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坐而言易，起而行难
在浙言浙。吾浙之风土，吾浙之人才，吾浙之物力，均不亚于他省；而名山胜水，徒供游览，文士名流，迭闻他适，物产不谓不丰，财政恒虞支绌。军事费用占大半，司法扩充，犹不遗余力。是谓“不教而诛”之政策。呜呼，吾浙之教育！呜呼，吾浙之前途！
吾观今日浙江之教育，而悲将来之浙江。教育者，根本之事业，基于今日而期于将来者也。早为之图，犹虑不及，因循以往，复何收效之足云。事业之兴，有二要素，曰人与经费。有人而后有经费者，社会事业也。有经费而后有人者，公家事业也。教育固社会之事业，亦公家之事业，二者不可偏废。而今日浙江教育之教育，此二要素，可谓俱无矣。
…………
这是经亨颐在《全浙教育私议》文章中的开头两段，也是收入在《经亨颐教育论著选》的第一篇。这是写于1913年的文章，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此文高屋建瓴地从浙江学校教育的布局，小学中学大学以及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图书馆等现状等方方面面，论及种种弊病，最后经先生说道——坐而言易，起而行难。有其事无其人，有其人无其经费，有其经费无精神，亦徒呼负负也。然天下事未可概作消极观。始创之事，必多未良。惟其未良，可以改良。必欲一举而臻美备，则成立无日，进步无望矣！吾浙不乏热心教育之君了，倘天下怀相洽者，盍让我以坐而言之易，而匡我以起而行之难。馨香顶礼，全浙幸甚！（原载《教育周报》第3期、第5期）
从此文看，经先生一方面是全局在胸，一方面也是文人忧政，但经先生并不天真，文中屡屡提到“经费”二字，事、人、经费和精神，恰好都体现在经先生的身上了。经先生显然是一个要起而行的人，而且明知行路难，却偏要走到底的那么一个人。从这篇文章看，经先生的眼睛里，不只是一个浙江一师，而是有着整个浙江省教育的生态地貌，这跟他担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的身份是吻合的。
1913年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一则两百来字的短文，题目叫《余之远足会观》，说的是学校要搞春游远足，这是经先生赞成的，但是他说远足队伍“整队而行，鼓号之声洋洋盈耳，耀武扬威，犹如出战，且谓军国民教育原当如此。”这么小一个事情，经先生也不放过，想想今日之中国，各种团体操层出不穷。经先生提出了“须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的观点，我以为这就是经亨颐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的一个点。
这一长一短的两篇文章皆是刊于《教育周报》，这是当时经先生发表思想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阵地，这也是省教育会办的一份周报，同为绍兴人的沈仲九曾担任该报的编辑。
经亨颐教育思想的核心，还是他所提倡的“与时俱进”精神，这在近一百年前（1913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大概是可以看作贯穿在经亨颐教育思想和实践中的最主要的一条精神脉胳。后来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全国中学（师范）类最有名的就是两所学校，一是浙江一师，第二就是湖南长沙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后来因一师风潮辞职之后，经亨颐去家乡上虞办春晖中学，不久就有北南开、南春晖之美誉。当然如果从成败论英雄的“党史”式的写法上来说，浙一师也许远比不上毛泽东的母校长沙师范，但如果从新文化新思潮的角度来看，浙一师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源头。这个源头的思想基础，便是与时俱进，
我们现在说与时俱进，还以为是一个挺政治和新潮的词语，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中，而经亨颐给予了发挥和发展，使其成为办学的总方针，特别是体现在他关于对师生进行人格教育的内容上面，包括校训的“勤慎诚恕”四字，也都是人格教育思想的体现。而经亨颐在他的《杭州回忆》中说过他提倡与时俱进的“最简单的理由”是——
最简单的说个理由，两句话就可以明白：
一.道德不是千古不变的。
二.道德判断没有客观的标准。
这两句话的伟大，可以把一切伪道德，模型的道德、桎梏的道德推翻无遗。道德是有机的，是随时代演进的，决不是未有人类以前，哪一个上帝预先制定的，又不许既有人类以后哪一个圣人任意假造的……
这可以看作是经亨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要知道那个时候新旧社会更替，其剧变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改革攻坚，也不只是我们想像中的男人剪掉一条辫子那么简单，我想这跟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是一样的震憾。旧制度在土崩瓦解，但新的秩序却没有能建立起来。同时旧的观念也还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比如1909年的“木瓜之役”的导火索仅仅是因祭孔而起的，新派老师觉得没必要再祭孔了，而夏震武们则认为孔夫子就是祖宗啊，哪有不祭之道理呢？于是冲突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据经亨颐在《杭州回忆》中写道，他来上任时也是穿着西装跪在孔子像前的，日本教师也跟他一样跪拜，只不过日本教师在偷偷地笑。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传统势力还很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先生一开始也是要入乡随俗的，他只是慢慢地在积蓄自己的能量，直到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他的改革才得以开始大刀阔斧。因为实践也证明了，破是容易的，立是困难的，而在这破和立的搏弈中，最为称道的就是经校长的四项改革措施。
三．四项改革措施
经亨颐的第一条改革措施就是教员专任制。
