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632年）的金秋七月，大唐天子李世民在丹霄殿设宴，与近臣饮乐。席间，和自己的大舅子长孙无忌咬起了耳朵。李世民同志拉着皇帝腔，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我说，这伙大臣里啊，有个叫魏征的小老头，如果我不听他的进谏，他就会拿架子不理我，你说这是为啥？
当事人魏老头的耳朵就像长了腿似的，立刻凑了过来：我进谏就是有意见，您意见都不肯听了，我还搭理您，您就真要自行其政了，我这是沉默抗议。
李世民忍不住了：你不会先应付我一句，转过头再来进谏啊？魏老头绷着脸道，我若当面顺从、转身唧唧歪歪，可不符合圣人的教训。
大唐天子觉得魏老头眼下这模样逗极了，便指着这个被他笑话长了“山羊鼻”的老头子说：人道魏征粗鲁傲慢，我怎觉得他妩媚动人呢？
倒霉蛋出身。
在生命的前46个年头里，“妩媚动人”的魏征，只是个不合时宜的倒霉蛋。他也算生在望族：河北巨鹿，北齐魏氏。可惜，他出生前三年，北周吞了北齐；他出生后一年，外戚杨坚（隋文帝）又篡夺了北周，吃掉了江南陈朝。
这厢，分裂300多年的中华重归一统，大隋的盛况，一时空前。那一头，最盛的时代里，魏征过得最穷。他那个讲气节的老爹魏长贤，在北齐灭后坚决不肯出仕，家庭经济损失颇为惨重。老爹一死，孤苦贫穷的魏征，出家做了道士。盛况只是镜花水月，魏征做了30多年的“隋人”后，隋文帝的继承人就毁掉了隋朝。“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魏征如是说。
幸好他和父亲不同，对短命的旧朝并无留恋，却属意于乱世里的“纵横之说”。10多年中，魏征先后投靠了名头最响的“反王”瓦岗李密，和出身低微但声望卓著的河北窦建德，求名建功之心，可见一斑。然而风起云涌中，他们都不是最终的胜利者，歼灭群雄一统神州的仍是关陇集团成员——杨坚的外甥、陇西李渊，以及他的次子李世民。
在一战定天下的虎牢关，年轻的李世民奇迹般地击败了窦建德10万援军，也将四处投机、寻找明主的魏征带回了长安。
但长安有更好的选择：太子李建成。更何况，李建成又不是懦弱无能的太子，他留守长安多年，襄助李渊，娴熟政务，礼敬贤人。对魏征，亦是太子洗马的礼聘。
遇到他，魏征的政治投机生涯也该结束了。他开始积极地为李建成出谋划策，核心是：要留心武功太盛又咄咄逼人的弟弟李世民。在魏征的协助下，李建成逐步巩固了权力，眼看就要取得最后胜利了。
可慢着！魏征半生的霉运还没完，他活像个灾星，跟谁谁倒霉——武德九年，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太子建成血溅当场。然后，是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历史片段了。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改元贞观。一个最恢宏、最磅礴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魏征似乎又要掉进那个命运的怪圈了：最繁华时最凄凉。他被带到李世民的面前。
说来魏老头前半生的努力，都多多少少栽在了这个不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手里。眼下，李世民责问他：“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不和？”
通常胜利者的责问都是理直气壮的。可小老头魏征的回答，简直比李世民还要理直气壮，“如果皇太子早听我的建议就不会失败了。”大跌眼镜之余，李世民也起了敬重之意，在宽容太子旧党的基础上，开始重用魏征。
好在魏征没有哭天抢地要殉节，乱世无常，刚刚兴起的李唐很难说得上谁是“正统”。相反，如此一次又一次的“遇人不淑”，都消磨不了他半百之年的斗志。
唐太宗的朝堂之上可谓群星闪烁，人才济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秦叔宝……他们要么是李世民的创业班底，要么是李世民的长期合作伙伴，要么和李世民有姻亲关系，和他们相比，魏征无法不自惭形秽。
虽然唐代并不十分讲究门第出身，但出身名门望族依然是可以傲视他人的原始资本。当然一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退而求其次，那就要看一个人的“出处”，也就政治身份。所谓英雄不问出处，那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做贼心虚之时的自我安慰。所以一个人要想在风云变化的朝廷之上站稳脚跟，要么同时具备良好的出身和出处，要么二者居其一。但是，魏征既无良好的出身，也无过得硬的出处。而且，在和李世民相遇之前，魏征的个人信用几乎丧失殆尽。
魏征出身河北巨鹿魏氏，要说也算是北齐之名门望族，其父曾任北齐屯留令。只是魏征时乖命蹇，在距他出生还有三年之时，北齐就被北周消灭了；在他刚满一周岁之时，北周又被杨坚的隋朝给取代了。连续的改朝换代，连续的政治洗牌，生生把原来勉强称得上望族的魏氏给弄成寒门。因此，对魏征来说，所谓的名门望族只是一个可供自己精神胜利的温暖回忆而已，他从来没有从中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实惠。反倒因为家贫，年纪轻轻的魏征很早就出家做了道士。
