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6年战而无功的时期（506—511年），这是在这一世纪罗马历史中最不光荣的年代，也是迦太基最不光荣的年代。然而，惟有一人，思想与行为跟他的国家不同。此人便是汉米卡（Hamilcar）——人称之为“巴拉克”或“巴尔卡”，意为“闪电”——他是禀赋特异而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军官，在507年的战争中，被任命为西西里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军队也像迦太基所有的军队一样，缺少可靠与久经战场的步兵。迦太基政府，虽然应该提供这样一支步兵，却只是坐观其败，顶多把失败的将军钉十字架作为搪塞的手法。汉米卡决心自己处理这个问题。他十分清楚，他的佣乓对迦太基的命运正像对罗马的一样漠然，也十分清楚他不可能期望政府给他腓尼基或利比亚的兵源，顶多会允许他以自力更生的方式，运用他自己的军队来报效国家。但他也了解他自己，而且也了解他人。他的佣兵并不在乎迦太基的成败；但一个真正的将军乃是能将其部属对国家之爱转为对将军本人之爱的人。这年轻的将军正是这样的人。在德瑞潘纳和利里拜姆的前哨战中，他使他的部队习于面对罗马军团之后，他便将他的兵力安置在艾尔克特山上（在帕勒汉附近的比勒格林诺山），这个地方像城堡一样可以控制附近的乡野。他让士兵将妻子迁至营区，向平原区征收粮税，而腓尼基海盗则劫掠意大利沿岸，远至孔麦。如此，他不需向迦太基要求金钱，即可供应部属充分的粮饷，并由海路与德瑞潘纳保持联系，同时常袭击邻近的潘诺穆斯。罗马人不但不能把他迁出，而且在艾尔克特经过一段战斗之后，他在艾瑞克斯另建了一个类似的基地。这艾瑞克斯山，在半山上有一座艾瑞克斯城，山顶上则有爱神庙，在此之先，此山为罗马人所占据，成为骚扰德瑞潘纳的基地。汉米卡把城区攻下，并围困爱神殿，而罗马人则反过来阻挡汉米卡与平原的通路。此时守殿者为迦太基军中的塞尔特逃兵，由罗马人布署在此，这些逃兵死守岩顶，但汉米卡不允许自己再被逐出城去，他由舰队从海路与德瑞潘纳联系。西西里的战争看似于罗马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战争中，罗马人损命折财，罗马将军则荣誉尽失。显然罗马没有一个将军可与汉米卡相比，而汉米卡的军队可与罗马军团较量的时期将指日可待。汉米卡的劫掠船在意大利沿岸越来越横行无忌，为了抵抗，罗马业已指定一军事执政官专司其事。只要再过几年，汉米卡就可能由西西里出发，完成他儿子日后由西班牙出发所完成的壮举。
然而，罗马元老院仍处于消极状态，那沮丧的一派又占了上风。最后，一批明智而奋发图强的人民决心即使政府不管，他们也不能坐视了，必须把那具有毁灭性的西西里战争结束。海盗式的远征成功了，即使未能提起国家的勇气，也鼓舞了部分人民的希望，复苏了他们的热力。这些人团结一致，已组成了一个海军中队，在非洲海岸烧毁了希波镇，在潘诺穆斯港外，也维持了相当成功的战果。由于私人的捐献（也曾在雅典募捐，但为数不大）富有与爱国的罗马人装备了一支战斗舰队，其核心为原先为私掠而建的船只及其精练的水手，这些船的配备要远胜于前此政府所造的船只。在严酷的战争的第23年，公民自动向政府呈献一支包括两百艘战船，六万水手的舰队，这在编年史上恐怕是没有一年可比的。执政官盖阿斯·鲁塔西阿斯·凯特拉斯受托任舰队司令，当他驶往西西里海域的时候，几乎未遭遇任何反抗。汉米卡用以私掠的几艘海盗船，望风而逃。也几乎未遭任何阻力，罗马即占领利里拜姆与德瑞潘纳两港；现在，水陆两面都开始积极围城了。迦太基人始料未及，即使两座要塞，在支持短缺之下都极为危殆。迦太基城在配备舰队，然倾其全力，终未能在年底驶往西西里海域。513年春天当他们来到德瑞潘纳海外时，与其说是准备就绪的战舰，不如说是运输船队。腓尼基入一厢情愿的希望不受骚扰而能登陆，将物质卸下，再乘载海战所需军旅；但罗马战船予以拦截，在他们从希拉岛（现在的玛利提玛）驶向德瑞潘纳时，迫使他们在小岛艾古萨（法维南诺）作战（522年3月10日）。结果自不待言，建构优良、兵源充沛的罗马舰队在精明干练的军事执政官帕布利阿斯·瓦勒利阿斯·法尔托（执政官凯特拉斯在德瑞潘纳负伤，仍在床休养）指挥下，当即把负载过重而兵员缺少的敌舰击败：沉五十艘，俘七十艘，胜利者乃驶入利里拜姆港。罗马爱国者最后一次的大努力终于获得成果；给他们带来胜利，随胜利而来的是和平。
