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因为这个案子前后牵涉太广，除了老孙提供的材料，我特意和其他警界人员进行了核对和交流，以保证其内容的可信。比如，我曾和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警务人员问起，这三百八十起案子，是否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会不会有别人的案子混在里面。那位同样熟悉此案的老警察很坚决地表示，没错，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事实上，“飞毛腿”最后被擒，正是因为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已经确认这些案件都是一人所为，所以才能够通过作案手法的比对将其归案。
这位老警察还谈到了一个细节：在预审的时候，“飞毛腿”居然对三百八十起案件（实际上有些案件如果不是他交代，受害人都没有报案）中每一起的细节记忆清晰，补充了大量警方没掌握的线索，甚至多次和警方斗智斗勇的前后经过都能叙述清楚。起初，有些警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后来才逐渐理解 “飞毛腿”的作案，酷似吸毒，从最初的偶尔作案，到后来则变成不能自拔。每次作案对他来说都是生命中最刺激和最有快感的事情，总要反复回味。甚至到不作案，简直就过不下去的地步。人对自己经历的这种极刺激的事情总会记忆特别深刻。你若问他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他也记不住。
“从哪儿说起呢？”老孙挠挠头。“这案子，最初不是交给我们十三处的，”老孙说。“最开始抓‘老流氓’的抓法很不正规，主力极有时代特色，叫做‘首都工人民兵’，那动作简直跟打个战役似的。”
工人民兵，最初是我国作为预备役部队建立的准军事部队，跟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一个性质，只是人数最多的时候高达两千万，这就没一个国家能比了。在特殊的时代，工人民兵很快从单一的预备役部队变成了万能胶和多面手。搞宣传，派民兵；抓特务，派民兵；来外宾，派民兵；开批斗会，派民兵；连教街道老太太认字，都用过民兵。在“文革”公检法陷入相对混乱的时期，工人民兵在北京更成了类似今天武警的角色，经常被用来应付突发事件和治安恶性事件，虽然装备和训练远不能和正规人员相比。据说，让民兵抓“老流氓”，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招儿。
“飞毛腿”案第一起，发生在1972年夏天。当时报到“革委会”，情况是有一案犯蒙面裸体夜入十八里店一农村民宅，强奸了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媳妇。受害人半夜惊起，连案犯的身高体态都说不清。
不久，就发生了第二起，这次地点在靠近今天朝阳区边缘玛钢厂收费站，也是农村，案情几乎相同，唯一区别是案犯自称“老流氓”。此后，这样的案子接连发生，都是强奸，顺便盗窃，作案范围以朝阳区双桥为中心，方圆大约十里，最远的到通县、顺义等地，每一次案犯都自称“老流氓”。面对一系列恶性案件，当地治安部门束手无策，引发了极大震动，“老流氓”的称呼也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