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旦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内化载体，宗教的力量就无所不在。当我们在现实之中走投无路时，往往是从宗教那里，获取心灵上最温暖的慰藉。而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的代表之一，不仅净化人的心灵，更主要的是引导人类，使人类的本我在明亮里学习上升，并在理念的追思与自我的反省中，走一条形而上的道路：许多人为此获得心灵上的宁静与自省，许多人也因此正视自身的生存苦难，还有许多人甘愿为他人奉献自我的一切。
因此，当《圣经》成为西方宗教人文精神的灯塔，其与社会的基本道义就自然衔接、相互兼容，渐渐成为一条精神饱满的河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细小的河流慢慢变得悠远宽广，也慢慢变得雍容深邃，最后汇成人生人性澎湃期盼的海洋。人类的自我生存道德、自我生存良知、自我生存意志，以及自我生存约束，都在基督悲悯的泪水与沉默的张望里，悄然，或者自然纯粹。
作为跨世纪的优秀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无论理念还是世俗，不仅仅受到当时世界艺术与道德的影响（政体与社会的道德教诲除外），而且还深深受到基督思想的垂怜。当世俗的欧·亨利在神性的悄然关照中上升到精神的欧·亨利时，人文的内在光华就开始闪耀。生存基本层面的自我挣扎，生命纵横走向的个体苦难，生命自我解构的茫然与善良，以及生命意志的反叛与归路，就在欧·亨利笔下强劲广阔地铺展开。无论是《警察与赞美诗》，还是《麦琪的礼物》；无论是《没有完的故事》，还是《黄雀在后》，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基督的力量无处不在，基督的光芒照耀人寰。为基督的教义献身，为爱、为善良、为自我生命的归宿，赎救或者祈求就成为世俗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崇高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上帝潜心祷告，我们总是虔诚有加：主啊，请您看看，我们这个苍茫辽阔的世界，您的子民正在接受怎样的时光馈赠。或者：主啊，生命的黑暗与潮湿，何时才能从您那里获得光明。每当这时，人们的内心总是纯洁的，人们的态度总是谦恭的，人们的举止总是卑怯的。
一旦世俗的苦难成为生命中必然的霜冻，我们的内心除了苍茫的挣扎，还有坚守的渴望，除了坚守的渴望，还有顽强的等待。当漫长的等待遥遥无期，个人内化的力量，与社会现实的多元相互碰撞，生命本体的绝然行走，就在这种碰撞中，充满了自我意象的艰难逃亡。这种逃亡又在不自觉当中，构成人类最后的生命皈依：无论生存多么完美，也无论生存多么不完美，只有上帝与你同在，你的生命光辉才能真正舒展。因此，对于老贝尔曼来说，只有这种朗照不灭的基督光芒，才是生命无瑕的美丽与辉煌，才是心灵宁静的极致与归所。因此，欧·亨利这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的主人公——让人尊敬的老贝尔曼，在生命实质上，已经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代言人。
通过贝尔曼甘愿的自我牺牲，拯救了困厄中年轻的琼珊。
琼珊在无意识之中，接受了老贝尔曼的善良奉献与生命馈赠。
老贝尔曼的社会生命，通过琼珊的生命复原，在此悄然上升。
具体事件通过侧面表现为：老贝尔曼一改絮絮叨叨的往常，不露声色地，甘心情愿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用自己脆弱苍老的生命，终于完成了自己毕生的杰作——画在墙上的常春藤叶，永远长在墙上的常春藤叶。正是因为这片永不凋谢的神奇叶子，才终于挽救了琼珊垂垂将亡的生命。作者在此想告诉我们，生命通过宗教般的牺牲，通过本我的善良，总是闪耀人性的光华。敬爱的老贝尔曼，在风雨之夜的这幅杰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基督照耀这个世界的灯火。基督总是通过对生命具象的暗示，来提高生命抽象的整体与高度。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当然无法看见这些。因为外在表现上，仅仅是老贝尔曼给我们展示在离地面二十来尺高的墙上，一幅平常得有些孤寂的油画。
欧·亨利通过老贝尔曼，完成了自我生命意义上的善良升华。作为老贝尔曼，一生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奔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画一幅杰作，能够经受住时光考验的杰作。这幅杰作能够慰藉老贝尔曼日益苍老的内心，也能够滋养老贝尔曼的生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老贝尔曼在几十年的落魄苦难中，并没有真正消沉，而是恰好相反。虽然在表象上，老贝尔曼穷困潦倒、酗酒成性、牢骚满腹，但在内心深处，老贝尔曼是自尊的，也是高傲的，并始终坚信自己的艺术气质与艺术才华。老贝尔曼在这种自尊与高傲里，坚韧不拔，决心要用自己一生的光阴，极力寻找表达自我艺术灵魂的外在契机。这个契机，当然是琼珊的疾病——仿佛上帝为了同时拯救两个人早就这样安排好了。老贝尔曼的一切牢骚一切脾气一切的不愉快，都被琼珊的疾病冲走了。所以，当苏艾去向邻居老贝尔曼求救时，老贝尔曼并没有倨傲地拒绝，而是在表面上有些讨厌，实质上却有些可爱地发了一通牢骚之后，认认真真发出生命深层的叹息：“唉，可怜的琼珊小姐。”“像琼珊小姐那样的好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这种叹息，无疑是老贝尔曼善良心灵的反映，也是老贝尔曼生命情怀的纯净表达。
