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6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军工作部规定：凡没有建立国军工作机构的单位，应即建立起来，区党委级建立国军工作部或国军工作委员会，在党委领导下，负责党的秘密工作部分，并指导联络部工作，在不影响秘密工作原则下，联络部应当成为国军工作部的公开组织，并可按实际需要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如西北军工作委员会等），所有过去开辟的日伪工作站均可改变成以瓦解国民党军为主的联络站或办事处，并抽调具有一定经验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机构中去。
中共中央东北局国军工作部规定：在组织上，各地国军工作由分局和省委统一领导，各分局与省委建立国军工作部门（无顽军地区除外），首长亲自领导；各地根据本地区情况，抽调适当的干部，特别是有国军工作经验和与国民党军军官有私人关系的干部，在国民党军兵力集中的交通要道周围（或其内部）建立在一定职业掩护下的秘密工作站，或组成专门对敌斗争工作委员会。
国军工作机构的建立和健全，为迅速有效地开展对国民党军的政治争取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也为尔后进一步加强对国民党军瓦解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制定开展国军工作的措施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战略区均制定了开展国军工作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解放区党政军民各系统中，普遍调查、登记同国民党军有各种关系的人，从中找出适合做敌军工作的干部、群众，经适当训练后，以一部分担任各级敌军工作机构的领导，组织开展和研究敌军工作；一部分通过各种关系或利用国民党军抓兵、招考军校学生的机会，打入国民党军，长期埋伏，结交朋友，积蓄力量，发展力量，准备在关键时刻策动、组织国民党军战场起义。
二是教育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把已经解除武装的俘虏同持枪和人民军队作战的敌人严格区别开来，克服单纯的仇恨观念，坚决执行人民军队优待俘虏的政策，切实做到不加伤害、不搜腰包、不打骂侮辱人格，并对伤病者给予治疗，不愿意留者，予以释放，用事实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所谓中共“残杀俘虏”的谎言，争取更多的蒋军官兵在战场上放下武器。三是对居住在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官兵家属，加以教育，并给以适当照顾和优待（如贫困者给以一定的救济；地主采取不斗争方式；自国民党统治区返回解放区，重务正业或参加工作者，不咎既往，是农民分给土地及财产），组织他们通过书信、喊话、捎口信等方式，劝导其亲属实行怠战、罢战，脱离国民党军。四是奖励起义、投诚的有功人员。自动退出内战者，予以奖励。携枪投诚者，按规定发给奖金。五是大胆使用国民党军俘虏官兵。将经过一定教育培训的俘虏官兵，有组织有计划地释放回去，因人、因才、因事地给予适当任务，争取其在国民党军内部为人民军队工作。六是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坚决从军事上给予打击，同时注意政治争取，而且一有可能就立即转到以政治争取为主。开展敌军工作的基本手段是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恩威并施。七是开展群众性的政治瓦解敌军攻势。在解放区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军队、民兵、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地方干部、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军驻地及其周围以及国民党军可能进占的城镇，交通要道，以散发传单、书写标语、组织喊话、写信等方式，号召国民党军官兵退出内战，反对内战，举行战场起义。八是实行各项工作的有机配合。把内线工作与外线工作、上层的联络工作与下层的具体工作、做军官的工作和做士兵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九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利用其同国民党军上层人士旧有关系亲自出面做工作，晓之以理，促其放弃内战立场。十是拨出专项经费。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指出：“做敌军这个工作是要用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有些同志怕赔本，希望同志们不要怕，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花上几十万来一个‘高树勋运动’，整团整师的搞过来，那就不知赚了多少！所以，在用钱方面，军区、军分区首长要大方一点，多用几个钱不要紧，我们给你们报销。”各战略区都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拨出一定经费，用于开展敌军工作。
（三）各战略区广泛开展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敌军工作各中央局、分局、各解放区、各大军区在制定具体措施的基础上，针对本地区国民党军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敌军工作，使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瓦解国民党军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且形式多样、各有特色。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依据陕甘宁解放区的情况，集中力量做陕甘宁边区北面国民党军的工作。1946年4月12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加强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工作，拿下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边区在自卫战争中取得一块较大的回旋余地。据此，西北局派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到横山波罗堡会见国民党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争取其起义。
