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那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我依然记得那种惊恐和绝望，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将我抓住。我已经用尽了我的全部力气，从小积累起来的所有能量，就在那几十分钟里，全部消耗掉了！伏在滚烫的钢梁上，我的躯体，那么轻，轻得就只剩下一件衣服的分量，白色的蛇衣，安安静静地，等待被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悄悄带走，那经历蜕皮后成长了的蛇，早不知去向何方……
当我看到那艘巡逻艇，看见爸爸站在上面，力量重新回来了。它在我的躯体里膨胀，让我的脊背长出了翅膀……熟悉的人，和更多陌生人的人，歌声，像是从天空中传来，从梦中传来，轻柔，体贴，让我感到巨大的安慰。
我难以报答这宽宏和关怀。
我跳下的瞬间，江风拍着我的耳朵，仿佛涛声一样。
我记得阳光浮在水面上，那耀眼的光芒，以及江水淡淡的腥味。
当我和爸爸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再没有一丝力气，好像回到婴儿时期，头垂在他肩上，呼吸我熟悉的他的气味。
爸爸颤抖着，凑在我耳边说：“小忻，你长高了！”
就像乐曲演奏到高潮，主音乐器狂热地攀登，无暇顾及其他。事实上，在跳桥事件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小马叔叔，爸爸，杨老师，赵贵爸爸，卖烤红薯的男人，还有这个城市的众多警察，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在找我，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那个神秘男人，是山东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在经营失败后，来南方寻找机会，结果又出了车祸，差点把命丢了。是爸爸救了他，他们成了好朋友。这当中的曲折故事，以后找机会再给大家叨叨。
赵贵的爸爸买了一辆小车，准备开回风镇去，马叔叔和杨老师跟他们先走，我和爸爸留下来配眼镜。戴上眼镜后，我什么都看清楚了，公共汽车站的站名，楼房上的广告，天空中偶尔飞过的小鸟……至于街上的那些树，密密的人群，更是像镶了亮边一样。我去向阿星和阿黄告别，第一次看清楚阿星脸上的痣，和阿黄鼻子上的小雀斑。
爸爸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好像怕我又丢了。当我们走过一座人行天桥的时候，刚下过一阵小雨，黄蜻蜓飞出来了。
“爸爸，你还记得黄蜻蜓吗？”
“不记得了，你是说乡下的黄蜻蜓吗？”
“爸爸你看！”
“哦？”
太阳出来了，黄蜻蜓从那些湿漉漉的花里飞出来。那儿有一个摄像头。有好多个，装在不同的方向。穿黄绸子衣服的算命先生们，坐在自己的小凳子上，这边有三个，那边有五个。他们都暂时没有生意，眼睛一齐直直地盯着我们，我们刚走近一点，他们就张嘴了。“抽签吧！”他们齐声说。
回风镇的长途汽车上，我们很少说话。爸爸可能认为，目前我最需要的，是休息。我知道，他不忍问及我流浪近六十天的生活，不想我又沉湎到那些噩梦之中。他小心、体贴，望着我，眼睛里充满只有父亲才会有的，那种无言的关切。
我其实很想告诉他，把我的那些朋友，一一说给他听，雅克，阿黄，阿星，北川，罗杰，谢莉亚，远洋姐姐……我遇见了那么多聪明、美丽、可爱的人。
可是，他一次次地制止了我。
他的眼里噙着泪水，久久地注视我，手掌轻轻地在我头顶摩挲，偶尔问我，有没有感到不舒服，我摇摇头，伸手过去，紧紧抓住他的手。
经过一个白天一个夜晚，汽车到达县城时，刚好是早晨，天空那么干净，像水洗过一样。太阳从山头上冒出来，照到城东山坡的大石头上，金光闪闪。我又好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就在那块大石头上，每天都茫然又忧伤，在那里守望。
我轻声说：“到了。爸爸，你还走吗？”
“不，儿子，”他说，“我再不走了。”
我又回到我生活了那么多年的、爸爸视为故乡的地方，这个小县城，坐落在四季分明的高原盆地上，那么安静，很容易被人忘记。但是，如果你离开了它，它会多么让人怀念啊！
秋天的步子近了。根据小学毕业考试的成绩，我和小根、刘博、郭欣雨都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风镇一中，我是个中学生了。
