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长安城刮着干燥而凛冽的东风，帝国的春天迟迟没有到来，似乎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在这个季节里，身板一直不太硬朗的唐顺宗李诵在当了一年的哑巴皇帝后突然“崩”了，年仅四十六岁。关于他的死，留给后人太多的猜测和难以破解的隐秘真相。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站在大明宫前俯视着自己的帝国，聆听着大唐王朝那渐行渐远的乐府华章。
霓裳羽衣舞不再仙乐飘飘，广运潭的碧波之上不再漕船如梭，甚至连渔阳的鼙鼓也成了遥远的绝响……盛唐的繁华已经成了泛黄的记忆。德宗龙驭上宾时的惨淡愁云和“永贞内禅”的暧昧气氛还缠绕在大明宫的雕栏玉砌之间。
连宪宗自己都无法预知，帝国将在自己的手里何去何从？
在这一刻他的思绪飞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夏日的午后，自己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如有神灵开窍，不到七岁的李纯竟然脱口而出：“我是第三天子。”作为当今皇帝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但这话被六岁的孩子说出口，还是让德宗皇帝喜不自禁，不免对怀中的孙儿增添几分喜爱。作为后来的“中兴之主”，史学家们常常将他与太宗、玄宗并提，于是这个“第三天子”的称谓也就成了他的专用代名词。
贞元四年（788）六月，11岁的李纯被册封为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六日，李纯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李纯得父皇唐顺宗李诵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唐宪宗，由此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十三任帝王（不包括武则天），这一年，宪宗还是28岁的年轻人。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巅峰，而这一切也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
在他手中，历经离乱的大明宫迎来了最后一次辉煌。他在建立功业的同时，也为帝国的终结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热身】
年轻的唐宪宗激情飞扬，他在登基之初就给大臣说“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千里，沦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由此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怀抱着“以法度裁制藩镇”、一统天下的坚定信念和果敢意志。
光有“追比贞观、开元盛世”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历经一百八十年风雨洗礼的大唐，早已不是一匹驰骋四海的骏马，而是步履沉重的迷途老马。想要让它重新焕发青春的光彩，光靠打鸡血是没用的。此时的藩镇经过数十年发展，势头威不可挡。无论边防还是内地，藩镇林立，数目众多。代宗的退让、德宗的姑息、顺宗的无能等都使藩镇认为唐廷是软柿子，谁想捏就捏。在几个大藩镇的带动下，更多的中小藩镇加入到对抗中央的行列中，服从中央的微乎其微。
宪宗自然明白，削藩并不是一句空话、一时心血来潮的念想，不是凭血气之勇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主客观的条件足够的兵力、充足的钱粮军饷以及大臣的支持拥护。说实话宪宗本人这时候对迅速恢复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并没有抱多大幻想，所以行动很谨慎，只是设法见机行事，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作主的全面计划。
应该说宪宗从他老爸手里接过来的并不算是一个烂摊子，顺宗病痛缠身口不能言，但短命的永贞革新还是让文官集团走上了政治的前台。尽管“二王八司马”资望上的欠缺使帝国政治中枢的两大核心因素：皇帝与文官集团，无法实现良性互动，导致永贞革新的失败。
作为君主，早期的宪宗近乎完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具有驾驭文官的高超手腕。我们不难发现，这时候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等人都得到了宪宗或多或少的偏袒，敌对党派很难利用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宪宗也从未忘记敲打结党的高级官僚们，可官僚间有限度的对立又被他有意识地维持着：他用裴垍和李绛牵制李吉甫；当他发觉权德舆、李藩不能对同僚有所制约时便果断地罢免他们；宦官吐突承璀被他用来对付文官；文官们将矛头集中到吐突承璀身上时，他又通贬黜后者安抚朝野。总之，宪宗能够很好地协调文官集团。也正是由于宪宗左右逢源，上拉下扯，才为速朽的帝国迎来了“中兴”的喘息之机。这时候帝国出现了回光返照般的景象，接二连三涌现了不少名臣，堪比贞观。比如杜黄裳“达于权变”，裴垍“器局峻整”，李绛“明察思深”，武元衡“重慎端谨”，权德舆“孝悌力学”，李藩“修身慎行”，李吉甫精明干练，而裴度更是可以同郭子仪相提并论的国家柱石……人才济济的文官集团，加上一位驭下有方又能调动他们力量的宪宗皇帝，组建起很强大的政治中枢。
