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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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影响的中介(3)

第三节 中国人在美国

1.唐人街

人员交流的另一个方向:中国文化人到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与其他国家不能相比,极为有限。中国侨民虽在美国数量不小,作为诗歌影响的中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题材性的。

19世纪末出现于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的唐人街,使美国人感觉到中国的存在。那时的唐人街纷纷以异国色彩的街道布置招徕游客,19世纪末以唐人街为题材的诗歌大多数很浅薄。

而新诗运动诗人处理唐人街题材则比较严肃,林赛的《中国夜莺》在《诗刊》发表时,作者有这样一段附言:

这首诗旨在把一些关于中国的装饰性的和幻想性的事情结合起来,一个肤浅的观察者在中国古玩店、杂碎饭馆、洗衣铺和中国戏院都能看到这些东西。但此诗中还加上一些在关于中国的宗教、习惯、中国人性格的简单介绍中都能读到的一般情况。

林赛并不隐瞒,他写这首诗的内容基础是肤浅的唐人街游览观感,他用童话体来写作本身就证明他并不想写得很深刻:

“怎么啦?”他说。我说:“张,伙计,

旧金山沉睡着,好像死去,

死于纵欲、游乐、淫冶、放荡:

可为什么你还整夜熨烫?

你的钟敲起死沉沉的声音,

一声滴答,一声号哭,直到天明。

夜影怪兽般转着眼珠爬行,

还有什么比睡觉更叫人高兴?”

这个开场是大手笔,把一个童话故事锚定在现实的背景上。然后这个姓张的洗衣工(洗衣机普及前中国移民最常见的职业),一边漏夜干活一边讲述他的故事:他是落难君王,有一位美丽的情人:

出现一个中国女人,雍容华贵,

脸容骄傲,但迷人,像朵玫瑰

但她却放下架子,撇开礼仪,

把闪闪发光的面纱轻轻撩开,

这个被召神一般请来的美女讲述多年以前神州的荣华富贵,宫廷的典雅文采。洗衣工本人没有时间转过头来看这美女——

他专心干活,弯腰熨烫,

可是她很狡猾,面露喜色,

因为张肩上的鸟代张开了腔: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那中国夜莺连声地歌唱。

对这整个情景感到震惊的人,是叙述者,一个西方的“我”。与古老的东方之美相比,世纪初的美国毫无以文明先进炫耀的资格:

我心中充满惊奇和梦想,

虽然我看见西方的街灯闪亮,

虽然拂晓正带来西方的白昼,

虽然张是洗衣工,成天拿熨斗……

街道和小巷纠结在一起,

还有铁路车站,明亮的钟楼,

魔鬼般的乌云穿过古老的山谷,

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萤火虫

飞越过宽阔的闪光的莲湖。

美国文人对在美华人劳工的同情,恐怕以这首诗为最。林赛作为一个杰出的咏唱家,这首诗写得不俗。至今美国的吟咏诗人,如金斯堡等人,还念念不忘林赛对美国诗传统的贡献。

对唐人街劳动人民抱同情态度的还有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年轻的洗衣工》:

太太们,我敬请各位照应

我的朋友吴启;他年轻,灵敏,眼清目明,

手脚干净,在薄薄的蓝衬衫下

肌肉在滚动;而他光着两脚

穿着草鞋,踮着脚跟

不断地变换重心。

把你们丈夫的衬衣交给吴启洗吧。

诗收于1922年的诗集《酸葡萄》之中,威廉斯主张的诗应当“停止”在细节图景上,这是一个佳例。

2.早期中国留学生关文清

19世纪到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为数极少,似乎没有在美国文学中留下任何痕迹。新诗运动期间在美国的一批学生,与美国的文学运动关系就密切多了。但这些人当时过于年轻,兼收并蓄地带回了一些美国诗坛互相冲突的倾向,例如胡适和闻一多接受了一些意象派理论,梅光迪和吴宓搬回了白璧德保守的人文主义理论。留学生中没有人积极参与到美国新诗运动中去。我们只能发现在芝加哥留学的个别中国学生参与了《诗刊》组织的诗歌活动。

