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灿若星河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夏丏尊的名字一直是很靠前的，但如果是跟他同时代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和丰子恺比，好像又没有他们那么精彩有故事，他好像是一个活得比较苦的人。这位生于1886年，死于1946抗战胜利之后、十七就结婚的浙江上虞人，一生无绯闻，一生皆美谈。
比如李叔同出家，可能最早源于他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去做和尚——当然这只是李老师出家的N个外因之一。后来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夏丏尊也经过了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因为同在一个学校时，李叔同曾数次要辞职离开杭州，都是因为夏丏尊的苦劝才留了下来。所以对于李叔同去虎跑做和尚，他起先是后悔，后来经过弘一跟他的交流，他又觉得这是弘一的幸运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弘一劝夏丏尊也出家时，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夏老师也学佛理，但一直不算太投入，所以他是个终身居士，这也是他后来颇多烦恼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说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成就肯定跟他有关，但你梳理起来好像又没有必然的关系，只是他们那种师生、同事加朋友的关系，在今天看来成为了超越时间的佳话，因为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而他们却是相互欣赏和包容，这就很了不起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这又一群怎样的人呢？
再比如说，夏丏尊是白马湖散文流派的创始人，但他又不是惟一的一个。我看不少名人的传记和回忆录，在涉及一师、春晖中学、立达学院和开明书店时，夏丏尊就是翻不过去的一页，文学、教育、出版，或者具体到语文教育，那是必然要提到夏先生的，比如早年他和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一起就被称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四大金刚”（注意，四大金刚在今天似乎是褒义的成分居多，而在当时可能以贬义为主）。这“四大”中，其他三个公认为造反派，而夏先生则是亦新亦旧的那一类。而且早在1909年许寿裳发动“木瓜之役”时，他就已经在两级师范学堂了。当新思潮来临时，夏先生的勇猛和先锋，跟做人处事中的谦和与刚烈又是怎么能够统一的呢？要知道他身边有多少新潮和迂腐之人啊！
要是说起他的学历，留日也不到两年，因为家里没钱也不得不辍学回来，也没拿到什么文凭，一开始只是在浙江一师做日文教师的翻译助理。我们现在的一些私立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有几个外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一百年前，杭州的师范和中学里有外教也不稀奇了，因为鲁迅一开始也是兼做翻译助理的，且跟夏丏尊同在一所学校。夏丏尊回国的那一年是1908年，他在日本本来是学工科的，后来在一师受了李叔同的影响，才渐渐喜欢文学和文艺，然后他的处世态度又影响了李叔同，包括又影响了丰子恺等，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所以还是他的亲家叶圣陶说得好——他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对于立身处世的态度，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都是从读书、交朋友、面对现实得来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从自学得来的。他没有创立系统的学说，没有建立伟大的功业，可是，他正直的过了一辈子，识与不识的人一致承认他有独立不倚的人格。
一师时的“夏木瓜“
要说起浙江一师的名师生，至少可以报出两只手的数量，但大多的师生都是来去匆匆，学校本来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些师生就是在著名的一师风潮中登了一下台亮了一下相，然后也博得满堂喝彩。包括此前的木瓜之役，就是给了许寿裳、鲁迅等更多的特写镜头。
但是也仅此而已。
只有夏丏尊，在一师做了13年的老师，能与此相比的，大概只有姜丹书老师了，李叔同是做了七年，其如陈望道和刘大白，最多只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们虽然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评判一个人与一所学校关系的深浅，但是要说起渊源和感情，时间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这跟爱情婚姻家庭还是有得一比的。
夏丏尊是参加过木瓜之役的老教师，跟鲁迅他们不同的是，他在战役之后还是留了下来。有趣的是木瓜之役赶走了一个人称“夏木瓜”的学监夏震武，但阴差阳错的，后来这顶“夏木瓜”的帽子却落在了夏丏尊的头上，所不同的是，词性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原先的贬义转向褒义了。当时还叫两级师范学堂的这所学校，之所以会有木瓜之役，之所以频繁地变换学监（校长），除了新旧思想的角力之外，也还有经济利益上的博奕，有一个细节是说，当时一个图画老师每周只有六节课，但薪酬却有七八十元，而一个普通工友的月薪，可能也就十元上下，那么当时做一个师范学校的老师至少是是一个美差吧。
夏丏尊是1908年到一师任教的，一开始他和鲁迅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日籍老师的翻译，即是助教的职位，其原因就是因为夏丏尊在日留学没有获得学位，这跟鲁迅是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有日语学习的结习证书，这是当时的学监沈钧儒能够聘他的一个原因，当时夏丏尊就是给日籍老师中桐确太郎担任翻译的。这里有个记载值得注意，中桐确太郎后来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而且是个信奉佛教的人，他曾经送给夏一个“谢罪袋”，那上面写着这样的字——
将佛的东西认作我的东西，这是罪。请把为谢这罪而归还的金钱，装入此袋，和立在门口的人结真的佛缘。
这“归还”不要认为“减少”。我们原可无忧的被养活，所以弄到非苦闷不能生活者，完全是由于要妄用自力的缘故。
