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层面上讲，和谐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亲情夺权】
李隆基走上政治前台后，把巩固皇位，稳定政局放在首位。他亲历了太多皇权易手的政变，从神龙元年（705）正月到先天二年七月，八年多的时间里就连续发生了七次政变，换皇帝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如果不迅速扭转这种君权不稳、政局混乱的局面，大唐帝国的一切都是扯淡，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早晚的事。李隆基看到问题本质，他比谁都清楚，对皇位的威胁和政局的干扰，主要是来自于宗室和功臣。
唐代的皇位授受相较于历朝很不正常，它不是由嫡长子继承而是由众皇子争夺，争夺时甚至危害到老皇帝的安全。李隆基自己本来就只是睿宗的第三子，凭实力才越过两位哥哥做上皇太子，并让睿宗退位做上皇帝。他自己不是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这在重视宗法关系的封建王朝，就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这个缺陷也促使他在政治生活中注意处理好和宗室诸王的关系。
一方面，唐玄宗努力加深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以至他和兄弟的友爱达到“近世帝王莫能及”的程度。农村苦哈哈的兄弟有时候还会为一犁子田地争得头破血流，何况是离皇帝宝座近在咫尺的皇子们？因此很多皇室成员为了自身利益争得不可开交，自相残杀也不算稀奇事，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吗？而李隆基的兄弟们之间却异常地和谐。
这一方面是由于李成器的明智和大度，使得李隆基不需要象李世民一样要在手足之情和皇帝宝座之间二选一。当了太子之后，李隆基就表现出了一副对兄弟非常友爱的姿态。他曾经让人缝制了一张特别大的被子，说是为自己弟兄五个一起睡觉用的。大被同眠通常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事情，不过就象很多被认为不好的东西一样，关键是你怎么用。刀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菜、砍柴；大被同眠这种事情可以拿来伤风败俗，也可以拿来增进兄弟情义。当时的皇帝李旦对李隆基的这个创意也表示非常满意。
李隆基即位后，在禁宫周围为四王建宅，以便就近往来。他在禁宫的西面、南面建楼，西面的叫“花萼相辉之楼”，南面的叫“勤政务本之楼”，他经常登楼，听到诸王府中有乐曲声，便急忙召诸王进宫，或者干脆驾幸其第，与兄弟同乐。饮酒、听乐、击球、斗鸡、放鹰犬为乐。至于金帛赏赐，更是日日不绝。史书上夸耀“天子友悌，近古无比”，其实无非是控制兄弟的手段，兄弟们“奏乐纵饮，击球斗鸡”，干什么都可以，只不许过问时政，结交朝官。
另一方面， 不过李隆基自己是以亲王的身份通过政变取得天下，对诸王友爱出自天性，但也倍加防范，以防有人向自己学习。对于那些参加过诛灭武韦和诛灭太平两役的功臣，唐玄宗是有所戒备的，密切地注视他们的言行，稍有不规，便加以惩处，但方式较为宽和，一般不下狱，不杀头，只是降职贬逐，令其离开京城。唐玄宗用恩威并施、宽严结合的手法，有效地调整、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唐朝初年，亲王成年后都分封到各地，以亲王的爵位兼任各州的都督，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这些亲王也都有一定的实力。李隆基即位后，在宫苑附近设“十王宅”，把分封在外任刺史、都督的亲王们召回，削夺了这些人的军政实权。
开元十五年（727年），李隆基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各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等官职，只是虚名，这些皇子们并不到封地任职。并盖了所大宅叫“十王宅”，让儿子们分院居住，派宦官管束，以后还盖了孙儿辈居住的“百孙院”。皇太子也不按惯例住东宫而跟随皇帝住别院，以免私下有所举动。古时皇子成年后就封（到自己的封地），称之为“出阁”，和女儿出嫁一样，意思是说他要离开父母身边，独立生活了。李隆基结束了大唐的皇子“出阁”制，皇子皇孙们都聚居京城，而且每宅都派自己亲信的宦官监管，彻底防止了有实力、有野心的亲王造反的可能。这对皇子皇孙们讲自然少了点自由，但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安定，玄宗在位四十五年中没有哪位王爷敢在长安城里闹动乱。然而这一举措的副作用也不小，后来安禄山起兵造反，李隆基仓皇出逃，大部分皇子皇孙公主们都没来得及逃走，被攻入长安的安禄山屠戮净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