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将芜，故乡不再，这不是因为战争，而是比战争更为迅猛和惨烈的革命和建设。这个时候我笔下的绍兴二字，一定不是高楼大厦以及类似的国际广场什么的，因为这你比不过美国甚至比不过迪拜，作为故乡的绍兴，它一定是小桥流水霉干菜，秋瑾鲁迅蔡元培。
早年我在绍兴城里游走，也曾走进过笔飞弄的蔡元培故居。
我曾经在填各种表格的“籍贯”一栏里，纠结过好长时间，究竟是填绍兴还是杭州呢？
明明白白的，我父母和祖父祖母都是绍兴孙端人，爷爷家到外祖父外祖母家也不超过五分钟，印象中也就隔了几个大台门，那是我从快乐奔向另一个快乐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填绍兴是理所应当的，只是后来要跟人解释半天也麻烦。也有人跟我开玩笑，让我说几句绍兴话试试看，这个时候我的表情虽不像孔乙己般的尴尬，但也跟问我“知不知道朦胧诗是怎么回事”是一样的，而真到接近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年纪，对血脉和基因中的某些东西又多了些认同和归依，因为我知道，田园将芜，故乡不再，这不是因为战争，而是比战争更为迅猛和惨烈的革命和建设。这个时候我笔下的绍兴二字，一定不是高楼大厦以及类似的国际广场什么的，因为这你比不过美国甚至比不过迪拜，作为故乡的绍兴，它一定是小桥流水霉干菜，秋瑾鲁迅蔡元培。这里除了感慨之外，我也还得解释,我还得倒出不少掌故。就我的兴趣来说,我已经不好卧薪尝胆、王羲之以及徐文长这一口，我只是觉得民国这一坛陈年黄酒，就足够我喝的了。
说起绍兴的名家志士，动刀动枪的，就有王金发、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这一路的，他们真正是我以我血荐轩辕。想到这些先烈，谁敢说绍兴人只好幕僚师爷刀笔吏？而文的一路，邵力子、经亨颐、许寿裳、周氏兄弟、刘大白、孙氏兄弟，仔细一探文脉来路，似乎都跟蔡元培有所关联，有人甚至说出“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鲁迅”这样的话语，把话都说绝了，其实鲁迅生前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倒是其学生兼妻子的许广平还是心存感激的，在《鲁迅全集》终得出版之际，她曾这样撰文道——“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说“一生深蒙提掖”,这是何等重的话语啊,一个大师提掖另一个大师,这本来就是佳话。
扯远了说，蔡元培早年是文武都来的，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反清的时候，他曾是个暴力革命的信徒，研制炸药，企图用炸弹炸掉黑暗的旧中国；其言其行，甚为前卫。蔡元培还曾是上海光复会的首任会长，而同乡陶成章即是副会长，所以这个源头也是可以算在蔡元培身上的。而光复会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暗杀会，后来因孙中山先生的建议而合并同类项又成立同盟会，孙先生是职业革命家，这一点蔡先生跟他还是有区别的。
只是后来蔡先生才觉得要用科学和教育来救中国和建中国，于是遂成一代大师。这个当年的翰林，是从旧堡垒中杀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那个时代有成就的人，无不是从旧体制中出来的，萧山的沈定一也是这样，都是做着清朝的官，然后就起来反清了，这不像徐锡麟，是早有图谋潜伏在清府里的。其实你看袁世凯又何尝不是呢，虽然他最后是称过帝，但我以为还是不能否定他前面的革命行为,不能说他一开始革命就是为了称帝的。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探讨救中国的路子,没有哪一个人能做总设计师的，都在淌在石头过河，有些是淌着淌着倒下了，有的是偏航或掉头上岸了。那个时候当然也允许有各种路子的存在,更不能是胜者为王败者寇。我们一直来好给人贴标签，喜欢简单化符号化，把复杂的事情给简单化，然后又把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
我曾经看过不少写蔡元培早年的文章，比如周作人，比如曹聚仁，他们文中都说蔡元培早年是个怪才，这个怪在绍兴城里的读书人那里都似有所闻，好像是说他写的八股文也跟人不一样，但再怎么不一样,那也是八股文呀,且也得有人欣赏才好。这也就是说在那个体制里，还是允许读书人怪一点的，这在今天叫作特立独行。请注意，蔡元培1892年在参加殿试策论的文章题目是叫《西藏的地理位置》。这一百年前似乎还没有《国家地理》的杂志吧，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有全局胸怀，大约是做不好这篇文章的,虽然他做的也是八股文。说白了，八股文只是一种形式，而今天之八股,则完全是一篇篇正确的废话,这就是指内容，就是内容上基本不讲人话,真不知这些官员跟老婆和情人孩子是不是也这样说话的。
这里有个例证，是说蔡先生在1896年回绍兴居住时，阅读的书籍就有——
