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代及登基大典既然结束，郑克臧便登舟西返，临上船之前，郑克臧下诏三年内将夏军陆师的规模扩大四分之一，即将现有十五个军五十二个师三十三万官兵的规模扩大为十六个军六十六个师四十一万人，以备北伐之需。
同一道诏书把正式将三洋舰队并长江舰队升格为水师，从而确立了水师、舰队、分舰队、舰，舰队辖两至四个分舰队，若干个舰队组成某个方向的水师，当然那些载荷甚低的通报船、辅助船都不计在主要编制之内明夏交替是一件牵动全中国的大事，北京城里的康熙自然全程关注。
若说康熙没有心思从中寻找机会渔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方面郑克臧虽然离开武昌外出巡视，但郑藩内阁及枢密院却始终留在武昌执行中枢任务，而且湖广、江淮的守军也全神备战并没有给清廷暴起反击的机会；至于另一方面，清廷并非只有郑氏一个敌人，西面的准格尔虽然注意力转移到布哈拉等处，但随时随地可能卷土重来，北面的鄂罗斯更是贪得无厌的饿狼，稍有机会就想从清廷身上撕下一块肉来，更何况丢了江南、湖广和小半个四川的清廷财力极度困顿，吃糠咽稀的北地汉民也已经被压迫到了某个临界线，再无财力贡输清军做连场大战。
因此康熙只能抑制住自己不甘的内心，遣使祝贺郑克臧代明而立，希望清夏两国能正式签订和约，平分中国。当然求和罢战只是表面文章，康熙也知道郑克臧不一定会答应，因此该备战的还要继续备战，于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康熙于二、三月间连发旨意，摒弃原来禁止汉民重回辽东的方略，鼓励无地百姓进入辽东垦荒并租种皇庄及满洲王公的庄田，希图以此增加赋税，弥补财政上的缺口。
康熙希图暗伏爪牙、卧薪尝胆、重整旗鼓，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郑克臧回到武昌后的第十一天，早就油尽灯枯的宁王朱耷终于在得知郑克臧正式代明后的焦思忧虑以及抑制不住的愤懑中一命呜呼了。
朱耷死去不要紧，留下的烂摊子却让追随者大伤脑筋。原本川东明军就是一个大杂烩式的联合体，朱耷只是其中的盟主和象征，大有人并不真心实意的服从朱耷的调度，更不要说朱耷留下的那个乳臭未干的继承人了。
所以朱耷的遗臣中大部分主张依照朱耷临终前的交代，用向华夏朝投诚来换取众人的荣华富贵，不过这些主张降夏的人当中却不包括朱耷的继承人。
年仅十六岁的朱怡钦真实的身份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在朱耷身边的日子让他确信自己是大明皇位理所应当的继承人。因此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自然想继承朱重八的光荣，自然不愿意到武昌去做笼中鸟，于是他秘密派遣心腹与川东明军中的某些实力派联络。
当然朱怡钦的使者大多碰壁，夹在清夏之间左支右挡的川东明军中的大部分对夹缝中的日子已经不能忍受了，他们争先恐后向华夏朝输诚还来不及，自然不会再有心思来帮扶这位既无影响力又无实力的小监国。
但是有野心的并非只有朱怡钦一个人，占据顺庆府广安州的小军阀铁枪李李思久就是其中一个。朱怡钦使者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机会，于是舍弃老巢不顾，带着拼凑出来的二千部伍直扑重庆，并在朱怡钦的暗助下夺取关防。
由于一众主持者不是前往遵义方面联络夏军，就是被朱怡钦诳入正殿遭到关押，因此遇袭的朱耷亲军根本没有组织起有力的抵抗，不是被迫投降李部就是一哄而散，遂使李思久兵不血刃的夺取了重庆府城。
夺取重庆的李思久表面上对朱怡钦毕恭毕敬，但兼并了川东明军中最精锐的朱耷亲军后，李部的实力已经膨胀到万人，再加上一部分不愿意受到华夏朝拘束的川东势力过来投靠，李思久一举成为了掌握重庆小朝廷的赫赫权臣。
