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下延，色情上升：中国文化的分层互动
一
儒家伦理是一种生殖中心伦理。
近年来中国内地赞扬传统文化形成潮流，有一种说法，“先秦儒家创建文明社会新文化的过程，就是努力建设新的人性，彻底唾弃旧的兽性的过程。”从孔子起就强调“只有礼(男女有别)才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这种老生常谈经不起推敲。人兽之一大别的确是社会人不得不遵从一系列性禁限，但兽只有性(性冲动、性行为)，色情化的性却是人类特有的。正是人的仁义良知等社会意识，把生物式的性冲动变为一个人独有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混合体——色情。
生物的性严格局限于生殖繁衍所需，超出这需要就成为累赘，成为生存竞争中可能导致淘汰灭种的因素，因此“兽性”的“性”实在是相当有限。进化使人不仅成为唯一有智慧的动物，也使人成为唯一的性欲远超出生殖需要的动物。知识之昌明，医学之发达，使种族繁衍得到保障，从而使人的性欲富余量越来越大，远远超出生殖需要。
因此，人离兽性越远，文明越进步，超出性活动本来意义的色情就越发展。正是在这意义上，色情(Eros)不仅是人的本性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是人作为社会的人，文化的立足点之一。
二
色情是一种文化现象。
色情的主导意识，是反生殖的。在色情想象与色情表现中(例如“黄色小说”中)，与生殖有关的性特征都消失了，没有月经，没有怀孕，没有生育，没有子嗣。这是非生殖的“纯粹性”，色情是高级人类文明从生物性基础上剥离下来的纯粹性意识。
《肉蒲团》开场所谓“睁眼看乾坤复载，一幅大春宫”，又解释说，性是为了愉悦娱乐：
人生在世，朝朝劳苦，事事愁烦，没有一毫受用处。还亏那太古之世，开天辟地的圣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与人息息劳苦，解解愁烦。
这与《易》中关于阴阳乾坤万物生息的“性宇宙观”相去不可道里计，而恰恰是文明进步的结果。
色情想象与色情描写中一切“出格”、“性变态”不管如何花样翻新，其共同特征是不可能导致生育，令人怀疑恐怕不能导致生育的性活动，都可具有色情意味。
在色情小说中，主人公即使有后代，也得残酷地加以消除，以维护色情的反生殖性。《金瓶梅》中西门庆留下一个“孽根”，即吴月娘生的遗腹子孝哥儿。第一百回吴月娘让孝哥儿出家，被普静老师“度托”了去，“化阵清风不见了”。《肉蒲团》中，未央生与妾艳芳生有二女，未央生出家悔罪后还想去把她们杀了，说是免得让她们替父亲“还淫债”。后得二女夭折消息，竟然抚掌大喜，说是因为“一心向善，感动天心，把还债女儿收回去”。这种今天看来过于残酷的“报应”逻辑，其实是色情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中国文化的核心线索(“合二性之好，以上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色情的绝育狂最不可容忍，它不管用什么形式出现，都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基石。
三
任何社会，任何文明，都以控制性行为和色情表现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首‘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与“情”有关的一切，都必须控制。
控制(禁止或限制)有两种方式，一是所谓禁忌(taboo)，它是在一个文化中界限明确，已成为社会成员共有的心理限制；另一个方式是查禁(广义的censorship)，它是社会中用法律、行政或用舆论实行的外加控制。
无论禁忌还是查禁，都是双刃剑。弗洛伊德在其名著《图腾与禁忌》(Totern and Taboo)中指出禁忌有两面性：爱与恨，吸引与反感。任何禁限，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正是为人所向往才必须禁限，而禁限则向往必然更强。列维斯特劳斯也指出正因为禁限，被禁行为往往会出现于梦中，作为一种象征满足，“它们并不是作为实际行为的记忆，而是对于扰乱秩序、反秩序的向往”。