很多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当我看到小根依然喜欢玩弹子游戏，菲菲照样一边看男孩子玩耍，一边啃手指甲，就想到自己过去的一些行为，比如到处扔纸球，或者当着别人的面挖鼻孔。现在，我不会了。
我和阿星、阿黄、雅克，经常在QQ上见面，好像我们一直就是在一起的。阿黄开学后有了很多新朋友，雅克被他爸爸送去加拿大读语言学校，住在一个加拿大老奶奶家里，每天只能吃面包、牛奶和土豆，还得自己洗衣服，他总在叫苦，觉得比在深圳惨多了。
阿星每天看报纸，看到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就告诉我们。和我们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他也到处打听，然后让我们知道：丁丁的妈妈去了戒毒所，丁丁被她的亲爸爸领回去了。远洋姐姐听说去了北京，成为一个专业的T台模特。罗杰刚上大四，就开始到企业打零工，很少去地铁唱歌了。黑色爱丁堡开工以后，已经改名，叫“威尼斯公寓”，用洋名字唤起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让他们把一生的血汗钱拿出来，买它的一个小小单元——阿星说，卖得老贵了，一线江景……是广州最贵的楼，得几万块一平方。
石头还在，老地方，每时每刻，一仰脸就可以看见他在天空下，英俊魁梧，笑容很含蓄，又很灿烂。我常常会想起他，偶尔，也在心里和他说说话。只有用心灵说话，他才能听见我，我才能听见他。
当我要和他说话的时候，我得做好准备，安静下来，撇开四周的一切，包括声音，进入某种心情，闭上眼睛，把自己送回到可以看见他的那个地方，然后，仰起脸来。
那是我们的仪式，石头和人对话之前的仪式，必须的。
我一生的经历，都被压缩在流浪的那两个月里了。
爸爸陆陆续续给我说了一些他的事。他去南方后的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也捡过易拉罐。后来，在一琴行里做杂务。我六年级暑假的时候，爸爸惦记我，回家看我，才知道我出事了。他看到我写给小根的信，又在网络上查看南方的新闻，发现宝马车事件的图片报道中，我就在那头拖车的老水牛背上……
我说：“爸，你走后，我一直很担心你。”
“你担心我什么？”
“你的身体。你不知道，我还去结核病院找过你。”
“我的病早好了，我还定期去检查的，一直没事，我都不用吃药了。否则，我怎么能够出去打工啊？”
“我还担心，怕你找不到工作，怕人家欺负你。那么长时间，你到底怎么过的啊？”
爸爸想了想，说：“外面总是好人多过坏人的。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不能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也不要因为怀疑和恐惧，就拒绝他们，是吗，小忻？”
“嗯。”
“只要你勤劳、善良，并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就可以得到友爱和回报。当然，你还得学习，一直学。”
“嗯。”
“忻，我不会再离开你了。我如果照顾不好你，就算在外面挣到一点钱，也没有什么意义。”
“爸爸，我希望你就在县城里找个工作。”
“我会的。”
他想了想，又说：“你的那些同学，父母不在身边的，你叫他们来家里吃饭，和你一起做功课吧。我今天就去买木料，做一张大桌子，给你们用。”
“爸爸你太好了！”
我想了想：“爸爸，可以让北川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吗？如果他愿意，他哥哥也同意的话。”
“当然，如果他哥哥同意，他也愿意的话。”
“谢谢你，爸爸！”
以后，当我听到我的同龄人抱怨，说“大人总是很难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的事儿太多了，总是急匆匆的，并且都认为他们手头上的事，才是最重要的，真令人伤心”，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安慰，特别踏实，因为，我的爸爸，我唯一的亲人，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担心什么。