李思久的行动造成了川东明军的进一步分裂，清军方面自然不可能不加利用。
华夏武成元年、清康熙三十八年、明泰顺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四川总督席尔达留成都将军桑格率兵三万在叙州府隆昌以南牵制夏军叙永总兵、山阴伯毛洪言部四个师，他本人另率五镇清军直扑重庆，试图借着明军内乱，一举夺取这座川东要镇。
清军一动，夏军自然不能坐视其夺取全川进而威胁周边各省，于是在那些愿意降夏的前川东明军的带领下，同样横戈待枕的夏军各部也快速兵进川东各地。至七月初，除被桑额牵制的毛洪言部未有寸进外，自贵州方面出击的夏军已经接收了重庆府南川、綦江、江津、涪陵、丰都、石柱、武隆、彭水，酉阳、黔江、秀水三县也举旗归降。而从湖广方面开进的夏军则一路攻占夔州、忠州，绥定、顺庆两府也有相当数量的州县归附。
据此郑克臧划出原隶属湖北的恩施、宜昌两府增设益东省伯何乾出任川东总兵官，统一指挥进入川东的夏军各部，而指挥湖广夏军入川的原湖广右副总兵乐珉越则调任贵州副总兵，以为何乾后援。
华夏朝建省整军忙得不亦乐乎，此时重庆保卫战也进行到了最紧要的时刻。
李久思部虽然成分复杂，士气不振，但是川东明军跟清军之间有着深仇大恨，因此尽管内部矛盾不断，但在大敌当前之际还能同仇敌忾。再加上李思久在行动之初已经对可能面临的情况做了最坏考虑，因此一早就做好了各种应对准备。
集中力量撤退到重庆附近的明军，依仗着崎岖地形、复杂环境、坚固的工事以及朱耷早先囤积的粮食与清军做殊死搏斗，清军虽然倍数于李部，但却迟迟不能突破防守，鏖战三个月，清军死伤枕集，却只能望嘉陵江兴叹。
战至九月，已经统合完降夏明军的何乾突然袭取顺庆府城南充。由于担心夏军乘势袭取整个四川，精疲力竭的席尔达不得不引军退保成都。
不过清军想退也并不是这么容易的，李思久此时尽显枭雄本色，集中仅有的精锐千人对清军实施追击，一举击破清军后卫，俘获绿旗兵数千人，并撵着席尔达的屁股光复了璧山、铜梁、大足、合川、荣昌，并威胁隆昌桑额部侧后。
在面临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桑额不愧是敌前逃遁的老手，他不动则已，动如脱兔，以大踏步撤退的方法，丢弃嘉定、邛州、眉州等地，一下子逃回了成都，从而把资州等地丢给了夏明两军争食，希图以此转移矛盾，保全清军在四川的存在。
这个时候，四川的局面显得更加混乱了，两路入川的夏军已经控制了川东、川东北、川南、川西南各府州并建立了益东、叙永两个新省，清军则死保成都、绵阳、保宁这一路，而李思久部明军则控制东起重庆西至资州之间长条形的一片土地。
从三方势力分布的情况来看，夹在两强之间的明军其实危在旦夕。可这个时候利令智昏的朱怡钦却不顾己方力量最为薄弱的实际情况，提出要举办登基大典以继承明祚，由此引爆了他与李思久之间的矛盾。
当年十月二十四日，觉得矛盾激化到已经不可调和的李思久断然引兵囚禁了朱怡铭。与此同时，李思久派人出使夏军，以让出重庆等地为代价，要求夏军网开一面。正当，夏军将校颇感意外之际，李思久果断放弃各地，集中两万军马并十五万老弱杀奔成都。
对于明军与清军之间的战斗，夏军自然乐见其成，更何况李思久部还带着十几万老弱病残出战，这不是笑话吗。然而就在夏军边看笑话边接收各地的时候，扑向成都平原的李思久却虚晃一枪，掉头西行，随即夺取雅州府名山、芦山等县，成功的摆脱了清夏的夹击，在川康边营建出一番小小的天地。且不说李思久在川康边如何驱使藏汉经营他的小小势力，缓冲者的消失让清夏之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直接对阵的情况。
武成元年十二月初七，叙永总兵毛洪言率领八个师逼近成都外围龙泉驿。同日益东总兵何乾也率五师之众进军保宁府治阆中，威胁剑门，准备切断清军自陕甘前来救援的通道，至此川中的形势已经对清军极端不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