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您是哪一年开始创作的？当时怎么想到搞创作？
答：一九五九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名叫《秀云和支书》。在此之前写过一些短小的故事、速写之类在报上发表。还写过独幕话剧和诗。但回想起来，开始创作的时间还更早一些，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
这样回答你们一定会感到奇怪吧？
解放前，农村孩子说不上有什么文艺生活的熏陶。在家乡小镇上偶尔来个川剧班或“文明戏”，但那是成年人欣赏的，而且票价很贵。唯一的经常性的文艺生活是听“圣谕”，听评书。评书内容多半是剑仙侠客、打富济贫之类，听众是男人，女人们是不去听评书的。“圣谕”讲的多半是英雄烈女创造功勋，或柔弱女子惨遭不幸，历尽艰辛，追求幸福的故事，情节曲折，凄婉动人，听众则多半是老奶奶、大婶子及姑娘大姐们。一到夜晚，劳累一天的人们不喜欢蹲在家里，便都按照各自的爱好，男人进茶馆听评书，女人提了小板凳围坐在街沿边听“圣谕”。我那时不到十岁。大约从八岁到十三岁，五年间的文艺生活就是去听“圣谕”。(解放后小镇上没有这种说唱艺术了，据说因为它宣传的因果报应、忠孝贞节等是封建主义。而讲评书却仍然有的)听得多了，小小脑袋里满是那些或悲壮、或凄婉的故事，满是那些勤劳善良，刚烈忠贞的女子们的形象。我是一个性情孤僻的孩子，没有什么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大人们都嫌我太阴沉，不活泼，不讨人喜欢。我逐渐养成了爱沉思的习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里。生活里不公平的事是挺多的，别人家的孩子常常欺负我，遇上这种时候，多么盼望有人能够理解我，帮助我呵！然而没有。我坐在小河边上带弟妹玩耍，心里开始编织起故事来了，编一个又一个，都是讲一个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的柔弱女子，备受欺凌、只身出走、四处飘零，终于找到善良人家。主人公常常就是我自己，我为自己编织故事，往往感动得泪流满面。
所以，我的创作事实上是从上学读书之前就开始了。至于怎么想到搞创作的，那不是我想到要创作，而是生活本身的影响，以及自己感情(或情绪)需要发泄和表达。
后来我正式用文字写作时，情形大致也如此，不同的只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在党和人民的教育下，知道了应该怎样去认识生活。但写作时的动机仍然是因为在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感情需要向人表露和诉说，把一种情绪传达给人们。
(二)您特别喜欢哪些中外作家和作品？喜欢他们什么？
答：我特别喜欢曹雪芹、蒲松龄、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雨果以及许地山、萧红、沈从文等人的作品。我主要指的是他们作品的艺术风格，细致、深沉、含蓄、幽远，“抒不尽之意于言外”。他们不是直接地揭露什么，而是透过他们描写的生活悲剧(常常是悲剧！)使我感受到一种深沉的美，使我热爱生活。当然别的许多作家的作品我也是喜欢的。作为一个读者，我有自己的偏爱；作为一个作者，则需进行广泛的阅读，博采众家之长。尤其是对现代作家、老一辈革命作家的作品，我常常是认真学习的。由于性格关系，那些感情饱满而又内向、深沉的作品，我更容易接受些。
(三)您的写作习惯怎样？比如，是先想得比较周密然后动笔，还是有了冲动就提笔写下去？是先有主题还是先有人物或故事？请举您的作品为例。
答：我习惯于周密的思索，不在冲动的时候动笔。刚开始学习创作的时候，是有了一点冲动就立即动笔，后来发觉不行，常常写出浅露的东西，写完、发表之后发现并没有把自己心中的强烈感情充分地准确地表述出来。后来我学着打“腹稿”，并一遍又一遍地在“肚子”里进行修改，直到觉得行了，才动笔。有时候，一个短篇酝酿已近成熟，却决定不了从什么地方开头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想动笔，因为那第一句话，第一段，尤为重要。这不仅是结构的问题，更是通篇感情基调的需要。我始终相信清代戏剧理论家李笠翁的经验：“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但我也因此而过于拘谨，写得太少。