看有关民国的回忆文章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些稍有名气的老师，像李叔同这种是不用说了，就是中学老师也有在好几个学校兼课的，经亨颐认为此种现象，教师只是对课目负责，而不是对学校负责，更谈不上对学校的忠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经先生反思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对教师的聘任，都是一年一聘或一学期一聘的，老师有朝不保夕之感，于是便狡兔三窟，这既可多赚钱，也可东方不亮西方亮。其实经先生早就看到此种弊端了，一直想改，但一直改不了，为什么，因为这涉及每个老师的切身利益，这就需要我们大致了解当时教师的年收入是多少了。从经先生为春晖中学制订的计划书可以看出，专职教员的年工资是700元，书记是300元，校医是480元，附小教师是240元到300元不等，后勤员员工为180元，而门房等只有84元，以这个标准来参照浙一师当时教师的工资水平，大约应该是相当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计划”中春晖中学校长的年薪是1200元，教务长是1000元。
而另一个数据是，据曹聚仁的回忆，他当时读师范时的膳食费已经不能享受全免，而只能是半免，那么半免之后还得交多少呢，是18元，这18元就相当于他们家十亩田的收入，或者得卖掉30担新谷才能换来的，而当时的物价是，以1918年为例，上海一市石（120斤）粳米的价格是6.62元。由此可见当时的教师的工资还是颇高的，而那种到处兼课的，每月大约也就30元左右吧。而如果每个学校三十元，那在两个学校兼课任教，则底线即可保证每月有60元的收入。鲁迅当年在北京也是到处兼课，徐志摩婚后也打了好几份工，都是为了谋生计。
从经亨颐日记来看，他对施行教师专任制方面投入的精力是颇多的，而施行时却困难重重。早在1917年2月10日的日记中，经先生就写道——下午三时，至教育会开校长会议，余有教员专任之提议。
同年3月1日到3月10日的日记中，，经亨颐四次讲到专任制。
3月1日——拟专任教员试行法，先从理想约定为规则，然后与现聘教员事实相合，能否可免窒碍尚不可知。
3月3日——下午一时，至教育会开临时校长会议，余拟就专任教员试行法草案，与各校实际尚无大差，各校长希将草案印刷分送，与现在情形妥为凑合，须于星期三再开会方可决定，余将草案送报馆，使省垣外各校参考，以期易于统一。
3月7日——三时，至吉羊巷教育会，开校长会议，专任教员问题仍由各自呈复。
3月10日——作函寄冯季铭（省长助理，作者注），为专任教员问题。渠（即他）主张月俸厚于后而薄于先，余以为有流弊。偶有所见，不敢隐，亦我尽我心而已。
注意这是1917年，我们现在看到的《经亨颐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是1917年到1919年期间的，但又不齐，1917年3月之后就“轶失”了，一直要到1918年的2月14日才又接上，但1918这一年一直到年底，日记中未见提及专任制，是不好提还是不屑提了呢？直到1919年1月29日，才又见日记中提及——赓三来（即王赓三，时为教务长，笔者注），为接洽八年度预算事，准照专任编制，实行与否，责不在我也。
推行教师专任制，须对教师发专职聘书，且规定每周一开教师例会以定夺学校大事。经校长认为这个教员专任制，是对教师限制和信任的互为因果，表面上看是限制了教师兼课的自由，但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是信任了教师，也是真正把教师当人看的一种做法，因为这是让教师吃下了定下丸。这里没有数据支持，说专职前后的薪水情况的对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提高了收入比例的，但至于说提高了多少，有没有提高到教师可以不去赚外快了，这还是不得而知的。因为越是优秀的教师，在外面兼课就越容易，而我看经先生的日记，在1919年他自己还是在“法政学校”兼课的，每周一次，校长尚且如此，教师哪有不找外食的呢，但是教师专任制的确是对当时学校用人制度的一种改革。
既然是改革，就必定是艰难的。据1919年3月24日日记所记——谈本省教育经费，八年度共百十四万，较去年增加十万，而专任制犹未能实行，为之怅然。
这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专任制是需要财政拨款才能实施的，第二直到1919年的3月26日，专任制也还没有完全实行。两天之后的日记中，经先生又写道——又至教育厅，为商专任制事，因闻预算之关系，又将作罢。省垣各校不假此名义，永无整顿之希望，请其积极进行。
从以上的日记可以看出，经校长对教员专任制也有无奈有叹息，但还是坚持不懈。经校长是将此当作一桩事业来做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腾头脾气”，即我们说的那种浙东绍兴人的倔脾气。
1919年7月6日，经校长又写道——三时，丏尊、赓三来，接洽业务，大致已定试行专任制，添聘国文教员、理化教员，而夏、王则为校内中坚，少任教课。
7月7日——上午，为校事访敬庐、元兹、仲九，试行专任制有所商榷。午后，又邀丏尊、赓三来、听泉来谈。
7月10日——在寓无事，拟专任职员规则数条。
9月14日——自一时至三时，开专任职员会。
9月25日——即晚，集本校专任职员在寓便膳，接洽校务，说话甚多。
这一些都算是好消息了，教师专任制总算成功了。那么从以上日记看，经校长为了专任制可谓想尽了办法，对上要去跑经费，说白了就是要增加教育预算经费；而对省内同类学校呢，又是希望能够参照执行，以免得标准不统一，而招致多数人的反对；而对校内老师呢，又是谈话，又是请吃家宴，特别是对骨干老师，可谓是密谋再三，交心交底啊。
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第二条改革措施就是学生自治，并颁布了诸多自治大纲，这也正是后来闹出学生风潮的渊薮，同时又是风潮能得以和平解决，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一个重要保证。那时经校长的意思是说，让学生自治并不是指学生已经有能力了，而是要培养这种自治的能力，且教师必须担负更多的指导的责任，这是从人格教育、国民教育为出发点的——所以这是非常有超前的一点，看今日的学校教育，恐怕远远没有达到。经校长还专门作了学生自治歌教大家在学生自治大会上来唱，时为1919年的11月16日——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