虽然宪宗没有大刀阔斧的削藩，但他已经认准了一个死理。就是对搞自治的藩镇的控制，并要使所有藩镇当局完全听命于中央的指令。他无法容忍对藩镇的一再避让。但同时他又清醒地意识到，藩镇的军事编制既庞大，又根深蒂固，以致不容许在行动上有任何闪失，帝国再也承担不起重蹈安史之乱的覆辙。客观地讲，登基之初的宪宗并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去看待藩镇的问题。他已经意识到，要削弱诸镇独立行动的能力，同样需要作出制度的改变。的确，他的改革旨在增强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很快宪宗就亮出了虎狼的獠牙，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关键的剑南（四川）边区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危机，因为那里正遇到强大的吐蕃王国和南诏王国的威胁。自安禄山之乱后这一区域已一分为二，较强大的剑南西川此时已经发展了相对独立的传统。叛乱后的15年中，崔宁一直任节度使，此人在一次与朝廷支持的对手进行的内战中篡夺了权力，但他以后基本上保持对唐朝的忠诚。自8世纪8O年代初期的内战以后，朝廷在784年任命一个可靠的官僚韦皋为节度使，他出色地在境内保持了控制，同时抗击了外来的进攻。但是，由于他终身留任此职，他具有无可比拟的机会使自己所治的藩镇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以致与东北诸节度使毫无二致。主要的区别是他一直坚定地忠于皇帝，并贡献巨额财富以表示他的忠心（即使是作为贡礼而不是作为正式的税收而贡献）。
事态的转机出现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韦皋死后。他的心腹刘辟没有经过朝廷同意自立为留后。玄宗时，宰相或大臣遥领节度使，节度使出征或入朝，常置留后知节度事，以后成为惯例。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河北三镇和淄青、淮西诸镇的节度使多于临死时遗表请以子弟为留后；也有节度使死后，军中拥立他的子弟或大将为留后的。朝廷有时予以承认，随后即正授节度使；有时不予承认，另授节度使，往往导致战争。
刘辟自己拿自己不当外人，自立为留后。这个刘辟就是永贞革新时，韦皋派他进入长安城试图拉拢革新派头子王叔文。刘辟私下找到了王叔文，自恃有钱有兵又是藩镇官属，他对王叔文说：“我们太尉（韦皋）派我和阁下谈一笔交易，如果你能让我们掌领剑南三川之地，好处少不了你的；如果你不同意，我们也会牢牢记在心里”。这话说得太黑社会了，还是个知识分子说的。王叔文不禁大怒，差点杀掉刘辟。 刘辟逃回西川，在韦皋面前满嘴跑火车这么一说，韦皋恨王叔文入骨。他当即向顺宗和太子李纯各上表章。一方面他向顺宗直言应传位给太子，另一方面他又向当时为太子的宪宗“表忠心”，指斥王叔文、王伾乱权。“（韦）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本来韦皋是派刘辟去拉关系，见王叔文不买账，也就索性撕破脸，指斥王叔文等人是奸邪小人。反正天高皇帝远，就算你是当朝权臣也奈何不了我韦皋。所以，宪宗能够及早继位，韦皋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韦皋死了，不安分的刘辟又跳将出来，兴风作浪。
唐宪宗没有急于表态，也没有发兵强行镇压。他没有忘记二十多年前那血腥满长安的一幕，也就是建中二年（781年），“四镇”兵变，镇压四镇兵马的泾原军途经长安突然哗变，杀进长安城。德宗仓惶出逃，泾原军血洗长安，杀害了李唐皇室子弟77人，四岁的李纯幸免于难，但那场灾难却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童年的阴影。
唐宪宗并没有急于拿刘辟开刀，反而任命他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军区常务副司令，未予正职）。唐宪宗给了他三分颜色，刘辟马上就开起了染坊。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宪宗皇帝不过是个软柿子，在处理藩镇事务上不会比他的那些前辈们高明。于是得寸进尺，公然向朝廷索要三川之地。我们不要认为刘辟是个容易冲动犯浑的流氓地痞，刘辟，出身士族，是德宗贞元年间宏词登科的进士，算是喝过墨水的文人。我们常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同理，文人不可怕，就怕文人耍流氓。韦皋当初也就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才留在身边，累迁御史中丞、支度副使。刘辟之所以敢与唐廷作乱，是因为他自认为有作乱的本钱。剑南的大致位置在今四川境内，辖西川、东川、山西南道三个藩镇。因为位置偏远，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三藩极少上缴贡赋，实为独立于中央之外的王国。
与此同时，夏绥（唐后期在夏州置方镇,领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杨惠琳直接领兵抗拒帝国军队。宪宗决定先拿他开刀，命天德、河东两军前去征讨。河东节度使帐下阿跌光进、阿跌光颜（这两兄弟都是步落稽部落胡人，后赐姓李，即李光进、李光颜）都是战场之上一等一的猛人，没费多少劲就将杨惠琳打得找不着北。不久，夏绥叛军窝里反，杨惠琳也被手下军将所杀，“传首京师”，其时为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平定夏绥，可以说是宪宗打击藩镇势力的首次告捷。