1月30日，阅《日本史略》，彼国阿波冈本监甫著（笔者注：原文如此）……
《日本师船考》，沈敦和(仲礼)著。
《盛世危言》，香山郑观应(陶斋)著。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2月2日，阅《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入门》、《电学问答》。
2月5日，阅《光学量光力器图说》毕。10月10日，阅梁卓如“《西学书目表》，区书名，撰译人，刻印书，本数、价直、识语六品，甚便翻检。识话皆实。”至梁著“《读西学书法》，则取识语，演简为繁耳。末篇立意本正，而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出自《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谢德铣先生的文章《蔡元培先生在绍兴》）
在旧体制中浸淫多年，尤其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惨败，蔡元培一定是觉得他所经营的那些文字苍白无力，当时他在是官府里的职位叫编修，相当于一个史官吧，他发现自己做不了司马迁的，因为要编撰的全是国家和同胞被欺侮之事，那时的中国也一定叫泱泱大国的。那个时候蔡元培就开始读那些国外的书以及科学常识类的书，那就是希望看得更远更深，所以他后来把目光投向了德意志，投向了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后两者从大概念上也都属于哲学范畴的。
而蔡元培真要去德国留学，则要到1907年，这一年他已经是41岁了，而且在德国还得学语言，还要当家庭教师，这是很不容易的，不像鲁迅他们是早早去了日本。在今天40岁上下的这个年纪是不少有钱人刚刚开始办投资移民，而且移出去之后不管换不换太太，一般也都还要梅开二度，再生个孩子的。孩子一多，父母的责任也就重了，有责任脾气也会好一点，所谓父性母性都是人性。
特别要注意的是，1907这一年又恰是皖浙起义徐锡麟秋瑾被砍头的年份，这是标志性的一年。我没有考证过，是蔡先生出国在先，还是烈士捐躯在前。这一年清政府终于废了科举制，这在今天看来至少算是教育体制改革吧，动作够大了吧，这就大大动摇了千年以来的官僚选拔制度。四年之后，皇帝垮台了。即使垮台，还得说清政府其实还是很了不起的，腐败是一个方面，末日的政府没有一个不腐败的，但那至少已经看到了腐败，也至少已经在刮骨疗伤了。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蔡元培既是早慧的，同时又是大器晚成的，这叫起大早赶晚集，好在他是赶上了。或许也是外来和尚好念经，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回来以16比1的票数战胜黄兴做了首任大总统，蔡先生回来则做了首任教育总长，本来据说这个位子是章太炎先生的。如果是太炎先生做教育总长，我估计浙籍的不少学子，如周氏兄弟也会得到提掖的，因为他们有不少都是章在日本讲学时的忠实信徒。倒不像鲁迅和蔡元培之间，反倒是要许寿裳出面说情的。所谓近乡情更怯是也，这个近既是地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
也可能是早年的那些经历以及后来在德国的游学，才决定了蔡元培先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人，特别是他在执掌北京大学时，新派和旧派他都要，只要你有真本事，他既可以让陈独秀当文科学长，也能让辜鸿铭留着辫子上讲台，当然他更是欢迎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所以称蔡元培为北大之父是不为过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陈独秀，当然也就没有《新青年》……如果照此推论下去，那变成就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了。呵呵，打住打住。
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跟今天的党不完全是一回事情，早期的党不是执政党，就是在党首陈独秀身上，毛病也很多，而大家都知道，比如有人说他家长制，比如我们的浙江老乡陈望道就忍受不了他的家长作风便愤而退党；再比如说陈独秀爱喝花酒，行为不检，这种事情蔡元培也不是不知道，而蔡先生又是一个自律甚严的人，还组织参加了一个叫道德推进会的，他老人家是身体力行不嫖不赌不纳妾的，但是他能容忍陈独秀这样的人，这说明他深知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甚至是人性的黑暗，这就是一个大师跟一个政治家的区别所在，政治家知道人性的黑暗之后，就用更黑暗来对付黑暗，所谓我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而一个文人一个大师很可能是在黑暗的环境里还是捧着一颗红色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