校外工厂加工纸盒等)5个组。与此同时，学校开设手工课(每周2节)，把“缝缝补补”搬上了课堂。小作坊为学校修理了桌子、椅子，为同学理发、手工缝衣服、书包、袜子等。
在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的过程中，转变学生思想、改造世界观被放到了首要的位置。陕西师范大学在一篇文章中说：
“在下乡下厂中，首先强调‘专业对口’还是首先强调‘思想对口’，这实质上是教育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同志思想上的反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首位，只有首先解决了‘思想对口’的问题，才能说的上真正的‘专业对口’。”
北京一中在兴办电子工厂时提出：
“从教育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校办工厂不仅是生产车间，更重要的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进行教学的场地。在学工中，要始终突出政治思想教育，根据学生生产劳动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学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进行阶级教育……”
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校办工厂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课堂，斗私批修的战场，锤炼忠于毛主席红心的熔炉。”
除了放在首位的政治任务外，校办工厂还必须密切结合学校的教学任务，特别是物理、化学、数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一些学校把这些课程搬到工厂去进行教学，由工人、教师、学生共同备课，进行现场教学，“即要加深学生对工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又要提高学生对生产技术的实际操作能力，使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方法为学校教学开辟了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新途径。除此之外，校办工厂、农场还被赋予这样一种使命；即根据国家需要和实际可能，进行少量生产，力争在几年内做到经费自给和粮食部分自给，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
这场关于教学体制革命的讨论和试验，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得到了权威性的概括和进一步的发挥：
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统筹规划，组织好厂(社)挂钩，使学校与社会互相促进。校办工厂(农林院校的农场)应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结合教学和科研，以小型为主，既有一定批量生产，又要搞研究试制。防止贪大求全，片面追求科研生产指标的倾向。名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应把校办工厂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配备一定数量的固定工人，并认真解决劳保福利等问题。要重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开展科学研究。
这种教学新体制自确立后，中间几经周折，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当然这时它已被打了很多折扣。从总体上看，这一体制是“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产物，它的基本点都是“左”的或极左的，它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鼓吹极左思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统帅、推动学校的教学工作，以学校为阵地迫害知识分子，打击一大批从事教育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攻击周恩来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它歪曲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用所谓“厂带专业”否定以教学为中心，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它篡改、歪曲毛泽东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论，把直接经验等同于实践，把实践的决定作用歪曲为人们必须事事直接经验，从而否认书本知识和学校课堂教学的重要性，用“干啥学啥”和以干代学取消了学校的基础教育，等等。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中也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学校中就已采用并取得成效的方法，如开门办学、厂校挂钩、下乡下厂等等。但江青一伙却把它们当作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最新发明，并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旗号下，把它们发展到否定课堂教学、否定“以学为主”的荒谬地步。他们歪曲了毛泽东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把大学降低到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实际上取消了普通高等教育。
很快，这种体制内在的脱离实际、压制知识分子、违背教育与生产规律的问题便暴露出来。自1970年底以后，许多学校反映，由于校办工厂属非生产部门，原材料供应因未列入计划而往往得不到充足供应，难以维持正常生产。一些中学反映，校办工厂往往满足不了学生学工的需要。如北京市中学校办工厂规模一般为四五十人左右，而北京市中学学生大多在千人以上，一般学生要2～3年才能轮到学工一次，而到工厂去劳动的学生，往往由于所需劳保用品，粮食补助，住房等问题不易解决及工厂要考虑自身生产任务等因素，工厂不太欢迎，不愿接待。就是到了工厂，也因无法操作机器而只被当作劳动力使用，达不到厂校挂钩、厂带专业的目的。特别是这个体制内在的排斥文化知识、贬低课堂教学的倾向，更是受到广大师生越来越明显的抵制，1972年起，各种各类的学校普遍开始强调以课堂学习为主，以书本知识为主。那些不顾客观条件、违背教育规律、轻视理论学习、简单化、绝对化的开门办学的作法和形式实际上已被程度不同地打了许多折扣，有的也只是徒具形式。许多学校和教师提出，学生的升留级和毕业，在政治上、文化上要有个标准，不能一刀切，不分好坏全部升级，全部毕业，这样做不符合学生目前的客观实际。他们认为，在学生的自觉性还不是那么高、学习目的还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还应保留升留级制度和对学生的一定考试制度。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提出，进一步提高质量的问题值得认真注意，要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会议指出，理科的基础课一般宜单独设课，系统学习，基础知识面要适当宽一些，保证必要的教学时间；文科要使学员在实践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外语院校要加强基本功训练；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贯彻“双百方针”；理科要加强理论研究，抓紧实验室、研究室的改造与建设，等等。会议提出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广大师生的迫切要求，部分地否定和纠正了教学体制改革以来的“左”的或极左的错误。
1972年7月3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杨振宁时，表示赞赏他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和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会见时在座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提倡一下理论”。他对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认真地考虑了周恩来的指示，7月20日，他给周总理写信，汇报了自己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为此，周总理写信给郭沫若、刘西尧等人，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完了”。此后，周总理又多次指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指出“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针对教育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周总理指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他还提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提高”；“大学毕业生不一定100％的回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光明日报》1972年10月6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应予足够的重视。”周培源的文章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广大师生的衷心拥护。
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问，教育界中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又受到江青等人的猛烈攻击，被诬为“右倾”、“复辟”、“修正主义回潮”，一些极左的做法再次抬头。
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