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山里买山货的时候遇到一位山民，一打眼就看出他和别的山民不一样，但又不能马上说清楚哪里不一样来，因为他也穿着灰扑扑的衣服，灰蒙蒙的鞋子，头发乱糟糟，夹着烟的手指指甲有黑线样的污垢。和别的山民一样，他也不先和我们说话，只是不住地打量我们。我们当中当过侦察兵的大正指着他说，走，去你家。
他家的火炕很好。旅行把我们弄得落寞又疲惫，一个一个爬上炕，每个人都喃喃自语：呵，呵，好啊，热乎。其实我们不冷，但“热乎”总给人传递温暖的感觉，舒服。
他的家还算整洁，大花朵的地板革铺炕，大花朵的瓷砖铺地。炕梢是与炕宽度相等的炕琴，一种大开门多抽屉的重头家具。顺延到地下，是一溜箱柜。箱柜上方的墙上，中间一面镜子，两侧是两面镶着满满照片的镜框。南窗下摆着一圆桌，上面的搪瓷盘里几只杂拌糖一样质地、花色和样子都不同的杯子，桌子周围有几只折叠钢管椅和塑料圆凳——应该说，这是一户老式家庭，已经比较少见。现在山里山外的生活方式正在同化，山民家的摆设都在有意模仿城里。
他给我们泡了茶，分送到我们手里的茶杯是圆柱形有红双喜喜鹊登枝图案的玻璃杯，这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的东西，端在手上有一种时光回溯的趣味，还有没图案的几条棱边的敞口玻璃杯、乳白色瓷杯、粉色塑料杯、某某酒字样三两装的酒瓶杯。茶是茉莉花茶，浓浓的香味。我们这些已逾中年的人，一时竟忘记喝茶，看着各自手中的杯子发起呆来。
大正对正要坐回到钢管椅上的山民说：“老哥也当过兵啊？”
他呵呵笑了，扭头看看镜框回道：“好眼力啊，照片上看出我来啦。你也当过吧？”
“你当的是炮兵，我当的是侦察兵。你怎么又回来种地了呢？”大正在城里打拼二十几年，现在有车有房有企业。
山民又笑了起来：“怎么说呢？”他卷了一根老旱烟，“我给你们讲俩故事吧。刚当兵那会儿，新兵受训，我们在大太阳下一站就是俩小时，晒得哪里是流汗，都流油啊。首长来了，问我们热不热，我们知道马上就要休息了，很兴奋，但按着教官教我们的，异口同声喊道：不热！首长说：好啊，本来是要你们休息一会儿的，既然不热，再站两小时。两小时过去了，我们烤得快融化了，首长又来了，问我们热不热。这次我们齐声叫道：热！首长说：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再站两小时。结果噼里啪啦晕倒了好几个。这事儿没过几天，又让我们挖坑，栽树的坑。我们挖了一天坑，第二天在这些坑里全种上松树，松树都比我们人高，我们费力栽上，然后踩实、浇水，可是，第三天你猜怎么着？”
大正说：“全挖出来。”
“对呀，命令我们全他妈一棵一棵地再挖出来！”
“还应该有第三个故事吧？”大正说。
山民猛地拍了自己的大腿：“妈的，现在都不敢想啊，恶心！”他抽了一阵烟才肯讲第三个故事，“一天夜里紧急集合，让我们每人带上自己的脸盆去连队茅房舀大粪，一盆一盆地运到连队菜地旁边的积肥坑里。从半夜一直运到东方发白，然后排着队去洗澡。我们都把脸盆扔得远远的了，却命令我们捡回来，洗干净，继续用。从这一天起，我发誓熬三年，一天都不多待，立马回家种地。”
我们听得心惊胆战，都不进行吞咽了，只有大正照常饮啜。
我们离开时，买了山民的木耳、玉米面和小米。他在门口送我们，说：“你们傍年根再来吧，到时候我杀两头笨猪，自家吃一头，卖一头。”
我们的车子启动了，我从后车窗看仍然站在那儿的山民——他肩膀很溜，开始驼背，袖管空荡荡的。我回过身看大正，他驾驭着车小心驶过一段坑洼的土路。他的后背厚实平阔，仍然是一副军人的挺拔身板。
车内另一同伴一定也看到了这一切，他用人人都熟悉的范伟体说：“同样是当兵的出身，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我是个不爱种地的人。”大正回一下头，好像很认真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