魏征亲身感受到了离乱之苦，所以他说“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对此，魏征算是有了深切体会。后来里尔克总结道：“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挺住，挺住，再挺住！是魏征的生活信条。在这一信念支撑之下，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五次主人：先投举兵反隋的武阳郡丞元宝藏；接着服侍瓦岗寨首领李密；后随李密降唐效力于李渊；不久因被俘开始效命于另一个义军首领窦建德；窦兵败后，魏征开始作为主要谋士奔走于李建成的鞍前马后，在此期间，他曾为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
辛苦了几十年，连个稳定的靠山都没有找到，每一次押宝都押错了地方，这就是魏征在遇见李世民之前所有的政治履历。出身就不用说了，这样的政治履历让魏征对自己的出处也无法说得清楚。可以这样说，在李世民的文臣武将之中，像魏征这样一生几易其主、数跳其槽的人并不多见。我们无法想象魏征将如何面对世人，面对新的主子李世民。
李世民干净利落地干掉李建成之后，所有的人都知道魏征这次玩完了。果然，李世民刚坐稳位子，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你个垃圾，当年为何明目张胆离间我兄弟情感？”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多么恐怖——秋后算账的时间到了，魏征似乎已在劫难逃！谁知魏征却不卑不亢，慷慨自若，他从容说道：“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在场的所有人都预测，这次魏征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面对作为胜利者出现的李世民，魏征居然连一点悔过的表示都没有，反而在公共场合大放厥词，岂有此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对死不悔改的魏征，唐太宗居然“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
魏征的回答看似狂傲、扯淡，却是当时情景之下他的唯一活路：他如果痛哭流涕地忏悔，或者无原则地自我贬低，反而会让唐太宗满怀厌恶地将他杀掉。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标榜自己的先见之明，同时又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的不听良言、自己怀才不遇的基本事实，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衬托李世民的伟大，李世民胜利的必然。因此，在关键时候，魏征以自己的才华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同时更赢得了李世民的青睐。
“生存术”大师求职记
魏征随李密降唐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见大唐重用自己。哥们是成大事的人，是治国安邦的超级人才，不能在这里干坐着不干活啊！于是自己就耐不住寂寞主动站出来向李渊请缨：老李啊，你得给我机会让我立功啊！你让我去山东维护一方稳定，那地方我说话还管用。于是魏征就担负起收编各地义军的重任，发一书而降李世责力，并先后使李绩、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归降李唐。魏征在山东豪杰中的影响就充分显示出来。
既然魏征在安抚稳定地方上这么有能耐，故而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之重任。魏征在安抚河北时，亦极力保护山东集团中的精英。这魏征什么人，是生存能力极其强悍的小强，隋唐更替的乱世，失业率死亡率高居不下，他居然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跳槽六次，工作经验丰富，年薪看涨。
盘点一下魏征的几任主子：元宝藏投机，李密阴鸷，窦建德雄廓，李渊豪纵，建成狐疑，世民更深通权术、狠辣好名。可魏征偏偏能够每走一步都受到重视，可以说他是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叫做“生存术”大师。
魏征活了63岁，他38岁以前，都生活在隋朝。
魏征出身寒微，从小读书，不治产业，为求生计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冒牌道士。而这个小道士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十分着意“纵横之说”，也就是《战国策》《鬼谷子》这些著作。这两本书可以对照学习，前者讲事例，后者为理论。其中以忽悠人为要旨的《鬼谷子》可以说是生存的法门之术。