长期与中共有联系、思想进步的胡景铎表示：“不吃国民党的饭了，跟共产党走，坚决起义，把部队拉到解放区”。并要求西北局尽快派人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习仲勋听取师源汇报后，立即和绥德地委共同研究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至6月底，西北局先后派30多人到胡部工作，并向其提供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进入胡部工作的地下党员，根据分工，下到各个连队，有的当士兵，有的当班、排长，从不同侧面，向士兵和连、排军官做工作，联络起义人员，培养起义骨干，掌握部队动态。为尔后胡部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针对阎锡山军队中一部分军官做生意的特点，派敌军工作人员与其合伙做生意，使相互关系“由浅而深”，使其政治倾向“由渐变而突变”。国军工作部还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歌谣运动”，揭露阎锡山反动统治的黑暗，宣传解放区的民主自由、人民军队的宽大政策等。这种歌谣短小生动，唱起来很适合群众的口味。如揭露阎军黑暗，名为《苦难当》的民谣写道：“当了阎军遭了殃，挨打受气苦难当，半年发了一次饷，四盒纸烟花个光。”揭露阎锡山“兵农合一”暴政的歌谣是：“兵农合一好？！满地长青草，男的当了兵，土地充了公，女人跟了人，全家落了空。”宣传人民军队宽大政策的歌谣是：“八路军政策真宽大，不打不骂更不杀，只要你把枪放下，送你回家还把路费发。”
过年时节鼓动阎军开小差的“歌谣”是：“家乡锣鼓响叮当，战场上炮火连天响，敲锣打鼓为什么？庆贺新年乐洋洋。炮火连天为什么？阎锡山发动打内战。私心话，对你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为老阎把命丧。有钱回家过新年，全家大小喜洋洋。”这些歌谣，有的印成传单或贺年片，通过各种途径送到国民党军中去，有的则口头传播，大人教给小孩，干部传给群众，群众传给阎军家属，阎军家属传给阎军，很快就在阎军中传播开来。由于它符合实际，生动活泼，短小精悍，易于记忆，所以，对瓦解敌军斗志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组织开展“耳语运动”，即动员居住在阎军驻地附近的人民群众利用各种机会，向阎军士兵宣传八路军的宽大政策，争取阎军成群的开小差回家或者携枪投诚。这一运动首先由太原分区发起，该分区为了更好地开展敌军工作，向县干部、区干部、村干部及各村群众以及阎军的家属、亲属等，布置了“耳语运动”。
如1946年初，一位有经验的老太太被布置到太原县（现晋源）城邻近的某镇上，开设饼子铺，利用顽军士兵到铺子吃饭的机会，策动阎军士兵开小差回家或到解放区参加八路军，仅半年时间，该镇阎军1个营即被瓦解。这一运动，方法对，效果佳，1946年4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向全区推广了这一成功经验。
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晋冀鲁豫军区的敌军工作部门根据上党、邯郸两次战役中俘获大批国民党军官兵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教育、改造、释放俘虏的经验，成立了俘虏军官教导团；并在俘虏中开展“诉苦运动”，使教育改造俘虏方式，由“集中整训”，“单一说教”，发展成为“以俘教俘”的新的群众性改造方式。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士兵是被抓来的，出身贫苦，都有一肚子的辛酸泪，都有悲惨的历史，控拆运动为这些士兵提供了诉苦道苦的好场所好机会。这种以国民党军士兵自己悲惨的历史教育自己的诉苦运动，被毛泽东称为：“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在教育、改造的基础上，将其有组织有计划的释放回国民党军队之中，做国民党军瓦解工作。1946年2月，晋冀鲁豫军区释放了邯郸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及第40军副军长刘世荣等5名高级将领；随后又释放了上党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1500余人。这一举动不仅戳穿了蒋介石制造的八路军、新四军“见俘虏就杀”的谎言，并且通过他们的宣传，促使国民党军内部分化。原国民党西北军将领乜庭宾经教育争取后被释放回郝鹏举部，即广为宣传人民军队的好处，并经过他，华东局敌工部又派人打入郝部，争取了郝部5个师长中的3个，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郝部的地下支部，展开了对郝部的争取工作，并最后争取了郝鹏举起义。
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根据地处解放区前哨的特点，号召全区军民深入开展瓦解敌军工作，促使新的“高树勋连续出现”，要求“各级党委（区、地、县三级），各部队（师、旅、团）应当拿出一切力量，做到不放松一个可用的干部，一个可开展的关系，去全面的向周围顽伪开展工作”。从此，一个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运动在全区普遍开展起来。首先，对已被包围的敌军据点，加强火线瓦解攻势。其次，恢复抗战时期的“敌后武工队”组织，每队由30—50人（也有60—100人）组成，在各级敌军工作机构的领导下，到国民党军驻地周围开展宣传攻势。其三，释放俘虏，将有作用的俘虏，不论官兵一律放回作瓦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