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锈“铁三角”时代
大和八年（834年）年十月的一天，唐文宗的朝堂之上突然冒出来一张新面孔。《旧唐书》说他“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揣人意。”有好事者打听才知，眼前玉树临风的帅哥原来是刚刚流放被赦归来的李训。
李训的突然现身，在当时引起朝臣们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李训到底属于朋党相争中的“李党”还是“牛党”，江湖传言李训是由大太监王守澄直接推荐给皇上李昂的；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到李训是由郑注引荐的；更有人刨根刨出了李训是前宰相李揆和李逢吉的同族子弟，是有后台有背景的。
在当时每一个和皇帝走得近的人都会引起朝臣们的猜测和眼红，这在官场之上也应该算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惯例”。不管别人怎么猜测，如何诽谤，但现实却是唐文宗李昂越来越喜欢李训这小子了，并准备破格让李训成为自己的身边近臣。消息传出，京都一片哗然。
宰相李德裕站出来公开批驳李训是奸诈小人，之前因罪流放，现在虽然已经返回了，但没有资格出任近侍。更有多位两省谏官来到皇宫门口跪谏，直言李训是妇孺皆知的小人，不应该伴随在皇帝身边。可唐文宗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劝谏，心意已决。
李训，最初的名字并不叫李训，而是李仲言。当时因为在为唐文宗担任《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他自己改名为李训，估计是觉得随时会红起来，事先给自己取个艺名。像有人猜测的那样，李训的确是肃宗朝宰相李揆的族孙，敬宗朝宰相李逢吉的族子。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李训以进士及第，开始出任大学助教进入仕途，后来调任河阳节度府幂僚。两年后，唐敬宗即位，李训的从父李逢吉出任宰相。李逢吉非常赏识李训，觉得这小子是个“阴险善计事”的人，有自己的遗风，属于可造之才。
李训果然没有辜负李逢吉的期望，他时刻关注朝堂变化，揣测领导意图。官场上的机会都是为这些有野心的人准备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当时，石州刺史武昭被贬为袁王府长史，因此他对执政大臣心生怨恨。
这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在他耳边忽悠，说宰相李程曾计划提拔武昭，结果被李逢吉搅黄了。武昭完全相信，内心愤怒不已。失去理智的武昭私下找到左金吾兵曹茅彙说要找人刺杀李逢吉。
计划赶不上变化，武昭的刀还没磨好，就被人告发了，并被逮捕入狱。
李训当时担任河阳掌书记，就胁迫茅彙诬陷宰相李程与武昭合谋，欲将宰相李程拉下水。同样是事情败露，阴谋未得逞。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跟着倒霉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
时间来到827年，唐文宗即位，改元大和，大赦天下。李训走进新时代，这才遇赦北归。
遇赦后的李训过了几年散淡的生活，又恰逢其母病逝，他就居住在东都洛阳为母守丧。
这时候他的从父李逢吉先生也被罢相，赋闲在家，可他身退心未退，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卷土重来，恢复往日荣华。
李训揣知从父的意思，就自告奋勇跑去找李逢吉说，自己在长安要关系有关系，要门路有门路，并且与宫廷红人郑注有深厚的交情，可以替叔父疏通关系，重回长安。
李逢吉是个官场赌徒，他虽然不完全相信李训，但他为了翻盘，别无选择。
他很清楚郑注在宫廷政治中的影响力，当红炸子鸡。李逢吉先生就将毕生的积蓄金帛珍宝数百万全部交于李训，托付李训去长安贿赂郑注。他可以不相信李训，但他相信郑注。只要郑注能为自己说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郑注是何方大神？能让前宰相李逢吉倾其所有押宝于他。
郑注是当时掌权大宦官王守澄身前的大红人，也是唐文宗身边提鞋拎包的近臣。
郑注，绛州翼城人，郑注出身贫贱，相貌丑陋，不能远视，任官以前，靠医术维生，但不是赤脚医生，是在长安权豪门户之间做游方郎中，吃豪门饭。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李愬称他为“奇才”，王守澄称他为“奇士”。王守澄入朝知枢密，专擅朝政，把他带到京师。
太和七年(833年)，唐文宗患风病不能讲话，王守澄推荐郑注去治疗，颇有成效。病治好了，郑注也得到了唐文宗的信任。
小人得志，这让朝中大臣非常反感。
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就对唐文宗说郑注：“其人奸邪，陛下宠之，恐无益圣德”。
御史李款阁内弹之：“郑注内通敕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李御史这是在请求唐文宗将郑注直接下狱审判。