一是翻覆铺陈，就是要对于同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能够成理服人。在这方面苏秦是大师，他先设计了六国合纵，又在后期安排同学张仪去秦国搞连横，而加强六国依赖合纵的危机感。这有才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人能脱颖而出，有的人埋于沙砾。这就不得不说到魏征的广告效应，也就是关键时候你要学会牛皮哄哄，当然这牛皮不是空穴来风，你得有真材实料。有一天，李世民和朝中大臣商议如何治国，以封仆射为代表的关陇军功贵族迷信武力，认为大乱之后，短时间国难治好，主张严刑峻法，威服天下，就是如秦始皇，隋炀帝那样。这时候魏征又站出来了，他说，这国家大乱后最容易治理，就像给饥饿的人容易准备食物一样是不难的，主张偃武修文，并吹牛说像我这样人来治理国家，就像发出声音便立即有回响一样，一年就可见成效，三年可大治，世民见魏征对治国如此有信心，也认同魏征的政见，如何使目的实现，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积极进谏，以“居安思危”之语打动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
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杨隋之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而李世民经略关中，安抚山东，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
作为山东集团的代言人，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强调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与王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每当王珪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魏征进谏时王珪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别是杜、褚二人，对李世民的言行是“必书”、“必记”，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
二是抵戏飞箝，抵戏（实义为“隙”），即寻找君主的思维盲点和心理弱点而选定言辞；飞箝，抛出一个看似不相干的话题，激起君主的问询需要，然后说服其就范。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用的是“飞箝”的手段；《触龙说赵太后》则是“抵戏”的手段。
我们翻开《贞观政要》看看，通篇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无非是一些居安思危、“水能载舟，也能煮粥”之说。而这些理论恰恰是大唐实现强国之路所需要的。李世民深知，隋炀帝“飞蛾扑火”的梦想就是因为光有想法，没有实践的办法，最终葬送了隋王朝。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隋亡的警示钟声还音犹在耳。李世民不能忘记，他需要有人不断地提醒自己。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
如每当李世民责怪魏征进谏的直言时，魏征就云:“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之语，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就独断专行，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
魏征摸透了李世民的心思，把准了他的性格脉络。自古成大事者，必先识人。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看来这君臣二人在玩阴的上面，都不是善茬。
三是揣摩权断，主旨是利用察言观色而实现心灵感知，做到能够迅速把握君主的思维动向，抛出核心话题，促使君主决断；风头不善，则迅速将话题荡漾开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战国策》里的《吴起不恃河山》与《中射士论伪药》。如果说魏征是李世民实现大业的一颗棋子，那么李世民又何尝不是魏征博得“青史留名”的一颗棋子。君臣相得，其乐融融。李世民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浅，国家未安”，必须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使自己时时处于“居安思危”的状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
两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都想为我所用。《旧唐书.魏征传》载侯君集被诛，杜正伦遭逐后，“上始疑征阿党”，但实际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怀疑魏征“阿党”，而是一直就有所觉察，只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始终隐忍罢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君臣之情谊，合作之默契，留下了诸多佳话，在历史上广为传颂并被称道至今，成为后世君臣竭力仿效的楷模。0可为什么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却下令砸毁魏征墓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