迦太基首先把那不幸的舰队司令钉十字架——实际上是无补于事的行径——然后授西西里将军以无限权威，缔结和约。汉米卡，眼见自己7年的艰苦成果被他人的错误断送，他虽然还有太多的精神，但不容他牺牲自己的军誉、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计划，他知道西西里已无可图，因为现在罗马已控制了海域；而迦太基政府，在向埃及贷款以充实空虚的国库遭拒以后，不可能对他提供任何支持，也不可能再做击败罗马舰队的企图。因此他放弃西西里。然而，迦太基政府与国土的独立与完整，则得到常见的承认。罗马不得与迦太基联邦之任何社团单独缔结同盟，迦太基亦不得与罗马联邦的任何社团单独缔盟——包括双方的属民、依附社团。双方都不得在对方领域内作战，或行使主权，或召募新兵。次要条款当然包括无偿遣回罗马战俘，并付战费；但凯特拉斯所提出另两个条件却遭汉米卡拒绝，即放弃汉米卡自己的军队，交还罗马逃兵。他的拒绝成功了。凯特拉斯准许腓尼基人自由离开；每人只付象征性的赎金18德纳瑞（11先令6便士）。
如果迦太基不愿再继续战争，则这些条件已经可以让他们满足了。罗马方面，种种原因也使将军们做了他们现在的让步，略言之，有下列几项：罗马人渴望和平与胜利，现在都得到了；雷古拉斯的惨败记忆犹新，此外还有许多的胜负，令人不堪回首；使罗马这一次获胜的爱国者之努力不可能再度出现；最后，还可能有对汉米卡个人人格的赞佩。当然，罗马不满意这些条约，在促成这支舰队的爱国者之影响下，人民大会拒绝批准。我们不知道这拒绝究竟出以什么观点，因此也无法确知究竟是为了要敌方做更多的让步，还是想起雷古拉斯曾要迦太基放弃政治独立的往事，因而决心将战争继续，不达目的决不干休——因而不再是和平的问题，而是征服的问题。如果罗马人民的拒绝是由于前者，则他们便可能错了。与获得西西里相较，其它一切让步都是不重要的，以汉米卡的决心与创造的天才而言，罗马人若把主要成果做赌注，以求取次要者，实为冒险。设若人民的拒绝是为后者，认为罗马社团惟一的目标是迦太基的彻底毁灭，则就预见了未来的发展。然而罗马人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以击破腓尼基人的士气与城墙，则现在尚无人可做任何断言。
最后，这重大的问题终于交托给一个委员会，在西西里就地决定。委员会基本上还是认可了原先的条约，只是把赔偿费提高到3200泰伦特（790，000英镑），其中三分之一当即缴付，其余分10年摊还。最后正式的条约中并载明，除却退出西西里外，迦太基亦需将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岛屿让给罗马；但这只是细节的修订而已，因为迦太基既已退让西西里，便不可能仍想占领早已为罗马舰队占领的利帕拉，而猜疑条约中有故意不明之处，乃是多余。
如此，双方终于达成合约。失败国那位无可征服的将军从他防卫了如此之久的山岭下来，交出腓尼基人占据了至少400年的堡垒——这些堡垒，希腊人曾屡攻不克。双方和平了。
让我们先把双方的冲突放下，说几句关于对迦太基之战的看法。这是罗马人所曾发动过的最长又最重大的战争之一。许多在决战的战场中效命的战士，在战争开始时还未降生。战争的过程中极度高贵的表现虽然层出不穷，但整个说来，不论就军事方面还是就政治方面，罗马人从没有比这次战争处理得更坏、更犹豫不决的。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于罗马政治体系的转型期——从意大利政治形态（这已不敷应用了）转向大国的政治形态，而这大国的政治形态又尚未成熟。就纯粹的意大利政策来说，罗马的元老院和军事体制都非常杰出。这样的政策所激起的战争，纯粹是大陆战，以半岛中央的首府为作战计划的主要根据地，以罗马的连锁堡垒为第二根据地。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进军与行动计划占据的不过是次要地位，战争才是主要。围城战尚在初步阶段，而海战则连想都还未想过。