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招生时，因学生来源广、各级领导比较重视。知识青年上学要求迫切等原因，各院校从农村招生比较顺利。而从工厂招生却遇到了麻烦。一方面，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当时大部分是工厂骨干，工厂不愿放。另一方面，一些青年工人不愿上大学，认为上大学有“三个划不来”：政治上划不来，由领导阶级变成了“再教育”对象；经济上划不来，由30～40元的工资变为19．5元的生活费；生活上划不来，找对象不能结婚。一些大工厂技术力量强大，对送工人上大学不热心。一些小工厂、新建厂急需培养、补充技术人员，但因新工人多，选不出多少符合条件的学员。对此，各院校建议，为保证招收符合条件的学员，最近两三年应多从上山下乡2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新学员。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文化、科学、知识在狂暴的大批判中遭到了空前的贬抑和亵渎，知识分子也不再因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教条呆板”而仅仅受到轻视和嘲讽，而更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和歧视，以至一度普遍被戏称为“臭老九”。但是，很难说这些政治狂涛表面奔腾飞溅的泡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意蕴和本质，更遑论中国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类的文化传统了。这样，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矛盾画面：一方面，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人们迫切希望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条无需考试的“捷径”，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走进大学校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场奇特的竞争中，权力和关系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人们是怀着很不相同的动机投入到这场竞争中来的；有人是出于对知识、文化的热爱和渴求；有人是看准了学历对仕途和特权必不可少的装饰作用；有人显然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关读书人高雅地位的思想所支配；有人则仅仅是为了一些极为现实、琐屑的利益——脱离农村，挤进工薪阶层和城市户口的队伍，摆脱沉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尽管这在当时口头上被说成是最崇高、最革命的)。这些由各种各样的动机汇合而成的强烈的进大学门愿望，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新招生制度相结合、很快在全国造成了一场持续多年，手法多样、影响深远、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新事物”——“走后门”。
1970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走后门”的问题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1971年以后，“走后门”已成为招生工作中一个十分普遍、严重的问题。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堂而皇之、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以及亲朋好友、上级下属的子女送入大学，权再大一点的，则要把子女送入好大学、好专业……
招生工作中明目张胆、相当普遍的“走后门”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强烈的不满。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出：
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违反招生规定的予以制止纠正，如今后再有违犯规定的，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通知》下发后，并没有对招生工作中的“走后门”现象起到多少遏制作用。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给福建省李庆霖的复信中也曾对“走后门”问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深深的忧虑。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学员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该报在编者按语中指出：钟志民“自觉批判了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错误，从而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编者按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组织高等学校干部和师生认真学习”。在此之后，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揭发，追查“走后门”上大学的问题，一些“走后门”进大学的学生要求退学，一些“走后门”、“开后门”的领导干部作了检查，这次反“走后门”运动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尽管它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处理了一些具体问题，但不久就不了了之。
自从实行新的招生制度以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反复强调、“走后门”之风却一直屡禁不绝。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这个顽疾才像被一双无形的、但却是有力的手制服了。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道德感化，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而是制度，一种曾被当作“封、资、修”去打倒的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制度。
一个时期横行泛滥的“走后门”进大学，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学生水平的低下，影响了大学的校风和教学，更为严重、深远的是，它进一步恶化了社会风气，并且使“文化大革命”本身处于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在经历了高唱入云的“斗私批修”运动之后，人们却变得更加“自私”了；在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宣传形势大好、觉悟空前提高的同时，人们却对如此普遍的社会顽疾束手无策。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眩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奇怪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
自1972年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倾错误的多方面工作中，这种招生制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972年的招生工作中，针对几年来造成的多方面的消极后果，一些地区和学校已经提出了对学生的文化状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考核或“调查”，但这些设想或做法很快引起了分歧。山东德州地区某县在为北京化工学院招生时进行了一些文化考核，结果被地区通报批判为“分数挂帅”，县委书记还作了检讨。但在1972年至1973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之中，进行必要文化考核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本年除继续采取前一年的办法外，还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意见》要求“考查的内容和方法，名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各专业不同要求进行试验”。同年5月和6月，国家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规定，体育学院运动系和北京外语学院可招收少量应届高中毕业生。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还曾指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以上各项规定和指示实际上突破了1970年以来高校招生中取消或轻视文化考查以及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高校学生的规定。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对新招生制度的补充和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对“旧”招生制度的部分恢复，实际也是对新招生制度的部分否定。
据此，当年许多省市在高校招生中加大了文化考核的分量。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入校学生的文化素质，也从制度上对当时屡禁不止的“走后门”风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把希望升学的青年的注意力部分地从“找后门”转到对学业的关注上，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风气。
但是，这种做法和结果很快就引起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在高校招生中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核，就是“分数挂帅”、“智育第一”，是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修正主义“复辟回潮”。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该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此信是张铁生在参加当年辽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时，因不会答题而写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的。信中说：为了实现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敏感地感觉到其中大有文章可作。他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试卷，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加以鼓吹。随后，各地报刊加以转载。《红旗》、《文汇报》等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搞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还在讲话中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这“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甚至把张捧为“反潮流的英雄”。
遵照张春桥的旨意，11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继张铁生的“白卷”和批判文化考核之后，又掀起了以批判“智育第一”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在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严格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学校择优选拔、培养人才等做法，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两报发表她的谈话记录时，徐景贤曾作过删改、增补，并在编者按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提出“要注意文教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就谈话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认真展开讨论。这个讨论在上海的报刊上持续了3个多月，上海的高等学校还通过贴大字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揭露“智育第一”流毒的表现。
以张铁生的“白卷”为契机，结合在其他各条战线上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反扑，江青、张春桥等掀起了一股反对文化考查、反对文化学习的恶浪，刚刚开始的高校入学文化考查又陷于停顿。
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再次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抵制。许多学校又恢复或部分恢复了正常的文化考核制度，校园里又出现了文化学习的气氛和较好的学习秩序。不久，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又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中断。但是，这一次“四人帮”横行的时间更短。1976年4月，正当“四人帮”陶醉于“批邓”的“胜利中时，伟大的“四·五”运动爆发了。而在此后仅半年，“四人帮”就彻底覆亡了。中国的教育事业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