某些社会学家认为被禁限的色情表现，正是一个社会的负像，禁限不全是压制性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文化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自觉配合，即理性上赞同，任何禁限无法有效实行。被禁限的内容，往往在梦、白日梦、谵妄，最后在文艺作品的虚构故事中表现出来。
梦、幻想、谵妄等色情想象领域都无法禁限，而且禁限反而使它们更为“猖獗”。色情表现的对象就是这类象征满足(而不是一般性行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所谓“二度符号体系”，即象征的象征，而社会对色情表现的禁限则是二度禁限，即禁止表现已禁限实践的事。
四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令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见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愧服。”
我怀疑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名句可能就来自“避座中妓易，避心中妓难”。
“心中妓”确是一个叫道学家头痛的事，程颢是对的，无“心中妓”，座中妓就不再为妓。社会可禁限座中妓，却无法禁止“心中妓”。色情与否，是以反应为判别的。一般认为“思无邪”的读物，从未接触过的人可以觉得很色情。反过来，一般认为很色情的表现，“见怪不惊”的人可能觉得毫无刺激。就这一点也可造成是否出现“心中妓”的区分。
过强的禁限也造成过强的打破禁限的欲望；过严的社会禁限既能使社会成长自觉谨守严规，同时使他们对极低量的色情表现产生强烈反应。1979年中国内地对日本电影《望乡》演了禁、禁了演，无所适从，即一佳例。此电影写东南亚某地流落的日本妓女一生辛酸，其中接客镜头极短，但足以使在“文革”高压禁限中长大的青少年蠢蠢心动，据说甚至有女中学生学样开妓院的例子。它也使负有社会道德责任的人忧心忡忡，但几年后，各种电影放得多了，正反两种反应都不再冲着《望乡》这样无邪的电影而来。
由此可知，“心中妓”的出现及驱赶，并非单靠禁限就可办到。实际上，对色情表现不禁不成文明社会，严禁全禁会引起异常的色情心理，反而使非色情表现也“色情化”。“彻底”的性禁限非但不可能，而且有反作用。如何寻找这平衡点是难事。
五
色情并非无代价。当人们发现其色情想象太狂乱，超出社会及心理禁限过远时，就会有罪孽感。违禁虽属本能，守禁也是自觉的，二者在内心中总在演出戏剧性冲突。
内心禁限划出了一大片危险的、黑暗的，又是充满诱惑的领域，侵入这领域的行为、表现，甚至想象，都会引起内心警察的干预。
在此，我们可以看看中国文化在色情问题上一些特殊处理方式。
例如血亲(母子、兄妹等)乱伦之禁忌，本是任何文明社会之必须。当乱伦性禁忌已成为人的“自然本性”以至犯禁几不可能时，乱伦色情想象却很难禁绝。思与行的冲突，给很多民族的集体潜意识造成深巨的伤痕，于是古希腊悲剧最动人的几出都与血亲恋有关，而今影视中此类题材愈演愈烈。
血亲乱伦是不能做，却能用曲折方式(误会、命运的作弄)表现的事，此类主题之一再出现反映了人们努力压制想象与文明冲突的苦恼。
而在中国，宫廷中“蒸”、“因”、“报”之类血亲乱伦记载，先秦不断出现。后世记载却大都限于蛮夷王朝。证明至秦时，血亲乱伦禁忌已有效施行。但它却似乎没有在巨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留下任何印迹，甚至17世纪近百部色情小说中也没有。一直要到1933年曹禺的《雷雨》，血亲乱伦禁忌的心理紧张才第一次得到表现。曹禺此剧常被人说“太希腊”，却是中国现代最受欢迎的剧本。
如何解释《雷雨》的成功？中国人天性是道德民族，家庭异性成员的亲密不可能造成色情想象？这当然是欺人之谈。不能做是各文明民族相同的，无法不想也是相同的。只是别的民族能说，中国不让说，中国人也习惯了不说。对色情表现的压制，实际上是中国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或云血亲乱伦这问题过于极端，不能概而论及整个文化。但不少人类学者认为，孩提时代俄狄浦斯情结的化解方式，是成人性心理形成之基础；文明早期血亲关系的化解方式，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性伦理形成之基础。巴尔特甚至提出人类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之同时，也发明了叙述艺术。