请依了真的佛道如数归还了试试看！比未归还以前，可得幸福的生活哩。要研究这理由的，请依溯了这袋的来处来问。
漫然施金钱于寺院或慈善，并不是成佛之因。
出心比出金钱更要紧。
这大约是夏丏尊最早接触佛学的一个证明，至少说明在跟李叔同成为同事之前，他已经接受了佛学的熏陶。
前面说过，在成为著名的四大金刚之前，夏丏尊在一师的一个主要身份便是舍监，他是从1912年担任舍监的。而且他还偏偏很喜欢担任这个职务。什么是舍监呢，就是训育老师，也即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德育政教老师，就是经常要管违纪学生的，这种事情往往会被一般的老师所不屑，因为吃力不讨好，一般都是那种在学生眼里凶巴巴的老师来担任此职的。而夏丏尊的脾性极好，何必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且担任这个职务只有每月三十元钱的薪金，远不如那种教职的报酬。
传闻夏丏尊担任舍监有两个原因。间接的原因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曾是一所学校的舍监，因为在学校闹风潮时被学生打了一记耳光便辞职郁郁寡欢（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学生风潮还是很不可思议的），最后抑郁而死。夏丏尊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受刺激，觉得做舍监应该不怕挨打，而且还得抱着拚死的决心才行。
而夏老师担任舍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师的舍监也辞职了，为何辞职，那就是受不了学生的气，于是夏老师便自告奋勇要当舍临。他觉得平时当老师那都是在课堂上讲大道理，真的碰到学生的实际情况，比如饭厅里学生饭菜倒翻了，厨工和学生有矛盾了，一般当老师的是不是会来管的，而舍监就不得不管呀，而且夏先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要用人格教育的方式来感化学生，这大约跟他后来翻译《爱的教育》也是有关系的。
夏先生担任舍监的故事，比他成为“四大金刚”的故事还要来得出名，这主要是有同事姜丹书的文字，以及学生辈的曹聚仁和丰子恺等文字的记述。在曹聚仁的笔下，夏老师一开始简直是个深恶痛绝的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仇恨”主要是有一次夏老师没收了他的《水浒传》。还有一件事就是曹聚仁的一个远亲来杭州了，想让曹陪他去看看风景，可是夏先生就是不许他请假，弄得来曹聚仁很没面子。而更为可气的是，轮到发“校服”时，曹聚仁领到了一套不合身的大号，他便提出要换，夏老师也置之不理，于是曹就认为夏老师一定是吃了“回扣”了。
当然凡是文人的回忆文章，特别是那种写得好的，有点夸张也是正常的。
而在丰子恺的笔下，夏老师又是另一种样子——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浑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浑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接下去丰先生便有了他著名的比喻，是拿李叔同先生和夏丏尊先生作比较——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这大约也是能一语中的之评价，后来关于夏先生之于一师和教育方面的事迹，都是沿用了这个说法的。从丰先生的文字中，我们看出夏先生是极认真又心肠极好的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苦口婆心的人，苦口者，婆心也；婆心者，必苦口。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夏丏尊这个婆心的标准是什么，源动力是什么，那恐怕还就是爱的教育，人格的教育，他是相信这种东西的，也相信一个学校是必然需要这种规矩的，只是爱的教育，又必然要付出爱的代价。不要以为今天的学生难教，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学生，处在新旧交替时期，又无多少应试教育的压力，虽无网络和手机，但新思潮已经无孔不入，这些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异常活跃，因此在管理上也更有难度，而且民国前后的那一批学生，往往家里还有点背景。
有一次学生宿舍里中发生偷窃事件，就是没有人肯出来认账，无论夏老师多么苦口婆心，于是夏老师只好贴出告示倒计时，说再没有人来认账，他就只好去自杀了——这一招还真管用，支招的正是李叔同。这在姜丹书的《夏丏尊先生传略》中也有记述——舍中尝患失物，颇难稽。先生问策于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当自杀。先生韪之，乃绝食。窃物生卒自白，后无此患。
以我今天之心态揣度之，李先生和夏先生恐怕还是日本式的教育方法吧，务求彻底和绝对，而绝不和稀泥，而这背后实际上都写着两个字——认真，做事务必认真，今天我们只讲日本人很会抓细节很极致，其实还是源于认真。今天日本的首相动不动就以辞职来“谢罪”，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认真且彻底的反省。当然，夏先生为教育犯错误的学生而以自杀“感动之”，这种事情是只有一次，而不能有第二次的，因为第二次很有可能就失灵了。
在学校里时，李叔同的名气一直比夏老师要大，因为李老师才华出众，学生大老远就用敬仰之眼看他的，而夏老师外表看起来并无艺术之气，然而内心却甚是狂热，特别是在1919年至1920的浙一师风潮中，他是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夏先生对于从一师毕业的学生，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关注和爱护，并尽力帮助他们，虽然他没有从政，但其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是贯穿在他的言行中的。1927年之后，他当年的学生叶天底、宣中华和汪寿华等先后就义，当他在斡旋求援等无效而最终等来噩耗之后，他就发牢骚说“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他还在大门上贴出了“这般世界，如此江山”的对联。他甚至还在中堂里挂出了“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牲多”的对联，以表无比愤慨之情。
夏先生当老师，也是由叶圣陶一语点破——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人生在世，举措有种种，方式也有种种，可是扼要说来，不外乎对人对事两项。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在教师的立场上，可以说已经抓住了对人对事两项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