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血染的假面舞会
历史本来就是一场假面舞会，霓裳艳羽，人影鬼魅。最后一曲结束的时候，迷幻的灯光灭掉了，世界又亮了起来，整个现场真实得一览无遗，发生的一切犹如一场梦，只有翻卷的刀刃，倒掉的城墙，流淌的血液昭示着发生的一切。狂舞的人群都摘下了面具，谁也不认识谁，带着各自的阴谋走出了舞厅。很快消失在纷纷扰扰的历史街头，遍寻不着。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唐朝都城长安刀光剑影，喋血百步。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宫中发动政变，杀其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属数百人，史称玄武门之变。
李渊在建立唐政权不久就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本来此举是为了稳定人心，安定天下，可谁知最后却演变成为兄弟之间自相残杀的导火索。
李建成在李唐建立之初的时候，相对自己的弟弟们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这种优势主要是因为他的嗣长子身份，与他在开国前后一段时间里，与李世民并驾齐驱的功绩也不无关系。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建成的声望和权势固然有所提高，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方面，也有所增强，但这种提高和增强的速度，相对于李世民来说是有距离的。
而造成这种距离的，除了个人能力，还由于工作分工不同造成的，不同的舞台展现了不一样的风采。在统一战争中，李世民作为一名武将常年在外征战，而李建成被李渊留在了身边，打理朝政，安顿后方。这样的工作安排无可厚非，因为一则嗣君不轻出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二是李建成多谋难断的性格特质决定的，他的性格更适合于做参谋，而不是做独当一面的统帅。
坐镇长安的李建成，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帮助李渊稳固所统辖地区的统治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唐帝国尽量挖掘人才，发展国民经济，为在外征战的军队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和智力支持。虽然这时候坐镇朝廷的是李渊，但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应该被一笔抹杀的。
李渊对李建成的工作和能力也是比较满意和放心的，这从他在天下尚未统一、政权尚未稳固的形势下，多次离开都城外出巡游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来。这样的一个李建成，是能够成为一个守成之主，乃至有一定作为的皇帝的。他嗣长子的身份，和担任太子期间所作出的功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都是能够保证太子地位不被动摇，在李渊去世后也能继位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
李渊是个家庭观念很强的父亲，大唐帝国的创建过程基本上是李氏家族创业史，他的江山完全是依靠儿子、女婿、朋友和李氏宗亲一手打下来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是他最信任的亲人，而李世民是他在军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
三个儿子，两个集团（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之间的争斗，是名副其实的王牌对王牌。
李世民是一个有着极大政治抱负，并具备实现这种理想的能力的人，他在征战的过程中，得到了大量忠于他的文武人才。另外，多年在外征战的经历，让其由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迅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统帅。如此一来，李世民在地位和权势这样的硬实力上可谓如日中天，同时在威望、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这样的软实力上也是无人能匹。
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李建成与李世民相比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他所能与这个强势的弟弟抗衡的，就只有自己的太子之位，及其所带来的超出一般皇子的权势和地位了。但太子之位真的就让他拿到了一张免死金牌和一把指哪砍哪的尚方宝剑了吗？
李渊是个“护犊子”的老爸，他对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三个嗣出的儿子是相当宽容，宽容到放纵的地步。“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也就是说，这几个儿子可以放肆到骑马跨刀出入宫廷。甚至太子和秦王、齐王三兄弟的命令，竟然与他这个皇帝老子的诏敕具有同样的效力，这样上下不分，自然就搞得下面的部门和单位不知道到底还听谁的好，只好谁的命令先到，就听谁的。（“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此时李渊的皇权，在一些方面与李世民的王权相比，都不再具有绝对的上下之分，更别说李建成的太子权了，太子应有的超出普通皇子之上的权势和地位，也就因为李渊的放纵而消失于无形。