我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尤其，那时的战争是以面面相对的血刃战做决定的），思考性的集会会如何指挥这种作战准备，而行政官员又会如何号令军队。所有这一切，都顷刻改变了。战场伸至无以计算的距离以外，到另一大洲的未知领域去了，在浩瀚的海洋的彼端，每一个波涛都可能是敌人舰队航道，每一个港口都可能是运出敌人的战船。顽强据点的围攻，尤其是海军堡垒的，希腊的战术家们就曾失败过，现在则轮到罗马人了。陆军与民兵制度不再够用了。必需建造舰队，而比建造更难的是运用。攻击与防御都必须准备得当，组合群众与指挥群众，长时期与长距离的远征都必须有不同于以往的调整。如果这些方面处理不善，即使兵力甚弱的敌军都足以将你击败。那么，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缰绳从审议会和发号施令的自由民手中松脱，不是意料中的事吗？
显然，罗马人于战争开始时不知如何着手，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制度的不适宜才一件件暴露出来，迫使他们注意——他们缺少海军力量，缺少固定的军事领袖，将军能力的不足，舰队司令的全然无用。罗马人旺盛的士气与好运弥补了缺陷的一部分，在舰队的建造上就是如此。然而，这巨大的造物，却只是一种庞大的权宜物品，而且一直是如此。罗马舰队形成了，但只在名分上是国家性的，国家对它的情感却始终是后母的情感。罗马人对服务于陆军军团有极高的荣誉感，但对服务于海军，心里的地位却相差甚远。这跟船上的份子有关。船由桨手划动，而桨手不可能是高贵的人。但罗马人至少可以组织有别于陆军的海军兵团，采取步骤培养一批海军军官。他们本可以利用国民的热情逐渐建立起一支海军，使它不仅在人数上众多，而且在航行力与实际战争中杰出；因为他们有长期战争中所发展出来的海盗力量作为核心。然而，政府在这方面却一事不做。虽然如此，罗马舰队的大笨船却是这次战争中的天才之作，而在战争之始以及战争之末，都是由这种舰队为罗马扭转了战局。
然而，还有另外的缺陷更难克服，因为务必先更改法制。元老院由于相争派别的势力时有消长，会将战争从这一种方式突如其来的跃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会下达令人不可置信的错误命令，如从克鲁比亚撤军，如好几次缩减舰队；这一年的将军会围攻西西里的城镇，下一年他的继任者不但不促使这些城镇投降，却去劫掠非洲海岸，或冒险发动一次海战；而最高指挥权由于法制的规定，须年年易手——这些怪现象若想消除，就必须变更国宪，而这却比建造舰队还难，然而法制的保存却无法与这类战争相配合。更明显的是，不论元老院还是诸将军，都无法立即适应这新的战争。雷古拉斯之役是个例子，说明他们是何等固执于一个观念，即战术的优越足以决定一切。命运把胜利投入怀中的将军并不多；498年，他站的位置正是50年以后西比奥站的，只不过西比奥没有汉尼拔和精兵为敌。然而元老院却在证明了罗马人战术上的优越以后，撤退了他半数的人马。那将军本身，也在盲信自己的优越之下，留在原处，在战略上已处于败地，而在敌军挑战的时候也不择而战，在战术上又遭惨败。这是极令人瞩目的例子，因为雷古拉斯是能干而有经验的将军。他们曾用这乡巴佬的方式打赢了伊特拉利亚和闪姆尼阿，然而在突尼斯平原，让他们失败的也正是这种方式。“每个公民都适于做将军”，这个原则在其本来的范围之内是不错的，但现在不实用了，新的战争形态需要具有军事训练，具有军事眼光的将军充任，而一般的自由民却不是个个都有这些专长的。人员的安排更糟：他们只把舰队的主要指挥权作为陆军指挥权的附属品，而凡是碰巧当罗马行政首长的人，则不但当了陆军的将军，而且当了舰队司令。罗马人在这场大战中所遭受的最大灾难不是出于风暴，更不是出于迦太基人，而是出于它自己的公民——舰队司令的愚妄恣肆。
罗马终于获胜了。然而，它默允了原先本不拟默允的许多条件；罗马的公民大会又极力反对初拟的条款；这些在说明这次胜利与和平是何等的暂时性、又何等的表面性。若说罗马是胜利者，则它的胜利有许多方面的负欠，无疑，一部分负欠于诸神的恩宠，一部分负欠于公民的爱国热情，但负欠更大的，则是敌人战争行为的错误——其错误之惊人程度，甚至大于罗马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