这种表达，无疑映射出老贝尔曼的个性：外冷内热，悲悯善良，友待他人（我们如果把这种情怀稍加提炼，就是基督的悲悯，就是基督的爱，就是宗教的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都是善的）。虽然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又特别是正在生命冰霜季节中挣扎的老人。
作为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琼珊，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的折磨，基本上已经丧失了生存的勇气。这种丧失，更多的是由于生存的现状、生存处境的压力。琼珊与苏艾，两个年轻的艺术家，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格林尼治村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砌房屋的顶楼，租下一间屋子，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由于她们彼此秉性相投——按照小说的叙述，“发现她们对于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但更多的，却是对生活充满了新的期盼，对人生、对艺术，充满了自觉的渴望。也就是说，她们都想使自己黑暗的生命底色能够越过这个冷冷的冬天，而后渐渐明亮起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前提，她们才走到了一起。但就在这这时，被称为“肺炎”先生的不速之客突然找上门来，琼珊就这样被肺炎彻底击倒了。琼珊整天躺在床上，这时唯一的期盼是死亡。琼珊每天的生命寄托，就是等待窗外的常春藤叶子慢慢掉下来。按照琼珊的想法，当常春藤的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琼珊坚信，她的生命也将会离她而去。欧·亨利在此，虽然没有用过多笔墨来渲染，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作家的行笔是凝重的。欧·亨利用比较轻微，但又缓慢的细节，给我们展现出琼珊从外到内的病理状态。这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想死的人，如果硬要与外界的某个事物强烈地牵连起来，这种死亡的几率，既是很小的，也是很大的。在此当然属于后者。琼珊毫不接纳好友苏艾的鼓励，只是痴痴地望着窗外渐渐凋零的藤叶。此时的她，已经放弃了求生欲望，而且深信，只要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她就将离开人世。
在此之前，善良的医生就对苏艾说过，琼珊的病，只有一成希望能够治好，而且那一成希望，还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琼珊，愿意活下去，还是有可能。言外之意，我们都明白，琼珊是死是活，全在她自己的意愿。当了解了琼珊的实际情况后，医生又说，如果让琼珊的心理发生转移，就有五成的希望能够恢复（这里，当然是个伏笔）。因此，苏艾任劳任怨，作了一切努力。当然，这些努力都是为她们的邻居——老贝尔曼的出场作铺垫。老贝尔曼在一通激烈的牢骚之后，答应了苏艾的要求，给她充当模特儿——“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口翻转过来权充岩石的铁锅上，扮着隐居的矿工”。我们可以想象，当老贝尔曼见到琼珊病情的实际状况之后，内心是受了震动的。正是因为这种震动，才使得老贝尔曼不顾一切，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毫不犹豫地爬上了墙壁，画下了他自己一生的杰作——永远长在墙上的常春藤叶子。正是因为这片叶子，才使琼珊重新点燃了生之欲望。这当中，欧·亨利有下面一段精彩的描写：当苏艾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时，她们看见了奇迹，那常春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并没有掉下来，而是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作者如是写道：“可是，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是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尺高的一根藤枝上面。”我们可以想象，当琼珊看到这片生机盎然的叶子时，应该是多么惊异。本来，按照琼珊的想法，这最后一片叶子，在昨晚就应该凋落的。如果凋落了，琼珊也相信，自己应该走向天国了。但事实恰好相反。
作者在此，给我们拓开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当医生下午来时，看到琼珊的实际情况，也惊讶异常。到第三天，当医生再次出现，见到琼珊的现状，善良的医生不得不相信一个事实：
死亡已经彻底离开了琼珊。
与此同时，我们的老贝尔曼却即将离开人间。这种离开，是通过医生之口传达给我们的一个事实：他已经染上了肺炎，而且已经毫无生存的希望。我们不禁要问，老贝尔曼是怎样染上肺炎的？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染上肺炎的？在此，作家故意留下了一个悬念，这个悬念到小说最后，才通过苏艾的嘴传达出来。而这时，我们尊敬的老贝尔曼已经在上帝福音的召感之下，正走在天国平坦或是旖旎的道路上。行文到此，整篇小说也就结束。我们读到这里，终于明白，老贝尔曼是为了挽救琼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当然，并不是说，老贝尔曼直接治好了琼珊的病症，但是，如果没有老贝尔曼的生命付出，琼珊的死亡是肯定的。因此，我们还是肯定地认为，正是老贝尔曼用自己的生命，才挽救了琼珊的生命。如果没有老贝尔曼，琼珊的死亡必将提前到来。