弹劾郑注的谏章数以十计，可文宗依然故我一概不采纳。我选择我喜欢，不劳他人。
文宗大和年间，官僚大致分为以宰相李宗闵、李德裕为党魁的两党。两党明争暗斗，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只有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才谈得上朝政的决策和实施；只有起用两党以外的人物，才谈得上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李训和郑注适应了这一需要，因此被文宗起用。
靠着文宗的信任，郑注很快就被授予通王府司马，充右神策判官；没过几天，郑注又被提拔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成为朝中重臣，风头无人可及。
李训这时候也敏锐地意识到了郑注对自己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朝中掌握权力的人都龌龊不行，只有郑注好结交士人，有后宫力量支持，可与之共事。”由此可见，李训是个投资高手。他将李逢吉托付的厚礼全都贿赂了郑注，以钱为媒，万事大吉。
钱送出去了，很快就起了化学反应。郑注和李训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前世兄弟今生缘。郑注就将李训推荐到了王守澄面前，李训也不是身无所长，他有诡辩之才，尤其擅长向人宣讲《周易》。《周易》这玩意之所以称为玄学，就是人们认为它很玄很强大。
王守澄将李训推荐人宫，当时正赶上李训正在为母亲服丧，按例不能进入官禁。大家一商量，让李训换了一套民服，号称王山人，两次出入含元殿，接受唐文宗的召见询问。
唐文宗见李训长得满脸桃花开，满嘴火车跑，尤其那套惊天地泣鬼神的玄学，忽悠得龙心大悦“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大和八年（834年）8月，李训刚除去丧服就被授任为谏官。宰相李德裕强烈反对李训担任近侍。唐文宗却说：“人生在世，孰能无过，俟其俊改。”没过多长时间，李训又被提拔为四门助教。
得到宦官权臣推荐，又能忽悠得君王开心。李训和郑注由此成为文宗身边的核心人物。
李训的到来给李昂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之门，让他苦闷的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
唐文宗再次用“阍弑吴子余祭”这句话来试探李训。李训没有逃避问题，而是给出了答案:：“为君者不能亲近宦官，轻宦官即轻死之道也。吴子余祭远贤良，亲宦官，最终引来杀身之祸。鲁国修史的时候忠实记录了下来，让后人引以为鉴。”
李训这番慷慨之语让唐文宗深感满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先看广告再看疗效。
唐文宗戚戚然道：“朕左右都是刑余之臣，宦官多矣。余祭之祸，朕怎么能不担心呢？”
李训下面说出的这句话，差点让唐文宗兴奋地蹦起来。他说：“陛下睿圣，未雨绸缪。如果陛下有所举措，臣愿效犬马之劳。本朝历代先皇都知道宦官的祸患，却不能疏远他们；都厌恶宦官，却不能遏制他们。当今陛下睿智如此，天下幸甚。”
本来以为，这朝堂之上早已被宦官唐文宗大为感动，认定李训虽然是太监所推荐，却是可以依靠，共成大事的忠臣。史载：“李训讲《周易》微言大义，颇中文宗心意。”
当时正是盛夏，唐文宗赐给李训水玉腰带和避暑犀如意，并说：“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郑注、李训二人又都受王守澄宠信，如果与他们谋划，会避免王守澄等人的怀疑，而且这两个人还不是当时朝中二李（李德裕、李宗闵）朋党，正可倚为心腹。从这一点来说，文宗认为这两个人是合适的人选。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李训和郑注两人就真的和唐文宗心思一致，有济世救民之志吗？可惜答案是否定的。李训和郑注两人迎合唐文宗的心思，只是为了博取唐文宗的信任，借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他们想的是，借皇帝之手将宦官势力铲除，这样在个人仕途上将会无往不胜。尽管李郑两人都是大太监王守澄推荐入官的。
自此，文宗对这二人宠信不二，所言无不从，李、郑声势一时显赫。外人只以为这两人是倚靠宦官才擅作威福，并不知他们同文宗还有密谋。李训、郑注为唐文宗的肌无力开除了药方，准确地说这张药方是帝国复兴的蓝图，“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也就是先诛灭宦官，再收复河西河湟失地，最后清除河北的藩镇，天下归心。
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唐文宗将李训的官职连升三级。
大和九年（835年）7月，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兼侍讲学士；9月又被擢升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至此，李训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李训很快网罗了一批人，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文宗起用李训、郑注，最初是为了破除官僚朋党，被他们的夸夸其谈所迷惑，误以为他们是扭转乾坤的奇才，遂加以重用，翦除宦官是后来的事，是实现太平理想的一个步骤。