只有一个问题，他一直让我感到费解——那就是，关于我妈妈。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他的工作问题有点眉目了，虽然钱很少，只有几百元，但，总算不会饿肚子了。
我也很高兴。我说：“爸爸，如果妈妈在，她也有一份工作，那多好啊。”
他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自从戴上眼镜后，我就有了把眼镜往上推的习惯动作。我推推眼镜，假装随意地，把心里放了很久的话说出来：“爸爸，你去广东，没有找她吗？”
他嗯了一声，低着头，不看我。
吃完饭，他做完清洁，去房子外面呆了好一会。
天黑了，他轻轻回到小砖房里，开灯，说：“光线暗了就要开灯啊，注意眼睛。”
我做完功课，抬起头来，看到爸爸的神情少有地严肃、凝重。
他说：“忻，寒假，我带你去乡下爷爷的学校看看。那个时候，再告诉你妈妈的事情，好吗？”
我用手指往上推一下眼镜。
我没有感到任何不安。我对他点了点头，开始在心里等待冬天。
西北风刮了一个多星期，冬天来了。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爬行了很久很久。谁说历史是无法回去的呢？我感到，我们在回去，就要进去了，过去的历史。
天空灰蒙蒙的。我们先是慢吞吞地往上升，大半天之后又往下降落。窗外的风景千篇一律，始终是那些庄稼地，泥层很薄，刚刚清理过，起伏着小小的波浪，小麦的种子，就埋藏在一道道新鲜的土峰泥浪里。
这是一段最让人疲惫的时间，脑子里懵懵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我闭上眼睛很久，再睁开，汽车还是围绕着一座大山打转，嗡嗡声一直不变。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些刚刚种下小麦的土地，和几间草房子，只是，它们越来越近了。
我看看爸爸，他也在看我。他脸色苍白，眉头皱起来，我知道他一直忍耐着。
他一直都是这种忍耐的表情。但如果问他，他是不会承认的，唯恐引起我的不安。
大概我的脸色也不好。
他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包姜片。
“爸，你做的吗？”
“嗯，我用盐腌了一下。你含一片，挡挡汽油味，就不晕了。”
“我想开窗。”
“可是，”他看看周围，“太冷了，别人会受不了的。”
“那就不开了。”
他想想了想，说：“忻——”声音犹豫。
“嗯？”
他又等了一下，我转过脸来了，他才说：“我一直担心，你吃了那么多苦，会不会变……”
他又不说了，望望我，又望望前方，再望望我。
我猜到了他的意思。
“爸，我不会变坏。真的，爸。并不是所有运气不好，或者吃苦受屈的人，都会心怀抱怨，变得恶毒。至少，你的儿子我就不会。”我像他的同龄人一样，认真地告诉他，“我只是觉得，夏天的那几个月，我好像活了几十岁。”
“对不起，儿子。”
“为什么？你没有对不起我，爸爸。我们快到了吗？”
“再翻过一道山梁，就到了。”
我们在一个叫风谷的小镇下车。
我曾经对这个小镇多么熟悉，爸爸带我来赶集，街头街尾都挤满了人，他总是先买一块香甜的发糕给我，然后再去挑选家里需要的菜。我们挤出人群，立刻闻到新鲜的牲畜粪便气味。然后我们背着一箩筐土豆青菜，唱着歌回风谷中学的家了。
小镇添了很多房子，但从前那温馨、充满活力的景象不再。街道肮脏，杂乱，尽管是冬天，车开过的时候，仍然卷起灰尘的巨浪。
从风谷镇，得走五里路，才能到风谷中学。中途，我们在以前爸爸常来挑水的龙井那儿歇息。冬天的井水热气腾腾，井水依然甘甜，它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只是四周的灌木长得更高更茂密，让我觉得很安慰。一朵朵只有冬天才有的粉红色的刺蔾花，点缀在干枯的灰白色的荆棘上，好像童年时候的一张张笑脸，来迎接我了。
离开龙井，再穿过一大片庄稼地，又翻过一个小山坡，就看到学校了。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爸爸指给我看——松树林，教学楼，大操场，教工宿舍。我们加快步伐，我们走下山岗，飞跑下去，脚后跟震得我身体里的骨头痒痒的。近了，近了，到了！
但是，它们没有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庞大和广阔，几栋水泥房子可怜巴巴地呆在山洼洼里，没有钟声，也没有人影，只有一种说不出的荒凉。
（在我的记忆里，松树林是无边无际的，将整个山岗覆盖，是和天边那些像房子、像军舰、像岛屿的白云连在一起的。而大操场，那么辽阔，我们可以整天在上面奔跑……）