当长期生活积累起来的某种感情需要用小说的形式转述时，最先总是要为这种感情寻找形象的寄托，就是说先有人物。因为人物都是熟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行动纠葛自然就产生情节故事了。主题，常常和自己所要表达的感情有关，说不上是先有主题还是后有主题，它是在整个的思索、酝酿和写作的全过程中逐渐突现出来的。我没有“从主题出发”进行写作的经验，但当我决定向人们传达我的某种情绪而写作的时候，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考虑这种情绪好不好，有无向读者传达的必要。因为，虽然我自以为具备了一定的认识生活的能力，但我不敢肯定自己的情绪全部都是健康的，对社会有益的。人人都不会完全正确。我有感情用事的毛病，因而不在冲动的时候落笔。冷静和理智非但不妨碍感情的表述，相反可以使感情更凝练更深沉。
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即生活。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就谈不上感情积累，人物、故事、主题等等也无从谈起。
略举两个例子。短篇《勿忘草》发表以后，有的同志说这个小说通过芳儿的悲剧，批判了小余的“喜新厌旧”的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同志说，不是批判小余，而是通过一对好人的离异，揭示城乡差别这个现实矛盾和抨击今天还残存的封建等级观念。其实，在我酝酿和写作此篇时，并没有想到那么多，也不打算批评什么。只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告诉我，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能悲观丧气，必须坚强起来，直面人生，含辛茹苦地去重建自己的生活。其次，社会现实告诉我，在人生道路上，人人都可能遭遇到某种艰难、曲折和不幸。第三，我对芳儿这样的妇女比较熟悉，好像是很早很早就认识了似的。于是，我写了《勿忘草》。至于小说所借用的事件，则不是太主要的，选用另外一个事件，并不是不可以表达我的这种认识和情绪，我同样可以写出芳儿们在另外一个场合的另外的遭遇，来称颂她的坚强。
另有一个短篇《两妯娌》，写在《勿忘草》之前一年左右。写了居住在偏僻乡村的两个军人的妻子，嫂嫂貌似坚强而实则软弱，弟媳看去柔弱，实际上是个坚强的女子，在遭到不幸的时候虽也痛苦，却能勇敢地承受打击和不幸。这个弟媳同《勿忘草》里的芳儿乃“同母所生”，都是作者对于人生的认识、思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情绪的寄托。当然，她们又都是生活里活生生的人。
这里一再提到的“感情”、“情绪”，绝非作者自己的主观意念，也绝非凭空产生的。它来自生活和社会实践，又与作者自己的经历、气质有关。我一再提到它，是因为我觉得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生活的积累重在感情的积累，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时代、与普通群众的思想感情取得一致，乃是十分重要的。请你们不要误解为我在提倡“从意念出发”。
(四)您作品的人物有没有模特儿？有好，或者没有好？
答：这个问题刚才已经回答了一半。我作品的人物很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模特儿。也可能是有的，但我记不清自己是在什么情形下把他们记载在脑海里的。但是，他们显然又是生活中存在的，否则我写不出来。
小说人物，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你会觉得他或她确实存在，但又绝不是生活中的某某人。你会觉得这里也是，那里也是，甚至会觉得就是你自己。
至于在写作时是有模特儿好，还是没有好，我说不上来，而且每个作者的情况和习惯也不尽一致。我自己在创作实践中，也不是每个人物都没有模特儿。我写《落选》，就是基本按照生活中的一位落选的大队长写的。
(五)您的作品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有哪些？不大满意的有哪些？原因在哪里？
答：十分满意的，没有。不满意的作品以及一篇作品里不满意的人物塑造、细节描写之例是很多的。比如，我不善于编出很好的故事，有时不免以叙述代替描写，直抒胸臆。此外，我的文字功夫不深，语言锤炼不够。最大的毛病在于想象的空间窄小，思路不开阔。
