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1946年6月底至1949年2月，经过2年又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人。虽经不断补充，其总兵力仍由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到264万余人。其中，陆军正规军虽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但只有115万余人，非正规军17．5万余人，特种兵13．5万余人，后方勤务部队、机关、学校45万余人；空军10万余人；海军3余万人。上述部队中，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共146万余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一、1949年春的形势
A.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已濒临绝境。
（一）军事形势
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1946年6月底至1949年2月，经过2年又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人。虽经不断补充，其总兵力仍由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到264万余人。其中，陆军正规军虽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但只有115万余人，非正规军17．5万余人，特种兵13．5万余人，后方勤务部队、机关、学校45万余人；空军10万余人；海军3余万人。上述部队中，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共146万余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在146万余陆军作战部队中，位于长江下游苏南、皖南、上海、杭州地区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的共38．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9个军60个师32．8万余人，非正规军2．3万余人，特种兵3．2万余人；位于福建地区归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的共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师8000余人，非正规军2000余人；位于台湾省归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指挥的共2．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师1．2万余人，非正规军3000人，特种兵8000余人；位于长江中游武汉、宜昌地区归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共24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2个军37个师约20．8万余人，非正规军1．1万余人，特种兵2．1万余人；位于湖南、江西地区归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指挥的共3．9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军9个师3．3万余人，非正规军4000人，特种兵2000人；位于广东省归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挥的有6．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军8个师4．6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余人，特种兵8000余人；位于广西省归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指挥的有1．7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师1．2万人，非正规军5000余人；位于四川、西康、贵州、云南地区归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指挥的有10．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6个军16个师8．6万余人，非正规军1．1万人，特种兵8000余人；位于陕西关中及陕南地区归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有19．9万人，其中正规军13个军33个师16．3万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2．4万余人；位于青海、宁夏、甘肃地区归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步芳、马鸿逵指挥的有9．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军12个师8万余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1000余人；位于新疆地区归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指挥的有8．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整编师16个旅6万余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9000余人；位于太原地区归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指挥的有7．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6个军14个师4．2万余人，非正规军2．2万余人，特种兵7000余人；位于绥远西部及陕西榆林地区归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指挥的有5．6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个军7个师3万余人，非正规军2．3万余人，特种兵3000余人；位于河南新乡、安阳地区归第12绥靖区司令官李振清指挥的有2．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个军1个师7000余人，非正规军1．5万余人，特种兵3000余人；位于山东青岛地区归第11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指挥的有5．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军7个师3．5万余人，非正规军3000人，特种兵1．5万余人。
国民党军不但数量急剧减少，素质也日益下降。在上述陆军作战部队中，除白崇禧、胡宗南集团的个别军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未受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大多是新建的，或者是多次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后又多次补充起来的，编制极不充实，人员缺额甚多。按国民党军的编制，1个军应辖3个师3．5万人，但除马步芳、马鸿逵部的个别军能基本达到编制数，员额在3．3万人左右外，其余各军一般均在1．5万人至2万人左右，有的甚至不足1万人。同时，由于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缴获，部队武器装备特别是重武器严重不足。加之老兵减少，新兵增多，士气低落，缺乏系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明显下降。
(二)经济形势
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加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的垄断，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美国的经济侵略，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迅速恶化，财政枯竭，通货恶性膨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农业产量连年下降。
1948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如1945年底发行法币1．03万亿元，到1948年8月，增加到663．69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48年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以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规定发行20亿元金圆券作为本币在市场上流通，并以1：300万的比价收兑法币；禁止私人持有、买卖和在市场上流通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国币按规定的比价限期兑换金圆券；限期登记、管理中国公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和资产；限制物价，规定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但是，由于整个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这些措施除了更加残酷地掠夺劫收人民的财产外，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情况的好转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金圆券的发行量很快突破了20亿元的限额，到11月，金圆券已发行33．94亿元。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1月11日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收回了“限额发行”的成命。此后，金圆券的发行量便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到12月达到83．2亿元，1949年1月达到208．22亿元，3月达到1960．60亿元，4月竟达到5．16万亿元。．