校长出来迎接我们。天冷，他戴着厚厚的雷锋帽，帽耳朵拉下来，紧紧包住下巴。
校长说：“这就是周忻啊？哟，长这么大了，戴上眼镜，像个小大学生哩。”
我不好意思：“我上初一了。”
等他把帽耳朵掀开，我才依稀想起，这张脸孔曾经熟悉——他是爷爷的学生，爸爸的同学。他老了，下巴上有花白的胡碴。我转头看爸爸，爸爸也老了，只是我天天和他在一起，没有感觉出来。
校长住在学校里。假期，学校里就只有他们一家人了。
他带我们到处走走，看看。
有绿色琉璃瓦的苏式教学楼已经不见了，现在的教学楼是混凝土的，有三层高。我们住过的木房子被拆掉了，那儿现在建了两层水泥房子，是学生宿舍。
我感到很失落。
学校的四周，被大片的村落围住，从东边开始，分别是张家寨、李家寨、王家寨。
校长是张家寨人。他说，当年爷爷把校址选在这里，就是考虑这几个上千户人家的村寨，有太多读了小学就在家务农的孩子。
村寨的下面，是大片的庄稼地。再往下，就是峡谷和河流了。
我们重新回到大操场上。操场铺上了水泥，又冷又硬。过去的操场是泥土的，十分光滑，我们喜欢光着脚在上面跳跃，是很有弹性的。
操场边，那两株挂大钟的杉树还在，钟已经不在了。校长说，现在都用电子钟了，就在教学楼里。
那么，敲钟的大爷也不在了。
总之，现在的学校，和任何学校都是相似的，有操场、旗杆，有教学楼和行政楼，千篇一律，它不是我童年时的那个学校了。
爸爸指着操场北面的两棵大树，问我：“忻，你还记得那两棵树叫什么名字？”
“青冈树。爷爷说，它们是气象树。如果看见青冈树变红，就要下雨了。”
“嗯。你还记得在这里看过的电影吗？”
我想了想。从前，每隔一段时间，爷爷就会请外面的电影队来学校放电影，银幕就拉在两棵青冈树之间。
“我看过《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还有《秋菊打官司》，还有……”
爸爸欲言又止。
校长缩着脖子，重新把帽耳朵系好，两只手套进袖筒里。
他对爸爸说：“孩子一直跟着你？那你成家没有啊？”
爸爸给他递了个眼色。
“哦，哦。”他说，“住我家吧，我叫她们回张家寨。”
“不行不行，”爸爸说，“大冷的天，你别折腾嫂子，我们回镇上的旅店住。”
第二天，我们整天在山野里，寻找爷爷的坟。荆棘划破了我的裤子和手掌，流出的血很快凝固，成为一条黑色的线。
爸爸一直在叹息，他说，原本是记得的，可树啊、草啊一长起来，就找不着了。
我们站在一座小树林边上，回首望去，处处是杂草覆没的坟茔，但上面悬挂着白色的纸幡，所以老远就一眼望见。爷爷的坟上没有纸幡，所以，被杂草和荆棘覆盖了。
回到镇上的小旅店里，天黑下来了，天空里布满乌云，西北风把窗纸吹得噼啪响。热情的店主送来一个烧煤块的小泥炉，我和爸爸围着它，冻僵了的手、脚逐渐恢复知觉。
“对不起，停电了啊。”店主又过来说，“今天轮到我们这一片停电。”
“没关系，没关系哦。”
夜里，我们一直坐着，炉火把对方的脸照得红红的。门和窗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很温暖。一想到爷爷的坟茔不知在什么地方，挨冻受寒，我的心就紧起来，难受得透不过气。
“爸爸，我们找不到爷爷，爷爷更孤独了。”我几乎哽咽。
“小忻……”爸爸艰难地说，“你还记得爷爷的性格吗？他是最勇敢，最乐观的人。你还记得他唱歌给你听吗？”
“记得。”
“其实，爷爷还在，爷爷一直都在的。”
我抬起头来，看爸爸的脸。炉火给他瘦削的脸上抹上温暖的红光，让他看起来像电影里的人一样。
“你知道，有句老话，叫落叶归根。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知道。”
“还有一首清代诗：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这个我也知道，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一首。”
“我说爷爷还在，就是这个意思。花瓣、树叶掉下去了，就成了泥土的一部分，又可以长出新的花草和树木。爷爷还在，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了，他就像树叶变成泥土和养分，在新的树木的身体里存在，他会在每一个生命里存在，比如，在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里。”
“我相信，爸爸。”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别人的一部分。他爱过你，他就在你的生命中。我们以后，也会在别人的生命中存在。”
