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立一个形式—文化学所做的笔记
出发点
阅读不一定从形式出发，批评性阅读却从形式出发。
文学文本，首先是形式的存在，而不是意图、主题、创作经验的存在，不是意义或效用的存在，不是内容的存在。文学与非文学文本的区别，在形式，在与形式相应的阅读方式，而不在于内容。“文学形式阅读”加诸《庄子》《水经注》，它们就成了文学。“非文学形式阅读”加诸《金瓶梅》《红楼梦》，它们也会成为某种资料，某种非文学。
以内容为主的批评，是把文学作为非文学(例如，作为社会资料)来批评，与一般消费性阅读方式类似。
没有任何作品结构上是完美的，形式上是无缺陷的，整体合一的。虽然东西方文论中一直盛行此类看法：“有机论”(浪漫主义、克罗齐、新批评派)，“结构自足论”(列维斯特劳斯、早期巴尔特)，“辩证整体论”(黑格尔、卢卡契)等等。读书界则一直有“至善至美”作品的“经典神话”。文本完美论，在文学实践上不可能(同一作品的异文存在即是明证)，在批评实践上，则使形式分析停留于形式。
形式的形成就排除了形式完美的可能性。文学形式是一种语言实践，而语言只能在不断的自身差异中存在。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符号意指过程，必然在文化的积淀无限衍义，把一层层所指转化为新的能指。批评性阅读，处理作品形式时，就像把球面展开成平面，必须在某些缝隙处切开文本，解开形式。
影响作品生成的文化因素心理因素极多。作品形成后，这些因素没有被固定，只是暂时休眠。每次新的批评性阅读又唤醒了这些因素，在新的阅读时空中形成新的冲撞。
内容是汽车光滑炫目的外壳，形式是滴着黑乎乎机油的机身、底盘；内容是生命圆润的皮肤，形式是生命血腥的内脏。皮肤上痛苦的切口，使我们得以一窥生命的真相。
内容
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心理的经验材料，构成了作品的内容，即文学的“文本现实”。比起其他大部分社会语言实践(例如科学，例如统计报告)，文学的文本现实与经验现实的差距最远。文学文本无法反映现实，只能用一种特殊方式曲解现实，戏仿现实。“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信息不发达时代强加给文学的任务。“兴观群怨”，是文本功能混淆时代对文学的滥用。
令人迷惑的是，文学作品比起其他社会语言实践(例如历史、新闻)，给读者更强烈的“现实感”。这种“镜象”，只是一种逼真感，只是经验材料即内容制造的幻象，但这幻象却成为各种现实主义假定或理论最牢固的基石。
逼真感的产生与文本形式有极大关系，形式的程式化是其首要条件，形式本身，似乎与现实感大有关系，其实无关。“现实性”不强的形式(例如舞台干扰极多的中国戏曲，例如语言极不自然的叙事诗)，完全不妨碍逼真感的产生。
逼真感来自读者与作者共有的释义程式，而这程式是特殊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使某种形式重复，重复到接受者不再看到形式，不再妨碍他把作品内容直接等同于现实，是为程式。只要程式化地阅读，任何文本都可以是现实主义的。
这样的读者，是内容的消费者，是逼真感心甘情愿的箭垛。形式越程式化，对逼真感的干扰就越少。这就是为什么形式创新是现实主义之大敌。
经验现实并无结构可言。文学作品借助逼真感对经验现实加以内容结构化，道德整饬化。起承转合的情节逻辑，亦即褒奖与制裁的法庭。认为文本结构即经验现实的本质，是一种写作迷信。
本文是作者对经验现实的一种诠释，它只是一个诠释，它的真实性是个别的。如果没有程式给予一个似乎磨光平滑的表面，这种诠释不可能具有一般性。
批评性阅读的目的，不是给作者的这种诠释以一个再诠释，而是分解文本，去破作品完整的假象，以发现作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他对现实的诠解。因此，批评是对写作的反诠释。
意识形态
文化不是影响作品产生的唯一因素群，却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群。任何追寻作品意义的批评，不能忽视文本存在产生、流传、被阅读的文化条件。
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所有文本(即所有表意活动与释义活动)之集合。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活动，都有一定程度的表意功能，都可以算广义的文本。意识形态，即是在一定历史环境中控制并诠释这些表意活动的元语言。
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视作某个社会阶层利益的体现。或许其起源是由特殊利益集团决定的行为规范集合，但形成后就成了整个社会共同拥护、代代相传、天经地义的规范，虽然对规范的执行严格程度各阶层大不相同。“阿Q，我们虽然不知道他蒙什么名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