原因在于自己生活面不宽广。多年来，我坚持守老营、打深井，而忽视了扩大生活面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原因是自己读书还太少，知识不广博。今后，我要注意克服这些弱点。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有了条件，我想坐下来多读一点书，还要走出我的生活基地，去多看一些地方。
(六)您怎样安排您的生活、学习、写作和休息的？
答：现在简直说不上怎样“安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处于紧张和忙乱中，开会，处理来信来稿，参加一点基层工作，接待来访者，还有家事来纷扰。我常常努力从忙乱中挣脱出去，躲在乡下写作和读书，但近来已不大容易做到了，身不由己。编辑同志们的约稿信、催稿信来了，觉得很对不住人家。
休息的时间还是有的。因为这几年我常患感冒。感冒了，发烧、头痛，只好休息两天。休息的时候，是思考的好机会，躺在床上无人来干扰。
(七)您两次在北京参加短篇小说发奖大会，感受上有什么不同？
答：这两年的短篇小说发奖大会，去年我因病未参加，所以只去了今年这一次，故说不上感受有什么不同。就这一次而言，我的感受首先是《山月不知心里事》获奖，自己感到意外。由此而想到我们的领导和作家，对短篇小说创作确有必要大抓一下。其次在同与会同志的交谈和接触中，知道了过去一年里的成绩与不足。例如工业和部队题材的作品甚少，短篇创作中出现了回避现实生活矛盾的苗头，这些当然是必须注意的问题。第三，丁玲同志在发奖大会上的讲话，谈到深入生活，真正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对我的启发很大。
(八)您对当前讨论的“社会主义新人”怎么理解？
答：这方面的讨论我接触不多，还是去年看过一些文章。人们总喜欢对什么都要急急忙忙下个定义，要求作者照着设计好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尺寸去写，其实大可不必。要相信作家在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中，会按照生活本身提供的新的人物去塑造新人典型。
有一种定义把艺术人物画廊里出现的某些新的典型均列为“社会主义新人”，如陈奂生。
还有一种定义规定只有乔厂长者才是“社会主义新人”。
两种定义我都不敢苟同。一个标准定得太宽，一个则又太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第一要真实，第二要对人有鼓舞。可亲可敬，引人效法。因此，他们首先应该是生活中的人，而不是被拔高了的神，同时，他们又具备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的自觉性。他们身上应该体现着时代的前进的精神气质。他们不是没有缺点错误，但勇于正视，能够改正，继续前进。优点多于缺点。
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并展示新的希望和前景。因而塑造新人时，理想是不可少的，但又不可太理想化。离开生活和人物自身发展的轨迹去刻意加工，离群众太远，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提倡多写社会主义新人，决不意味着排除塑造各种各样人物形象。革命事业是要靠众多的人去奋斗的。
(九)写作时您的心情怎么样？快乐吗？
答：怎么说呢？我似乎记不起什么时候我是快乐的。写作时和作品发表后，以至某篇作品受到好评、得了奖，我都不快乐。因为我很快就发觉自己作品的缺点，并且又为下一篇作品写不好而苦恼。写作的时候，有时会暂时忘记一切，但也并不快乐。中途辍笔，写不下去的时候则苦恼得难以忍受，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做这个工作的料。
(十)您目前有什么打算？
答：目前我正在川西平原上的一个农工商试点县参观学习，目的是开阔视野，感受一些新的气氛。之后，我仍回自己的生活基地，和过去一样，做些基层的实际工作。我打算写两三个短篇和一两个中篇，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一些巨大而又微妙的变化。我不知道能否真的写得出来，计划是如此，但计划有时也会落空。另外，今年内如有可能，我想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书写完。当然这也仅仅是计划。我还想认真地读一点书——包括哲学和农业经济理论方面的书。
1982.4.10于川西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