“我相信，爸爸。你这样说，我好受多了。”
爸爸给我倒一杯水。
“你今天累坏了。喝了水，睡觉吧。明天，我们就回去，好吗？”
“我不想回去，我也不困。”
“你真的不困吗？”
我看着爸爸的眼睛，鼓足勇气：“妈妈也在我的生命中，对吧？告诉我妈妈的事情吧，我都十三岁了！别再犹豫了，爸爸，你应该告诉我的。”
“我想等……”
他发出一阵咳嗽声。
“我想要你现在就告诉我。反正，我今晚不睡觉了。说吧，爸爸，你应该让我知道。”
即使是在火光里，我也能够看到，一丝惶惑掠过爸爸的眼睛。
他的声音又变得艰难起来。
“忻，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爸爸，你会怎么想？”
“这个呀，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想。”
我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来：“听着，爸爸——‘如果你驯养我，那我的生命就会充满阳光，你的脚步声会变得跟其他人的不一样。其他人的脚步声会让我迅速躲到地底下，你的脚步声则会像音乐一样，把我召唤出洞穴。然后，你看，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麦田无法让我产生联想，这实在可悲。但是，你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如果你驯养我，那该会有多么美好啊！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我也会喜欢听风在麦穗间吹拂的声音。’”
爸爸听得入神了。
“这是一只小狐狸对小王子说的话。爸爸，我就是那只小狐狸，你就是小王子。”
爸爸闭上一只眼睛，又把另外一只眼睛眯起来。
这是小时候爷爷常和我玩的游戏，叫“大眼、斜眼”。爷爷每闭上一只眼睛，我就得跟着他闭，另一只眼睛得大大地睁一次，再微微地眯一次。该闭的闭不上，该睁大的睁不开，该眯的没眯上，都算输，输了就得背唐诗。现在想起来，我才明白，爷爷的这个游戏，是专门为我设计的，因为我弱视的那只眼睛，看起来总是睁不开的样子。
所以，我就取掉眼镜，闭上一只眼睛，又把另外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向爸爸展示我长大后眼睛的能力。
爸爸笑了，我们一齐笑了。
爸爸摘下帽子，说：“我不是小王子，我是个老头了。你看，我没有金黄色的头发，我的头发原先是黑色的，鬈曲的，现在变灰了，掉了不少，以后就会像爷爷那样，变成列宁。”
“那是遗传的。爸爸，我真希望我也从你这里遗传点什么，哪怕是秃顶。”
“你不会秃顶的。你就是皮肤有点黑，但我喜欢，这是最健康的肤色。你现在很清秀，等以后模样全长出来，会很帅！”
我没有忘记我的话题。我在等待着那个特殊的时刻。我隐隐约约感到，关于妈妈，对爸爸来说是个艰难的话题，对我又何尝不是！一个人要面对自己生命中的秘密，不能没有勇气。我铁心了，一定要在今夜，知道我想知道的一切。
我把水杯递过去：“爸，喝水。”
爸爸接过水杯的时候，手有些发抖。但是，我已经拽不回自己。等他喝了水，我再次恳求：“告诉我，我妈妈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一直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他又咳了一声。他并不是想拖延。
“关于她，我一点也不了解。”他说。
“为什么？”
“我并没有和她结婚，也不知道她是谁。”
“爸，你没糊涂吧？我太吃惊了。”
“没有。”爸爸说。
我安静下来，耐心等爸爸把他的历史打开。
“十三年前的那个暑假，学校里没有放假，大家都去帮村寨里的农民干活。晚上，就在大操场上放电影，是一部很新的外国片，《人鬼情未了》。我们预先就到几个村寨里去通知了，请乡里乡亲们都来看，结果，来了很多人，大操场都站不下了。电影散场的时候，人都走尽了，就剩放映员在收机器，爷爷陪着他。这时，爷爷听见了婴儿的声音。他在自己的凳子下面发现一个篮子，里面有个小小的婴儿……”
我的声音完全变了：“难道，就是我？”
“包裹里有张小纸条，写着你的出生日期。爷爷用手指拨开包布，你不哭了，含住他的手指不放。爷爷把你抱回家。以后，我天天熬米汤喂你。”
“她什么都没有留下吗？像那些电视剧里一样，玉佩啊，银锁啊什么的，可以证明我的身份的。难道她不想以后找到我吗？”
“有一条围巾，是城里人用的那种，棒针织的海马线围巾，上面绣了一个名字：王小丫。”