没有形式，或者说，只有程式化形式的文学，会沦为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意识形态之直接图解很难说是文学，正如元语言并不完全覆盖目标语言，语法书例句不可能成为诗。
意识形态是在文本实践之上的二度规范体系。作为二度规范体系，它有把自己翻译成初度表意的永恒压力，它不断地在文化的一切文本上——从生儿育女，衣食住行，到哲学人文，政治经济——复制自己，重复自己。
意识形态作为规范集合，从定义上说，就是具有整体性的，充分自足的，有能力为该文化中一切问题提供答案。意识形态作为主体意识，必须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一旦看到自己的缺陷或局限，对付不了某些问题(例如晚清时不能解释军事屡败问题)，它就无法再维持下去，无法有效地解答其他问题(例如晚清时对不说程式也产生怀疑)。它的失效也是整体性的。
写作
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相反，文学文本从本质上说就是非整体性的，其自身差异，其无限衍义，不断抵抗整体化。
整体化的意识形态企图控制本质上非整体化的文学文本，是个苦恼的任务。形式没有程式化的文学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忠顺仆人，意识形态在控制文学时，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破绽。而偏偏意识形态总患有不能容忍破绽的血友病。
可以从另一角度看这个冲突：作者处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生产文学文体这个符号小集合。他用的语言本身，与这文化中其他文本被同一个元语言编码。写作既是在语言牢狱中活动，作者也就是意识形态囚犯。可是，写作者不可能看到自己身陷囹圄，听命于他人(因为意识形态把一切意义活动程式化了)。作品只是幻想自己是自由想象的产物。
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对他的作品的理解，必然劣于他之后的批评性阅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后者对写作所使用的语言形式与文化条件，享有历史提供的批评距离，对该意识形态的控制看得较清楚。
作品在形式上非整一，内容上受限于历史，因此任何作品命定不完美。这不完美之处，正是批评性阅读剖解作品与意识形态复杂关系的入手之处。
作者无意识地留下的种子，被后世的批评性阅读培养起来，长成胀裂作品巨岩的大树。
作者既是作品之母，又是作品之谋杀者。
批评
于是，批评性阅读，处于文学活动的中心地位。
批评与写作的目的是相反的。写作的目的是给文本一个貌似完整的结构，创造一个再现经验现实的假象，创造一个文化神话。批评性阅读的目的是暴露文本中的内在矛盾，分解文化神话。
批评所揭示的文本内在矛盾，并不是意识形态内部矛盾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定义不允许它有自我矛盾之处；文本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是历史运动中矛盾的反映，因为作品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直接反映历史运动。
批评所揭示的文本内在矛盾，是历史运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意识形态与历史永恒的恩恩怨怨。
如果批评性阅读，能从文本矛盾的窗口，一瞥历史运动的进程，这将是批评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历史运动本身，不就是巨大规模的意义组织方式？
作品的真正意义，不在文本之内，而在文本之外；不在文本之先，而在文本之后。意义是历史地形成的，是过去与现在对抗的产物。作品的意义，要靠批评来构筑。
这样一种批评性阅读，实际上是给作品看病：病状在形式中，疾病在内容中，病因在意识形态中，更确切地说，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运动的矛盾之中。
对批评的这种要求，排除了任何读者都是潜在批评家的可能，批评家不再只是个能说会道的读者，他首先必须有能力发现假象与现实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发现形式。
对批评的这种要求，同样排除了作家自动成为批评家的可能，他的“创作谈”，与一般读者的“读后感”一样，是消费式阅读，是业余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