当时用英语写诗并在新诗运动刊物上发表诗歌,笔者现在能找到的唯一的人是关文清。他的英文名字为Moon Kwan。《诗刊》1921年五月号曾发表过他译的中国古典诗歌,该期卷尾编者按中说他曾在洛杉矶求学,现到欧洲继续深造云云。

关文清1920年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珠塔》(A Pagoda of Jewels),系由洛杉矶埃利逊(Joseph A.Elison)公司出版。诗显然写得不高明。其中有赠威特·宾纳诗一首,说他们相遇在“连接东西方的桥头”,那可能指旧金山。

作为诗,这本集子没有太多价值,但这是笔者所知的第一本中国人用英文写作,在美国出版的诗集,而且这位诗人为当时美国介绍中国诗的潮流做了一点推波助澜的工作。关文清后来似乎定居于洛杉矶。1932年发表了另一本诗集《中国镜子》(A Chinese Mirror)。

关文清返国后成为中国最早的电影工作者之一,参与建立张謇创办的“中国影片公司”,以后任联华公司驻香港的第三厂厂长。此厂后改名香港制片厂与大观影片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关文清被尊为香港电影事业奠基人。

在1920年之前,中国留学生的英文刊物《中国学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多次刊登过中国人用英文写的诗,但那本刊物并不以美国读者为对象,而且那些诗也未结集出版过。朱湘据称在美国发表诗多首。从现在能见到的文本来看,大都为十四行诗,而且诗风保守,满是希腊典故,过于炫学,与他的中文诗完全不一样。

3.罗厄尔与赵元任

另一个与新诗运动人物直接发生过联系的中国学生是赵元任。《松花笺》出版后,埃米·罗厄尔对于她的译风和“拆字”译法所引起的非议大为不满,想找个中国学者来支持她。此时赵元任刚毕业,在哈佛大学教汉语。哈佛校长是埃米·罗厄尔的堂兄。1921年2月初他写信给赵元任,赵元任回信说:“能有机会与罗厄尔小姐通信谈中国诗问题,我将感到非常荣幸。我对罗厄尔小姐的作品感兴趣已有相当时间。”

赵元任当时与胡适等人关系密切,只是胡适当时已回国。如果当时学理工的赵元任对罗厄尔的诗感兴趣,何况早已有志向文学发展的胡适等人?

罗厄尔于2月16日宴请赵元任,她发现这个中国学者是个谦逊慎言的年轻小伙子,有点失望,但她在次日给艾思柯的信中说赵元任同意她的“拆字”译法:

赵博士说中国人读诗时,念得很慢,让每个词的意义和图景深深沉入思想。我听了尖叫一声,跳起来,拿给他看信的《引言》中分解中国文字的那一页。他很感兴趣,没有对这方法提出反对意见。

这就是典型的埃米式自信,她把一个中国青年学者的礼貌当作赞同。十天后,赵元任细读了《松花笺》,即给埃米·罗厄尔一封信,指出她的一系列错误,尤其是“拆字”搞出来的错误。

4.宾纳与江亢虎(Kiang Kang-fu,1983-1954)

宾纳到过中国,见过孙中山等人。他与中国学者的交往,是当时新诗人中最突出的,因此他对中国诗的知识比其他人扎实得多。笔者有幸找到许地山(Hsü Ti-shan)从纽约给宾纳的信,信中详细解释了几种中国花草鱼虫的拉丁学名和比较正确的英文译法。看来宾纳对中国诗的翻译态度还相当严肃。

与宾纳合作时间最长的是江亢虎。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出名的政客。1911年他在上海创立“中国社会党”,会员颇多知名人士,影响相当大。1913年袁世凯禁社会党。江远走加拿大,后到美国。由于他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孙中山与之颇为友善。