我沉默许久，终于，不出声地哭了。
“她扔下你，不等于不爱你。她一定遇到了难处。”
爸爸把我抱住。
“你瞧，她多聪明，把你送给爷爷，爷爷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依然哭，哭了很久。
我再次变回了那个婴儿，就由爸爸抱住，在炉火边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黑色爱丁堡的那只白鸽子，它飞过来。我吹着口哨，向它打招呼，同时责备地问：“怎么才到啊？”
它说：“咕咕。”同时把红色的小脚伸给爸爸。
爸爸捏住那张纸条，问：“它带什么给我们呀？”
我不好意思地说：“一首小诗，我写的。”
“你写诗？哦哦，写了什么呀？”
“雪袍子。”
“哦，哦。”
爸爸展开来看，我赶快跑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直睡到十点过才醒来，肚子饿得咕咕叫。
爸爸还在睡。被子里很暖，整夜，爸爸一直把我的双脚抱在怀里。
我轻手轻脚从被子里抽身，起来，穿戴好，去店主的小商店买两碗方便面和几个卤鸡蛋，泡好面，再叫爸爸起床。
吃过早饭，我们把裤脚扎紧，向王家寨奔去。
一路上看不到人影。
冬天的乡下，真的十分荒凉，如果你一个人在这样的季节里走，一定会迷路的。那些光秃秃的梧桐树和槐树的枝桠，伸在灰蒙蒙的天空里，几只乌鸦盲目地飞过，发出饥饿的叫声。天空，大地，找不到一片绿色的树叶。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王家寨了。寨门口的古树上，挂着很多红布条，那是年年岁岁人们的祝福和祈愿。
寨子里，家家关门闭户，连牲畜也躲在它们的圈里，不做声。
整个世界都因为冷而寂静无声，紧缩了。寂寞在寂静中，被成亿倍地放大，大到整个地球都轻起来，在虚无的空气中茫然转动。
多么荒凉！
我庆幸，我是和爸爸在一起的。我们就像是人类最后剩下的两个，已经走到地球的边缘，一个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和他收养的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要说，男人和男孩心里有同样的温情，并且，这温情保持着恒定的热度，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血缘联系而冷却，是什么在给他们的心、给这温情加热？是爱，他们彼此深深地爱着对方。
就在那片刻，我突然理解了爱和生命，和这整个世界的关系。如果没有爱，世界一片荒凉，地球就是一个坚硬然而虚无的存在。
我的妈妈，如果有爱，她一定很美丽。如果她没有，我们要把自己的，给她留着。
我转脸向爸爸，爸爸不看我。但，我知道，他和我心心相印。
他艰难地拖动自己僵硬的腿，他的腿一定又犯风湿痛了。他小心地隐瞒着腿痛，对我微微一笑，说：“找找吧，说不定……”
我们在寨子里转了一圈，那么漫长，好像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有人影，连牲口和家禽也看不到。这和我童年记忆里的乡村，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很久，终于，我们看见一个戴绒线帽的老人，在茅草房子后面的地里干活。他的手脚因为冷而捏不住锄头，笨拙地、慢慢地把那些土疙瘩一块块敲碎。
我们走上前。我说：“大爷——”
老人直起腰，扭过头来。
“大爷，我是周忻，他是我爸爸。我们来找一个人，女的。”
“女的？叫什么名字？”
“王小丫。”
“小丫？我们这里的女子都叫这个名啊。她长什么样？多大？”
我想了想，说：“她长得像我，年纪嘛，也许和我爸爸差不多大吧。”
“我们寨子里的小丫，没有戴眼镜的。”
“我不是戴着眼镜来到世间的。”
我取了眼镜，请他看我的脸。
他摇摇头，表情疑惑，又陌生。
“大爷——”
他拄着锄头，决然地说：“你们肯定找不着。寨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小孩都比你小，大人都比他老。”他指我爸爸。
“那么，”爸爸说，“快过年了，出去打工的，就要回来了吧？”
“这个，难说。回家可不容易，太远了。要是没挣到钱，更没法回了。”
他说着，呼出一口浓浓的白气。
“你们看天，”老人指指天空，“要下雪了。今年这场雪一定很厉害，打工的都回不来了啊！”
下午，我们回到小旅店。天空黑乎乎的，像给棉被捂住了。
吃过晚饭，爸爸就一直站在窗前。
