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凌晨，兰州市市长孙汝楠前往西北师范学院答复，省政府接受全部条件，为保全“颜面不失”，惟请专员县长训话会改为“专员县长招待会”。当天，兰州各报以省主席郭寄峤答记者问的形式刊登了省政府接受学生条件、取消发行“建设公债”的消息。4月3日上午，由学生代表主持的“专员、县长招待会”在省参议会礼堂举行，有80多名专员、县长接受了学生质询。
4日，兰州各报发表“兰州市甘肃同学会启事”，公开宣告“三·二九”学生游行示威请愿向省政府、省参议会提出的停止发行300万银元“建设公债”等6项要求已获“圆满成果”，兰州市甘肃同学会反剥削行动团完成任务，结束活动。“三·二九”学生运动取得全面、彻底胜利。
“三·二九”学生运动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兰州进步学生为中坚，有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一次反掠夺、反剥削、反压迫、捍卫人民利益的爱国民主运动。它迫使国民党甘肃当局停止发行300万银元的所谓“建设公债”，使甘肃人民免遭了一次大劫难，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震动了全省及西北国民党统治区。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为此事曾密电蒋介石，惊呼“查甘肃情形复杂，共党帮会分子布满全省”，“故前有兵变，今有政潮，一发不可止”，哀求“钧座注意为祷”。
广大人民群众则群情振奋、斗志高昂，从胜利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人民革命斗争的希望，坚定了胜利的信心。这一代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矛头直指国民党甘肃反动当局的爱国民主运动，给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兰州地区的人民群众特别是爱国学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人民革命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配合作用。
参加这次运动的广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兰州解放前夕，或响应地下党组织的号召，参与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各种对敌斗争，或组织宣传群众，为迎接解放积极努力。在“三·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临洮、靖远、张掖、武威等地相继爆发了“抗丁、抗粮、抗捐”斗争，使“三·二九”运动不仅为兰州解放，而且为甘肃全省乃至大西北地区的彻底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与“三·二九”学生运动相呼应，3月29日、30日两天，兰州地区商业店铺基本停业罢市。水夫、车夫、邮电工人也部分进行罢工，更多的行业工人则以交通堵塞为借口，进行怠工斗争。继“三·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之后，4月17日，兰州“一林丰”烟坊工人发起反对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罢工，其他水烟业工人纷纷响应，形成了水烟业的全行业罢工。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一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冲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浪潮，冲击和动摇了蒋马反动势力在甘肃的政治基础，使其面对人民解放大军的进攻态势和国统区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首尾难顾，惶惶不可终日。
与此同时，爱国民主运动的不断爆发使蒋马反动势力看到了地下党组织和进步民主力量的强大，进一步加强其法西斯统治。一时间，兰州地区警笛长呜，宪兵遍街，特务如麻，绑架、搜捕行动接连不断。兰州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处于更加险恶的环境之中。
五、“7月大逮捕”与地下党组织的英勇斗争
1949年5月，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被国民党中央决定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以后，兰州地区的扩军备战和法西斯恐怖达到令人发指、无以复加的程度。马步芳在原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的基础上，又调进大批马系特务骨干分子，实行“青海式”的军阀特务残暴统治，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7月下旬，国民党特务机构用跟踪盯梢、密探侦查等卑劣手法，获得了中共兰州地下党组织部分线索。国民党特务在全市范围进行了大搜捕，中共皋榆工委所属西区工委、兰州市学委遭到严重破坏。西区工委负责人杨国智、王善卿，兰州市学委负责人陈仙洲、程万里，兰州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魏郁和中共甘肃工委交通员柴学侃等28人遭逮捕，中共兰州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
以陈仙洲、程万里为代表的兰州地下党员，身陷囹圄，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马家军阀残无人道的野蛮摧残和酷刑折磨。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面对蒋马特务的刑讯逼供，怀着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必胜信念，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黄沙沃土，染红了人民革命的旗帜，表现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中共皋榆工委兰州市学委书记陈仙洲于1949年7月29日夜被捕后，虽倍受酷刑，但不屈不挠，坚贞不屈，唾骂特务，教育同志。临刑前的8月10日夜，陈仙洲在狱中地上用手指写下遗嘱：“余为国为民，献身革命；大志未遂，身遭先死；时不假我，可叹可惜!革命大业，略俱端绪；解民羁绊，出民水火，我死民生，可庆可歌……。”这篇革命的遗嘱、战斗的檄文还没有写完，国民党反动派就将陈仙州惨杀于沙沟监狱，年仅29岁。
兰州市学委委员程万里于1949年7月21日被捕，被关押在广武门军统秘密监狱。军统特务头目刘鸿烈亲自对程万里进行审讯。面对敌人的淫威，程万里坦然地说“我的人格比你们高尚……”，程万里还在狱中写下了“横眉冷对刽子手，俯首甘为大众牛”的豪言壮语。程万里鼓励同室难友说，你们不论是否共产党员，都要挺住，不能当软骨头，到了这里，别想活着出去，我决不招出任何人……。
程万里虽然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凶残地将滚油浇在他的肋骨上并把其两腿打断，他仍坚持爬到墙边用血写下“不为衣食不为官，人民生活怎忍看，被捕甘愿饮刀死，不负读书二十年”的诗句。8月9日夜，国民党特务用绳子将程万里勒死于沙沟监狱，年仅32岁。
朱亮是中共陇右工委地下党员，保安四团第二营营长，1949年7月被捕。由于朱亮是国民党现职军官，掌握一个营的兵力并有“拟机起义的动意”，因而国民党特务对他恨之入骨，施尽酷刑，最后竟灭绝人性地挖去了他的双眼，剁去了右脚。但朱亮严守党的机密，并用指甲在囚室的墙上刻下了视死如归的绝命书：“人生如梦，今生已矣!英雄自古有死，死是人生归宿，何必怕呢?”在兰州解放前夕的8月中旬，朱亮被敌人拉到大沙坪用刺刀戳死。
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大屠杀，使一批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倒下去了，但是，革命的旗帜并没有倒下，革命的烽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革命自有后来人”。中共皋榆工委不畏强暴，更加坚定地执行甘肃工委的指示精神，面对反动派的疯狂屠杀，采取了更加隐蔽、更加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以配合人民解放大军解放兰州、做好城市接管为中心，积极勇敢地开展工作，采取各种方式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精心运筹
为了解决西北问题、发起兰州战役，毛泽东进行了精心的运筹。
早在1949年3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举行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在西柏坡，就把西线和西北问题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里所说的西线和西北，指的是山西战场和西北战场。当时，根据全国战区划分的实际，毛泽东是把这两个战场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和运筹的。
解放战争时期，在震撼中外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西线和西北战场的形势也还不怎么明朗。
在西线和西北战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力量是：
——以胡宗南为主任的“西安绥署”掌握有13个军，约20余万人；