在唐宪宗拿杨惠琳开刀的同时，元和元年(806)正月，刘辟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最终攻陷城池，活捉节度使李康，让自己老朋友卢文若当了东川节度使。刘辟想以武力将生米做成熟饭，迫使皇帝就范。此时，距宪宗登位仅3个月。
李纯没想到，自己刚即位，这些藩镇们就排着队主动来和自己叫板。李纯只所以对刘辟没有采取强硬措施，是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刚上任根基未稳，一旦开战后果难料，他不忍心将帝国臣民陷入兵祸，满目疮痍的帝国经不起太多的折腾。另一方面对刘辟的叛乱行为，朝中的公卿百官，绝大多数认为巴蜀地势险要，难以攻取。就在宪宗为难之际，与刘辟一样同为宏辞科进士出身的大臣杜黄棠力排众议，支持宪宗以法度裁制藩镇。同时推荐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但不要宦官监军。
杜黄棠为什么要加上不要宦官监军一个附加条件？因为在当时，每有征伐，唐廷为防止将领叛变，都要派宦官随军监视。但宦官往往随意干涉军政，妨碍决策，常常导致兵败。杜黄裳提出这条建议，也是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符合当时实际。宪宗在这里接纳了杜黄裳的建议，没有启用宦官为监军是保证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宦官监军制度开始于玄宗时期,成熟于德宗时期。不可否认有些宦官为军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起消极作用的也不在少数。究其原因是宦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大部分不高,他们所关心的大部分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很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宪宗在之前的讨藩战争中看到了宦官监军的弊端，所以轻易就听从了大臣的意见，使将帅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另一位宰相李吉甫也支持出兵，宪宗遂坚定信念，当即宣讨刘辟檄文，封高崇文为征蜀元帅，带领几路军马浩浩荡荡杀往剑南。
高崇文果然不负众望，自正月二十三日出兵以来，连战连捷，披荆斩棘。先是山南西道节度使先拔头筹，攻取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擒斩刘辟所署的刺史文德昭，通往蜀地的门户被生生撕开一道口子。高崇文长途奔袭，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直扑梓州（今四川三台），敌将弃城而逃，唐军兵不血刃拿下梓州。
刘辟见唐军来势汹汹，不免胆怯，赶忙放了被他捉住的东川节度使李康，想为自己赎罪。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谁还稀罕一个俘虏。李康刚被放回梓州唐军大营，就被高崇文推出去斩了。理由只有一个，做了人家的俘虏，你还好意思活在世上。
唐廷就地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由此，高崇文也混成了一方诸候。
唐军一路势如破竹，一鼓作气就打到成都以北一百五十里以外的鹿头山（今四川德阳县）。虽然刘辟在这里高筑城墙，试图做最后的抵抗，“张犄角之势以拒王师。”高崇文诸军勇猛，“士扳缘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连登，夺其堆，烧其栅，栅中之贼歼焉。”唐军八战皆胜，刘辟军早已溃不成军，这时候唐军已经攻下鹿头山，“下瞰鹿头城，城中人物可数。”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九月，阿跌光颜（李光颜）由于路途险阻，比规定时间晚到了一天。这位勇将担心贻误军机被高崇文诛杀，“惧诛，乃深入以自赎”，于是就冒险深入鹿头西大河之口，切断刘辟贼军粮道。镇守绵江栅的李文悦先带三千人投诚。很快，鹿头城守将仇良辅率二万将士投降，“降卒投戈面缚者弥十数里，遂长驱而直指成都”。
鹿头城被攻克，败局已注定，蜀军远远望见唐军旗帜，就赶紧举白旗投降。刘辟仅带数十骑往吐蕃方向奔逃，唐军一路狂追。逼得刘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一闭就跳入岷江。想死，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唐军骑将鹂定跳入湍急的水中将其擒获。
刘辟及其子刘超郞等九人被押解至长安等候处斩，临死前，刘辟为自己强辩：“臣不敢反，是军校为恶，为臣不能禁制。”
死到临头再狡辩，结局早已注定，想翻盘等下辈子吧！至此，西川平定。
高崇文因军功，制援检校司空，封南平郡王。元和二年（807年），唐廷下制，加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宁庆三州节度使。此时高崇文仍不满足，宪宗有意将其调任他处，高崇文又掌控兵权，不愿离开。经过考虑，宪宗觉得只有让才能卓异的武元衡顶替高崇文，治理剑南地区。武元衡到四川后，才发现自己面前几乎是一座空城。高崇文怨怒朝廷调离自己，临行前，将所能带走的诸如钱粮、布帛甚至歌伎等等全部搜刮殆尽，带不走的也损坏殆尽。
高崇文大节不亏，在边疆“大修戒备”，威震一方。元和四年（809年），他病死于军中，时年六十四；而推荐他的“伯乐”杜黄棠，先他一年也病死，年七十一。可笑的是，杜黄棠死后“贿赂事发”，司法部门查出他生前曾受高崇文钱四万五千贯。宪宗还算厚道，“全始终之恩”，连贿钱也不追索，并释放了杜黄棠被押入大牢的儿子。
这是25年中中央军队在地方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