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使得币值急剧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机，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毫无拘束的迅速上涨。以法币100元的购买力为例，1945年可买2个鸡蛋，到1949年只能买1／50万一两大米。在国民党政府执行限价中心的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上升13．5万倍。桂林市的粮价，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时上涨36万倍，比1945年7月上涨了27亿倍。金圆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方当局，为了减少金圆券的冲击，纷纷自行发行地方券、辅币券，拒用金圆券。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1949年2月23日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决定：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海关进口税改以每元等于美元4角的所谓“关元”为计算单位，货物税中，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规定征收实物，盐税除征收实物外，规定政府“得办理一部分官收官运”；中央政府停止对各省市县财政的补助，将原属中央政府的田赋税三成及烟酒税、特种营业税划归地方；允许银元自由流通。至此，以金圆券为本位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导致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借款利率随货币贬值而不断提高，加上原材料价格昂贵，产品滞销，工厂、商店纷纷倒闭歇业。1948年，上海3000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青岛1000余家工厂只有25%能维持半开工状态，重庆机器制造工业150家工厂到1949年2月已停业者达60余家。
国民党政府为了满足进行全面内战的人力、财力的需要，对农村实行沉重的田赋征实、专买政策和统购政策，在农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广西省1949年的征税率比上年度增加70%，征兵额由上年度的6万名增至13万名。在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各种暴政的压迫下，使得广大农民缺少必要的生产资金从事再生产，大批青壮年被抓当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农村劳动生产力急剧下降，土地抛荒现象十分严重，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耕畜减少了15～20%，主要农具减少了30％，各省抛荒的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再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业产量连年下降，1948年比1946年减产40％以上。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呈总崩溃的局面。
(三)政治形势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经济上面临总崩溃局面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其统治区人民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为了求生存、争自由，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学生、教职员工、工人举行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遍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要求和平、民主。
城市工人相继成立了各级工会，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等各种形式的斗争，1948年11月14日，厦门9家报馆的员工实行总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2月3日，重庆市1000余名布业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49年2月，广西柳州铁路机务段和水电厂工人先后4次包围铁路局机关，开展声势浩大的索薪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局补发工人的薪金；2月16日，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法商电业公司等6大公用事业公司工人举行全体大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给食米。
各地大、中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纷纷成立各种组织，组织罢教、罢课。1948年11月16日，上海市12所市立中学教师罢教，25日，又有1．7万余名私立中、小学教员实行总罢教；11月17日，成都市29所市立小学举行总罢教斗争；11月19日，武汉大学、武昌体育专科学校及华中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举行“活命拍卖会”，忍痛贱卖衣物，武昌体专师生还组成“要命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示威请愿；12月2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反对美军侵驻中国；1949年3月10日，重庆市立各小学教师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政府按实际生活指数发薪，配给实物和大米，11日至14日，又有22所中学、大学的教职员工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增加工资，17日，又有4000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增加公费，增加配给；3月30日，广西大学1000余名师生员工高喊着“要吃饭、要活命”的口号包围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桂林分行，迫使银行当场支付了拖欠的工资等款项。
在农村，随着声势浩大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斗争的不断深入，各种政治性的群众组织也孕育而生。如广西农村组织了贫雇农会、‘反“三征”小组、“解放同志会”、“革命同盟会”、“逃兵会”、“反三征斗争委员会”、“解放委员会”、“兄弟会”、“姐妹会”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经常伏击国民党保安部队、区乡公所，惩治反动的税收官员、乡保长，抢夺他们的武器、粮食。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和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间的倾轧愈演愈烈，已呈四分五裂之势。蒋介石所处的地位更加孤立和不稳，连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亲信也对前途丧失了信心。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陈布雷在南京自杀；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最早的“理论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要决策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及总统府国史馆馆长戴季陶在广州自杀。1948年11月16日，刚刚组成不到半年的以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的国民党政府第一届“行政内阁”，向蒋介石提出“辞呈”。由于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许多人看到蒋介石统治的覆灭已不可避免，无人敢接翁文灏的行政院长之职。蒋介石只好逼迫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并令孙科尽快组织新内阁，但孙科在邀请国民党内一些核心人物担任内阁“阁员”时，一再遭到拒绝，孙科张罗了近1个月后，才于12月20日勉强组阁完毕。12月下旬，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首先向蒋介石发难，逼蒋下台。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以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等，也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由李宗仁执政。同时，李宗仁、甘介侯也提出蒋介石下野的要求。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情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承认：“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看到在最近数月来他怎样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心以及要他退休的希望是如此广泛，实在使人痛心。这种情绪为政府中各级官员多数共有，而在政治觉悟地人民中则几乎是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