——以张治中为长官的“西北军政长官署”掌握着18万余人；
——另外，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还以10万大军扼守着孤城太原。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关注着“三大战役”的发展，关注着渡江作战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着西线和西北的战局。
在西线和西北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对峙的主要军事力量有：
——彭德怀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约155万人；
——徐向前领导和指挥的华北第十八兵团，约9万余人。
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在西线和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并不占优势。
1949年，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大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和残酷压迫下，特别是在马步芳、马鸿逵之流所推行的封建迷信和宗教家族的统治下，都生活在痛苦的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盘踞在大西北地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军的部队是：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以及新疆的陶峙岳等部。胡宗南集团，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一支精锐嫡系主力部队，但在我第一野战军的多次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已成惊弓之鸟，战斗力也大大削弱。“青海王”马步芳和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共有9个军，35个师(旅)，18万余人；新疆陶峙岳部约有6万余人。青、宁“二马”和新疆陶峙岳的部队，此时均未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在这些国民党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青海王”马步芳的部队。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不仅为会议定了基调，而且也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出了宏伟的蓝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型人民政权的航船，就是从西柏坡这个太行山东麓的小山村开始启航的。
毛泽东在他的报告里，明确地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在军事上解决几百万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可以有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动它，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尔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用战斗的方式去解决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要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
4月28日，即太原解放后的第4天，毛泽东把彭德怀从太原召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同彭德怀就解决西北问题的方针策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解决西北的有关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根据当时迅速发展的国内形势，指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同时，还强调指出，要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手段，消灭胡、马的军事主力。
毛泽东指出，在西北战场我军兵力与敌军相比，只是相对优势。因此，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还有困难。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还指出，西北战场的指导方针是，必须把胡、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着很深的矛盾，如今虽因共同面临灭亡的命运而不得不联合起来，但却积怨很深，貌合神离，互存戒心。他们在联合作战中都企图保存实力，牺牲对方；将来的情况是，他们一方面联合作战，一方面又会各怀鬼胎，相互拆台，各打各的主意。毛泽东认为，这就为我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还就利用矛盾、区别对待的问题，同彭德怀慎密而又具体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指出，青、宁“二马”要区别对待，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也要区别对待。他强调，要首先集中力量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表示有向我求和的意思。毛泽东设想，在歼灭马步芳的主力后，对马鸿逵就可在军事威慑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予青马(即马步芳)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较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定要集中力量打击青马、歼灭青马。
彭德怀在北京领受了解决西北问题的最高指示后，很快就踏上了返回西北战场的征途……
在此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各部队，乘胡宗南集团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实施以关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在迫不得已时退踞陕南、川北的战略调整，并开始全线撤退之际，从5月16日起，分别由白水、澄城地区对撤退之敌展开追击作战，以猛虎下山、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解放了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县城。
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陕西省省会西安。
5月下旬，虢镇以东，渭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均获解放。此时，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胡宗南本人带着他的第一军跑到汉中，只留西安绥署副主任、第五兵团司令兼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坐镇宝鸡。
胡宗南在慌慌张张地丢掉西安、咸阳，跑到汉中后，受到了蒋“校长”的严厉谴责。蒋介石在恼怒之余，又严令胡宗南协助“马家军”反扑咸阳，并藉此夺回西安。
当时，由于关中的解放，胡部的西撤，我军进至甘、宁边界，使马步芳、马鸿逵深感处境孤危，均有唇亡齿寒之惧。马步芳因为刚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也眼看要当甘肃省主席，也都主动请缨，积极向蒋介石讨好。
青、宁“二马”也感到，胡宗南的这一撤退，使陇东和西(安)兰(州)公路受到威胁，很想取得胡宗南集团的配合，保住他们甘、青、宁的老窝。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与青、宁“二马”一拍即合，他们经过协商，宁马遂以其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统一指挥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及9个保安团，组成所谓的“援陕兵团”，青马也以马步芳之子、号称“虎将”的马继援指挥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及1个骑兵旅，组成所谓的“陇东兵团”，由马继援统一指挥。“援陕兵团”，“陇东兵团”以及王治歧指挥的“陇南兵团”（辖第一一九军及1个骑兵旅），联合胡宗南集团的5个军，共计30多个师（旅），20余万大军，分别由永寿、彬县、灵台、长武、千阳和宝鸡地区大举东进，企图夺取咸阳、西安。
西北战场的形势，一时变化得紧张起来。
面对胡、马联合东犯的新形势，第一野战军的各部队指挥员都纷纷要求乘胜追击，歼灭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不让其卷土重来。
5月25日，彭德怀从北平回到乾县秦家庄的第一野战军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