综观这篇小说，我最深的感觉是，小说家通篇写了一个充满基督情怀的故事：无论是老贝尔曼还是琼珊，无论是苏艾还是医生，都具有明显的宗教情结。单就这几个人物的身份，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生活走向，他们的精神状况，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都是生存在社会底层，都是属于生命中挣扎的一群（虽然医生的状况稍好一些，但仍然没有例外）。与此同时，又都具有宗教般的善良感情：悲悯、友善、乐于助人。这其中，又特别是苏艾和医生。苏艾不但尽职尽责，全心全意照顾好琼珊，而且还尽一切可能帮助（如果老贝尔曼不去画常春藤叶，我不知道苏艾会不会去，按照人物个性与人物的相互关系，应该是苏艾去完成才更恰当一些，也更符合情理一些。但这样，却减少了艺术生命的感染力——无法突出老贝尔曼的生命杰作，也无法突出小说人物的内在丰满性，也就相对削弱了作者的真正意图）。医生不仅善良，而且还幽默谐谑，言语中展现的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尊敬的大夫形象：“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当然，最值得赞颂的还是主人公老贝尔曼，虽然这个人物仅仅出场两次。作家惜墨如金，通过肖像，通过语言，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感人的老艺术家形象。而且，在整篇小说的表达中，作家对老贝尔曼的描写有意淡化，甚至连最感人的画常春藤叶的镜头都没有。这个情节的空白，需要我们读者自己去填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人是怎样冒着冷雨，踉踉跄跄地爬到离地面二十来英尺高的墙上，颤抖着身躯，调拌着黄色与绿色，在那冷冷的墙上，施展着自己整整积淀了一生的艺术才华。而与此同时，又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按照博尔赫斯的观点，小说实际上是一种镜像，叙述只是为了抵达感觉的真实，也就是观念的再现；真正的艺术作品，描写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世界的轮廓：生命、死亡、梦幻、迷宫……一切的循环与结束、空间与时间。当作家在空间与时间之上，便把人生的一切经历，都上升为一个梦魇、一支乐曲、一声细语、一个象征。因此，无论怎样的小说家，都无法复原生活本身，我们平常所看见的生命真实，常常是一种艺术假象。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评价欧·亨利的这篇小说是相当不恰当的。这篇小说，通篇单一：叙述单一，人物单一，情节单一，甚至表达单一。但就在这种单一中，我们看见了复杂的回归：人性整体的复杂向人性的单一回归，欲望的复杂向欲望的单一回归，道德的缺失与回归。这种回归是真实的。这种回归，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仍然存在。在这种回归中，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这种善良的来源，不仅来自于文化，也不仅来自于社会，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宗教，来自于基督的悲悯与温暖，来自于被悲悯的人性本身。
总之，小说的生命是社会的，这点可以肯定；小说的表达是自我的，这点也可以肯定。欧·亨利生存的社会时代，正是美国社会发展上升的时期，作家看得最多的，不仅仅是社会的整体际遇，也不仅仅是个人的遭遇，而是生命基础上的社会整体观照。这种观照，既能让生命自然膨胀，也能让生命悄然萎缩。在欧·亨利的十二部短篇小说集中，不少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悲悯，他们的爱，他们美丽而又忧伤的基督情怀。这点，与另一位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作品理念异曲同工。
契诃夫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一个面对世界微笑，背对世界流泪的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他的《凡卡》，他的《钉子》，他的《乞丐》，他的许许多多的篇章，都给人想流泪的冲动。也许，世界的悲悯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人性的异化。
欧·亨利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单纯的艺术形象，对那个时代进行解构，这已经不是传统的道德意义，也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更不是黑格尔的“感性、知性、理性”三部曲，而是在传统的人文理念下，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社会镜像。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反复与同一。也许，人类只有在宗教中，才能真正站立和纯洁起来。如果揭开生命的表面，也许其本质会更加憔悴。在此，我不想再从字面意义上作任何阐释。因为传统意义上的阐释，都是妄图在字面意义上建立起另外一层含义。这种含义会离世界的本原越来越远。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说：“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之外的影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