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篇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是文艺心理学研究的范围，国外有不少专著，最近还读到一本日本人写的《文艺心理学概论》。在中国，这个问题也越来越被关注，不少理论家在探索这方面的奥秘。理论家为了探索奥秘，就纷纷列出条目、制成各种表格若干，寄给写小说的人。我不知道别人收到这一叠又一叠的表格后怎么处置；我老老实实交代：我是没有填的，因为“一篇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之类，我是越来越说不明白了。
说一段往事吧。
那一年春末，我在乡下跑了整整一个春天之后，又来到一个小地方住下来，我觉得应该写个短篇什么的。那天晚饭后，来了几位乡干部，在我住的小屋里聊天，一直聊到把我一包“红塔山”抽光，满屋子烟雾腾腾之后他们才离去。根据经验我觉得今晚这气氛是个好兆头，可以动笔了。果然，凝神片刻，便在稿纸上写下了一个题目：《山月不知心里事》。然后放下笔。突然感到心里空空的，不，应该说是心里塞得太满。太满了反而就空了。此刻，我应该如快刀斩乱麻似的在脑子里“删去”一个又一个跳出来的细节，找到那最关紧的一句话开头。但是卡住了。又根据经验：卡住了就应该休息一下，抽一支香烟。
然而，没有香烟了。
如在平时，在这深夜里也就作罢了，上床睡觉。可今晚却欲罢不能。开门一看，一个院子都已熄灯就寝。我没有犹豫，便噔噔噔跑到公路上，来到了小镇上，看到几个行人，突然觉得自己这个样子有点可笑，立即收住脚步，便做出很悠闲的样子踱到路灯下面唯一的一个小摊旁。摊主是位老汉，他正收拾生意准备回家。他惊疑地望着我——到现在我也不懂得他为什么会那样惊疑——我说：买盒烟。他问：买哪样烟。我说，有什么好一点的。他便打开布袋拿出一盒“黄果树”。我忙掏钱。
然而，我身上竟没有带钱！掏遍了几个口袋，一个钱也没有。老汉不高兴了。我说：“我马上回去拿钱来，你等一会儿收摊好么？”他说：“好嘛！”我高兴得一跳，转身就跑。待我跑回住处拿了钱再返回镇上，却只见满街月色清冷，空空荡荡，那位摆小摊的老汉已无踪无影了。
我本该失望。但奇怪的是并不，只是面对空明的月夜，微微有些惆怅。但我当时就很清楚——好像内心里有另一个理智的我在对当时恍惚神游的我说：这一点现实的惆怅情绪，与一种人生体验并无关系，仅仅是和即将写的小说有关系，因而说不上深刻。但是心情却因此而愉快起来了。
这以后，我就常到那位老汉的小摊上去买些香烟、零碎什么的，我们常聊天，很愉快。
然而，这些琐事和写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能肯定。我早已离开了那个小镇，神游了许许多多乡村和城市，但想起这段往事，仍觉得有趣。几句闲话
这个中篇写成于去年九月初，完稿后想了几个题目，都觉不尽如意，最后写上《浪漫的代价》。不久，责任编辑李君来信，告知小说已获编辑部通过，但大家觉得这题目不太好，建议改一改，由于发稿急，来不及叫我动脑筋了，便代我改为《秋之惑》，大家认为这个题目好一点，问我有何意见。其时，我正继续写一个拖了两年的、颇费心思的长篇，没有及时回信。我想，一篇作品总得有一个题目，我的许多小说是写完之后再定题目的，几乎没有一个叫我自己满意。《浪漫的代价》我本以为太平直了，而换为《秋之惑》，我想了想，又似乎太“雅”了一点，“惑”在这里，显然有目下常挂在别人文章开头结尾中的“困惑”二字之义，一种老例的感伤。但又想，是否还有另一层“诱惑”的意思呢？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诱惑着人的季节。但“这个”秋天到了，却又令人有些困惑……我猜测着李君的深意。然而，我又立即想起读过的青年作家张炜名篇的题目《秋天的愤怒》与《秋天的思索》来了，一想到这个，便觉得《秋之惑》是不是有重复张炜君之嫌呢？此事一直念念于心。
也许是我过于介意于这等小节了。小说总得有个题目，出题作文又不习惯，完稿之后面对纷纭复杂的小说内容和非一言可以尽意的小说意蕴，实在是寻个题最难。李商隐的诗，有的干脆不写题目，而签上“无题”二字。漫漫的情思发挥到了极致，还能说什么呢？还能找到一个什么恰当的题目的呢？只有无言，因而只有《无题》最恰当。
四年前的《果园的主人》发表之后，曾打算写续篇，向关心那个中篇里面几个主人公命运发展的读者们作些交代。但一直未写，这是因为一个长篇已开了头，一开头便弄得我心力交瘁。农村改革的现实进展、农民的情绪以及命运浮沉，使我隐隐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虑。在举国上下欢呼农村改革的胜利、并号召城市的改革者们向农业改革学习经验，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什么“引‘包’字进城”等等标题大模大样地出现在全国报纸头版的时候，那一年粮食开始减产，继而一减再减。水利失修、各种生产资料奇缺、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商之风四起、人口爆炸、不少的田地荒芜……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实在是难以支撑城市改革的重负，而被夸大了的富裕信息，使社会加重了对农村的掠取。农民再一次糊里糊涂地悲剧性地扮演了一个喜剧角色。农村的情况怎么样、农民的情况怎么样，这些年来在许多人眼里是模糊不清的，他们也成了“任人打扮的姑娘”，舆论界和理论界一会儿说他们是“小生产者”，一会儿又变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又被描绘成“地主文化的承袭者”、“改革前进的最大阻力”。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没道理，在于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农民作为单个的人的主体性。所以农民的命运常常是游丝一样被系在“一号文件”上，文件好，则农民日子好过。如果城市有了麻烦，便牺牲农民利益。但是，把农民作为单个的人来考察，同所有的人一样，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人格局限、思想局限、观念局限。当然，他们也同样需要得到公正的评价。文学可以担当起这一责任。
作家怎样看待文学，各得其便。但“文学是人学”这一点，恐怕无太大的歧义。我喜欢更逼近地看取现实生活，偏重于对人作社会学的研究和评判。我既不劝告别人也这样，也不在被人视“社会学评判”为“非文学”时而悬崖勒马。人人皆有局限。小说是各式各样的，作家也只不过“在自己的园子里种自己的庄稼”。
这个中篇，是逼近现实人生的一串镜头。在这里，继《果园的主人》之后，展示那几个主人公的命运沉浮。传统的情愫，固然美好、动人心弦，但在当今现实似不再可能。新的日子热热闹闹喧哗无比，却又缺少一点什么。旧的居室正在拆除，而新的大厦尚在设计之中，此间的矛盾痛苦自不待言。昨天毕竟是昨天了，为二丫的爱情唱一曲挽歌吧。然而，尤金菊的新生活，在当今是否幸福？理想主义、罗曼蒂克的失败，与传统情愫的泯灭，共同构成眼前的画图，今天人们在为此付出代价。人人都有自己的苦楚。爱情，在今天还有吗？然而人口的爆炸仍然轰轰烈烈。
似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需要说一说。农村改革，大家谈的都是指经济方面，而忽略了经济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必须在观念、思想、传统习惯方面有个突破。如果观念不更新，它将是造成改革失败的真正内因。
这篇即就的文字，权作“创作谈”吧。
1989年1月27日于西蜀明月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