皇位继承人，成了一张看上去很美的名片，好听不好用。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建成就完全失去了与李世民对抗的客观实力（东宫卫队这一关键因素，也早就因为秦、齐二王府被李渊授予同样的权利而消弭了质的差距，只剩下了量的区别），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受到极大冲击。同时，李渊还纵容皇子们在天子脚下可以拥有私人武装，一旦兄弟反目，那就不是拳脚相加的单挑了，而是武装暴动。
由于李渊任人唯亲的毛病过于严重，更因为李二郎也太能打了。可以不夸张地说，李唐的半壁江山都是李二郎一手打下来的。与李世民荡气回肠的铁血生涯相比，李建成在后面所做的保障供给之类的活就显得黯然失色多了。正当李世民在无数个大小战役中摆出各种POSE，让战地记者们疯狂追逐的时候，李建成正埋头于一大堆政务。
武德三年至四年（公元６２０—６２１年），迎来了李世民平定天下的巅峰之战，这一战啃下了王世充、窦建德两块硬骨头，使群雄纷争、扑朔迷离的局面迅速扭转。放眼天下，已经没有谁能阻挡李唐统一的脚步。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放眼整个大唐帝国，已经没有谁能阻挡李世民迅速上位的现实。李世民的声势威望、官爵权势也一跃而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由于身为皇子的李世民起点就很高，往上提升的余地不大，李渊在这一战后不得不想尽办法创出一个天策上将的名号来对他进行封赏），这时候，李世民就是大唐帝国天空的那轮红太阳，耀眼的光芒甚至盖过了李渊的风头，更不用说太子李建成了。更可怕的是李世民丝毫没有放缓前进的步伐，他在第二年再接再厉，击溃刘黑闼，吓降杜伏威，眼见着他驾驭的滚滚车轮就要将残余的割据势力统统碾碎。
整个帝国都为之倾倒，李渊起初还在为上天赐给自己这么一个牛气冲天的儿子感到欣慰，可随着李世民战功的不断升级，他能给予这个儿子的赏赐却到达了顶峰。这时候，李建成感受到了来自李世民一方的巨大威胁。
虽说，整个大唐帝国都在为前方的李世民热血沸腾，李世民也不负众望。但此时，李世民没赢，李建成也没输。因为这时候的赌局还没有到最后开牌的那一刻。
李建成感受到的只是威胁，但他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输，他手里还有李渊这张王牌。在自己的几个儿子中，李渊的确对李世民有所偏爱，但他并没有改立太子的意图。一是杨隋的教训近在眼前（杨坚废太子杨勇改立晋王杨广，结果杨隋二世而亡，杨坚自己也不得好死。关于杨坚是否正常死亡，史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不过从《通鉴》等书相关的记载来看，杨坚被杨广杀死的可能性很大），二是李建成并没有大的过失，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还算合格的继承人。
随着唐王朝统一战争逐步划上句号，李世民这张红通通的王牌，在李渊的手中也慢慢淡去了颜色。这时候，李世民在这场太子争夺战中的形势，也随之急转直下，由全面进攻变为防守反击了。李世民对太子这一皇位继承人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李渊皇权的冲击：李渊在李建成、李世民这对兄弟的冲突中，只会是前者的联盟，太子是皇帝的肉喇叭和传声筒，是自己的形象的代言人。随着李世民的步步紧逼，李渊不会坐视不理，他成了太子集团的坚定盟友。李元吉这个老四（老三李玄霸早死），也逐渐卷入了这场太子纷争，而他，也是站在了李建成这边。
李世民终究是一个功臣而不是权臣，他虽然在声望和才能上超出了不少成功篡位的奸雄，但实际权势，尤其在中央朝廷方面，相对李建成来讲却并无太大的优势，相对手握皇权的李渊来说，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他在表面上一度取得领先，人气指数爆棚，但事实上他却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形成根本性的动摇。
在李建成已经感受到来自李世民一方的巨大的威胁的时候，老谋深算的李渊是不可能不感受到的。在已经证明了李世民是大唐统一天下的最大利器的时候，李渊却一反当初让李建成坐镇长安，李世民外出征讨的做法，答应了李建成的请求，让他代替李世民前去征讨卷土重来的刘黑闼，就不能不说李渊是因某种原因有意为之。而结合上面所说的当时的形势，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他是想借此巩固李建成的太子之位的结论。
当时有两件事可以看出李渊的态度。
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的几名家童把杜如晦拽下马，揍了他一顿并打断了他一根手指，说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过我的门前不下马！”尹阿鼠怕世民告诉皇上，先让尹德妃对皇上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的妃嫔家都受你身边的人欺凌，何况是小老百姓！”李世民反复为自己辩解，但李渊始终不相信他。
李世民当陕东道行台时，高祖李渊诏示他有权处理管辖区内事务。李世民便将辖区内一块田地赐给作战有功的淮安王李神通，正巧张婕妤也为父亲求取这块田地，高祖下诏书把这块田地赐给张婕妤之父，但李神通表示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田地在先，不肯交出来，这下惹恼了张婕妤。一天夜里张婕妤陪侍，她乘机向高祖李渊进谗言：“您赏给我父亲的土地，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李渊大怒，第二天他召见李世民，斥责说：“我的手诏不管事，你的指令下面州县就能执行，这成何体统？（“我手敕不如汝教邪”！）”高祖还叫着李世民的小名，对大臣裴寂说：“这孩子常在外边带兵，已经形成了专制作风，全是让那些谋士给教坏的，真不像我过去的那个儿子。”
由此可见，李世民因为软硬两方面实力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冲击，不但让李建成有了危在旦夕的危机感，也让李渊产生了强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