江亢虎在美七年,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后又受聘主持国会图书馆东方部。1921年江亢虎归国后,宾纳与费克夫妇同行来到中国旅游。可能是由于江的介绍,宾纳在上海才得以会见孙中山并作长谈。宾纳有文记其事。

宾纳早在1920年时就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一个中国学生合作译《诗经》六首,经江亢虎校正,收于宾纳的诗集《潘神之曲》(A Canticle of Pan,1920)之中。此后宾纳即与江亢虎合作译《唐诗三百首》,1920年起陆续发表。江亢虎1921年回国后,两人的翻译合作靠通信进行。由于江行踪不定,主要工作还是宾纳做的。

抗战期间,江亢虎投靠汪伪,任伪考试院院长,1946年判无期徒刑。宾纳曾为此与胡适、史迪威等人联名向美军法处上书求情,未准。江亢虎可能于1952年死于狱中。

江亢虎为前清举人,国学底子不错,宾纳又有时间细细琢磨,因此他们合作的《唐诗三百首》英译本《珠峰玉峦》,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本子,一向看不起别人翻译的韦利,对这本翻译评价也很高。考虑到这是一本中国选本原本照译,没有挑选的余地,不可能避开那些典故太多的诗,宾纳的成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5.其他人

另一个与美国新诗运动发生联系的人物是蔡廷干(T"sai T"ing-kan,1861-1935),蔡是晚清留美的海军将官,1921年任中国代表顾问参加华盛顿会议,在此期间与美国新诗运动诗人接触颇多,美国诗界多称之为“海军上将”(The Admiral)。他应邀在纽约等地做过一些关于中国诗的演讲。据蔡自己说,他从1902年起即开始英译中国诗,但显然是由于看到中国诗在美国大受欢迎后,才使他严肃地从事这项工作。193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译诗集《唐诗英韵》,其译法相当迂腐:

……每个中国字抵一个英语音步,或两个音节。因此,五言句译成五音步行。七言句一般译成六音步行……主要节奏为抑扬格。为严守格律,他拼出flow"rs等词,使此书显得出奇的古板。

此外,闻一多在美留学时,曾与不少美国诗人有关系。据说他曾熟读意象派作品,拜见过埃米·罗厄尔。这些情况,笔者都未能考实。闻一多某些诗,与米蕾等人的作品渊源分明,但这问题主要与中国新诗史有关;只有雷克斯洛思据说一直记得这位同窗的中国现代大诗人,但我们无法确证这与雷克斯洛思本人终生对中国诗的兴趣有多少关系。

6.当代中国在美学者

中国文化人进入美国,自20世纪初所谓“庚款留学生”始。早期留学生在美国期间吸收多给予少。到30年代,才有林语堂等中西学兼通的中国文化人旅居美国,一部分人参加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工作。

中国学者开始在美国大学执教,并比较准确地介绍中国古代诗人和诗学的工作,似乎自40年代始,比英国晚。在英国,张歆海、蒋彝等人在30年代已任教于一些主要大学。在美国,陈世骧40年代起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赵元任任教哈佛,虽始自20年代,但他的主要研究范围是语言学(他于50年代也到伯克利任教)。50年代后期,刘若愚从英国转到美国,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毕生献给向美国文化界阐述中国诗学,写作不辍,直到1987年死于喉癌。他应当说是为中国诗学西传做出最大贡献的华人学者。

老一代的学者中,为阐释和翻译中国诗做出杰出贡献的还有叶嘉莹(虽然她是加拿大籍)、柳无忌等人。施友忠先生毕生贡献给《文心雕龙》的英译。

80年代后期起,大陆留美学生中有相当一批在美国一些大学留下教授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还有不少作家和诗人。一般说来,他们对于现代文学理论更感兴趣,这是与大陆知识分子的理论渴求有关。他们之中肯定不久就会出现一批对中国诗歌西传做出独特贡献的人物。巴恩斯通、金克利(Joseph Kinkley)等人译的大陆当代诗选集,均有中国留学生参与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