店主过来说：“天气预报，有大降雪。班车已经停开，你们恐怕得多住些天了。”
“哦？”爸爸有些不安。
我从他身后把他抱住：“爸，不怕，我和你在一起的。”
“儿子……”
“爸，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是你养了我！”
爸爸转身用手臂勾住我的头，他的眼里噙着泪。
他说：“忻，你真的长大了，我很高兴，很放心，真的。”
我想，父亲对每个人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是对我，格外不同。
第一朵雪花飘下来了，我伸手去接，没接住。
“爸爸，这么说，我和你都是出生在这里的了。”
“嗯。”
“爷爷出生在风镇？”
“爷爷出生在重庆，在风镇长大。”
“爷爷的爸爸出生在哪里？”
“苏州。”
“再往上，爷爷的爷爷，出生在哪里，你知道吗？”
“再往上，我就不知道了。”
“这么说，我们都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
“说不清。你想想，以后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也不知道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呢。”
雪越下越大。它们好像憋得太久，终于可以飞翔了，所以，那么急迫地挣脱天空的抑制，飘向大地。
我的眼镜蒙上一层湿雾，擦干净后，我发现，远方的景物已经模糊了。世界开始在白色中膨胀和蔓延，雪，将那无边无际的寂寞和荒凉改变。曾经那么低沉、陷落的大地，开始丰满和上升。在雪花的聚会里，在它们花瓣的缝隙里，一定藏有很多很多声音，这些声音会汇集起来，包裹大地，响彻天宇。
“爸爸，我想听你拉小提琴。”
“它早坏了。我吹口琴给你听吧。”
我们的口琴随身带着。
爸爸开始吹出一支曲子，正是我最最喜欢的《银匕首》。
雪下得更快、更密了，它们多么喜欢音乐啊！它们纷纷旋转起来了啊！
爸爸一直给它们伴奏……
“我叫——我不告诉你。”
“嗯，我猜，这是很容易猜到的，”那人得意又狡猾地斜看着我，说：“嗯，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周校长家的那个……”
我突然觉得，他有点嘲笑的样子。
我生气了：“我是哪个？你说！”
“斜眼！”他大叫一声，跑了。
我哭了，沿着小路回家去。奶奶看见我，厌恶地喊：“看你一身泥，你又做什么孽啦？”
爷爷把我拉过去，给我擦掉鼻涕：“嗯，乖，忻儿没错，没错，啊？你是好孩子，是世界上最最幸运的孩子，现在是，以后也是，对不对？”
我没错。谁错了，我不知道，也不追究。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是精子和卵子结合成的生命——我上中学就知道这个了。爷爷先是叫我“幸运”，后来才改叫“小忻”。
“可是，爷爷，他叫我斜眼。”
“没关系，”爷爷说，“斜眼可以看见更多的东西。我们来玩大眼、斜眼的游戏，好不好？”
“好的，爷爷。”
“准备好了啊，大眼，斜眼——该你了！哟，没睁开，哈哈，没睁开！”
“忻，你笑什么？”
爸爸用一块绒布仔细地抹拭着口琴。
“我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就是你昨晚玩的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爸爸，你看，雪好大，那些连起来的山都白了，房子也白了。”
“这雪会一直下下去的。”爸爸有些担忧。
两个小时以后，一尺厚的雪盖住了山头，盖住土地，盖住了整个乡村。鸟儿们不见了，西北风也早早停息，白雪的世界高高耸立，纯净、柔和，无边无际，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梦。
“爸爸，爱斯基摩人给雪取了三十多个不同的名字呢。”
“那，你喜欢叫它什么？”
“我想，世界上的雪只有两种。”
“哦？”
“一种是冰冷的，一种是温暖的。”
“嗯。”
“爸爸，你说我妈妈，她是在南方吗？”
“应该是的。”
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妈妈不会冷的。她喜欢雪吗？一定喜欢的。雪纯洁、温柔。如果没有雪的拥抱，土地怎么能够在春天醒来呢？
如果妈妈正在回家的路上，她一定累了。
如果她是一棵麦苗，就让雪袍子把她盖上。
2009年3月初稿，6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