长安政坛的“唐文宗——李训——郑注”冒牌“铁三角”时代到来了。
唐文宗在李训、郑注的谋划之下，巧妙地利用了宦官集团中的内部矛盾，步步得手，除奸行动进展十分顺利。
当时宦官中势力最大的当属王守澄，也就是李训、郑注的后台。朋友是用来出卖的，后台是用来拆的。王守澄曾三次操纵皇帝的废立，又握有神策军大权。神策军是保卫皇帝的主要禁军，全国边镇中也有许多劲兵悍将归其统领。
李训、郑注知道王守澄权焰熏天，一时半会也动摇他不得，就苦思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决定先借助王守澄的力量，消灭其他宦官。他们先是把反对王守澄的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个宦佞驱逐到外地当监军，不久又将三人处死。此后，又劝文宗将王守澄的原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移封给宦官仇士良，以达到削减王守澄的权力的目的，也就此打破王守澄独霸神策军的历史。
仇士良是岭南循州兴宁人，出身世代宦官之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大太监，出入政府，待遇恩重。仇士良本人也是历任数朝的太监，还参与了拥戴唐文宗的行动，但一直受到王守澄的压制，担任的都是一些闲职。
唐顺宗时仇士良就进入太子宫做了宦官，但其后经历了穆宗、敬宗两朝直到文宗时才担任了右领军将军一职。也就是说一直被王守澄这帮大太监压制。
史载仇士良这个人“秩清事简，优逸自娱”，很有自娱自乐、大隐于朝的味道，实际上仇士良年轻时飞扬跋扈，“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活脱脱就是一个惹不起的活阎王。只是王守澄比他更狠，资历更老，一直压着他。为了对付王守澄，李训、郑注竟将这个人提拔了上来，无异于引虎逐狼，留下后患。
一山不容二虎，王守澄对此很不高兴，和仇士良的矛盾也日益显现。
仇士良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了向唐文宗靠拢。为了安抚王守澄的情绪，防止意外，1个月后，唐文宗将与王守澄不和的太监、原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三人发配到地方，分别担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王守澄的情绪得到了稳定。
随后李训又将杨承和贬往驱州，韦元素贬往象州，王践言贬往恩州，命令当地官员将三人禁锢。不久长安圣旨到，赐杨、韦、王三人自尽。三个横行多时的大太监就这么无声息地死了，没有引起丝毫震动。宦官陈弘志是弑杀唐宪宗的凶手，当时担任山南东道监军的职务。唐文宗一直想杀死他，为爷爷报仇。唐文宗采纳李训的建议，将陈弘志召到青泥驿。在驿站，陈弘志被关起来，“封杖杀之”。
外围宦官除去后，宦官头子王守澄依然担任着右神策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掌管所有太监和禁军。唐文宗有条不紊地封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明升暗调，将王守澄手中的神策军兵权交给了仇士良，“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期间，凡是王守澄厌恶的宦官，李训、郑注都乘机派往盐州、灵武、泾原等外地巡边。王守澄也不以为意，谁想李训转身就命翰林学士下诏书颁布各州，命地方官将巡边太监杀死。王守澄这才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面对可能的权力进攻没有了还手之力。之前王守澄虽然和许多太监有矛盾，相互争斗，但在维护宦官集团安全面前是利益一致的。
铲除王守澄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大和九年（835年）10月，按照李训的秘密安排，唐文宗又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让他离开首都，削弱他在内廷中的权力。
在王守澄离开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们去给他饯行。唐文宗也派遣使者去王守澄家送他上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使者将文宗所赐御酒放在了王守澄面前，他接过毒酒一饮而尽，也就此走完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唐文宗、李训旗开得胜，“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除了仇士良等极少数人外，宦官元凶基本被铲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