六
禁欲本是东西许多宗教实践的中心环节，自我克制清心寡欲，也是许多宗教思想的核心。为此，基督教承认信徒有色情想象犯禁的可能，甚至有此权利，只是事后须忏悔。儒家伦理一方面很人道，承认食色性也，对性活动加以规范，却从未重视色情想象与色情表现问题，似乎中国人无此问题。
于是中国人的色情想象与表现换成扭转的形式。
在中国通俗小说中，大部分英雄人物不近女色。性要求低(不是克制能力强)不仅是英雄本色而且是成功之原因。只有反面人物才落入女色陷阱，例如曹操败于张绣，西门庆死于非命。甚至有色情意味的政治笑话，例如曹操下江东乃为取二乔之类，也必落在反面人物头上。这种“坏人性专利”，被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全套继承。《子夜》中只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突然有了性要求，我们发现其原因是她那时已变成“托派取消派”。
文学作品中，色情载体(具有色情想象，甚至付诸实行的人)都必须“边缘化”。
著名的淫猥小说《金虏海陵王荒淫》，有文学史家说是宋人所作，根据是因为有国仇，故“虏中书”，“骚挞子”骂不绝口。但就此断定为宋人所著，似为武断，酣畅淋漓地写异族之禽兽行，加以咒骂，既过瘾，又有安全距离。
《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坏人带黄”的革命小说，是50年代少年的政治教科书，兼性启蒙读物。坏人才能做色情载体，而色情教师须是异己者，无法让人认同的人物。不然学的时候让人无法心安理得。这种可笑的虚伪可能各民族皆有(例如《旧约》中对淫乱坏人的指责可能是几千年来西方少年的性“自学教材”)，但中国文学更甚。
七
说文化对色情表现唯一要做的事是禁限，未免太简单了一些．没有一个文化能对色情全不禁限，也没有一个能全禁限。每个文化的特殊点表现在禁限什么、容忍什么；执行禁限或容忍的方法；以及不同集团阶层不同容忍度造
成的非均质。
无论哪种文化，在现代都要遇到一些相同的色情控制问题。首先，现代社会是大众传播爆炸的社会。大众传播形成后，以前可以轻易限制色情表现流通范围，在现代社会已不可能，甚至敏感集团，例如青少年，也很难阻挡在流通范围之外。
第二，现代社会是个图像社会，网络传播主要是图像，而图像的直观性，使以前靠文字和绘画难以取得的“色情现实主义”，惊人地容易。
第三，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闲暇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假期越来越长，正在向工作时间的一半推进，从前只为少数人享受的余暇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所有这些原因，使过去的各种禁限方式不起作用了，使不少人惊呼“色情泛滥”。用不让接触的方式保持社会一部分人的“心灵纯洁”已经不可能，所以现代社会不得不变更控制方式。
容忍度提高视为不得不为之，“两恶相较取其轻”。旧的禁限方式无济于事，反而引出人心本有之禁限即诱惑悖论取得负效果。采用新的方式，完全可以导引出另一悖论，即越禁造成罪孽感，使人们有距离化需要。西方社会的“色情爆炸”、“性解放”，并没有引起60年代不少人担心或希望出现的社会崩溃局面，自80年代中期起，西方各大城市的色情表演与出版行业急剧衰落，即是第二悖论起作用的结果。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禁限方式越来越趋向界限明确的法律方式，而少采取公众舆论、道德法庭等边际模糊、易于宁紧勿松的方式。
八
上文中已经提到色情禁限的两种社会机制。
一种机制是体制式，它以法律为标准，强制施行。因为惩罚方式严厉缺少灵活度，所以禁的内容很有限，以保证立法的有效施行，不至于弄成法不责众。
另一种机制是舆论式，它以情理为标准，其施行可能具有灵活度，其控制面松而广。它很可能超越应有的限度，造成过分的人身伤害(例如霍桑《红字》中的故事)。一般说来，由于其惩罚似乎很轻，所以往往滥用。
两种机制，其道德标准是同一的，只是方式不同。体制式(法律式)往往只能处理明确的犯禁，不太可能过多地进入个人生活。而舆论禁限，其执行者与被惩对象可以是社会的每一个人，而且可以进入人的内心，使人对完全属于个人隐私的犯禁产生自惩的念头。舆论禁限是一张无形的网，罩住每个人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