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前一段有的写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作品，作者不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相适应这一重大的社会矛盾去认识实行责任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而是从表面的现象加以浅薄的推理，设计出一组矛盾来，把农村的干部放在矛盾的对立面去，把这些人写成头脑僵化、坚决抵制三中全会路线的代表，更甚者，是把基层干部都写成旧社会的保甲长式的人物，这就不对了。一个时候成了一股风，千篇一律地这样写，结果是歪曲生活，离三中全会精神越来越远。农村的干部并不是硬要抵制三中全会路线嘛，他们也是劳动者，经济繁荣直接给他们带来利益，他们何必要反对呢？一时不理解的干部是有的，同时，暂时对生产责任制持保留态度的社员也有嘛；他们都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当他看到了、感受到了这个办法的好处，不是一下子就转过来变成积极的拥护者了么；左的思想影响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禁锢着某些人的头脑，左的东西多年来渗透到许多人的生活中去。离开生产力这个最强硬的现实去妄谈生产关系，影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矛盾越来越尖锐。三中全会因势利导，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专业承包等生产组合的形式就应运而生了。这一场初步的改革牵动着农业整个经济体制，它要求许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目前这个形势方兴未艾，前景令人乐观。文学作品正应该去好好触及这些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的作品写改革以后的农村的一派大好形势，似乎一夜之间就解决了三十年不能解决的贫穷问题。矛盾呢？写农民“比富”，姓张的和姓王的比谁更富有，姓张的买了电视机，他看到姓王的也买了，马上又去把黑白换成彩色，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矛盾的虚假使作品难以真实地反映今天农村生活的深刻变化。生产秩序的初步改善，生活的初步提高，并不能掩盖农村实际存在的一些本质性的矛盾。此外，还有少数的作品注意到了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这是应该的，但在认识和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又否定改革本身，多半是夸大了问题和缺点，流露出悲观的情调来。我曾遇到过一位农村作者，他本人是大队干部，就是这种情况。我和他谈过一次，我说，你作为一个大队干部看到了那些问题，是好的，可以促进你加强工作，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解决那些问题，使你那个大队的改革健康发展，但你作为一位作者，仅仅是看到了问题一大堆，不加分析和认识就写进作品，就歪曲生活了。他接受了这个意见。
写矛盾冲突，归根到底有一个马列主义水平问题。我们在生活中，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
克服回避矛盾冲突的缺陷，是为了使文学更接近人民，更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并不是叫我们再重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口号，事事处处都去强写斗争，把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矛盾、政治思想矛盾简单化。这一点，也是必须注意的。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它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总之，是非常丰富复杂的。人们写爱情生活的矛盾，写得缠绵悱恻，写生与死的斗争，写得悲壮激越。除此之外呢，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更应该去深入开掘。当今，存在于许多人身上的那种“不满足”——包括对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一切物质和精神的现状——这不也是矛盾么？只要你去研究一下人们为什么不满足？又有哪几种“类型”的不满足？你就不难找到该写的东西了。
有一种消极者的悲观厌世、愤世嫉俗；
有一种个人主义者的贪得无厌；
他们的表现形式都是“不满足”。
但还有一种人的“不满足”与上述种种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人对生活取积极态度，正因其不满足，才有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历史才因此而得以前进。它是积极的进取和拼搏，哪怕表现的仅仅是忧愁，也是美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写么？
(三)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
新人，总是代表着社会前进的力量。恩格斯说的“可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往往可以从新人身上感觉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无疑应该花大力气描写社会主义的新人。
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恐怕首先应该从生活出发，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前一个时期讨论的文章很多，各抒己见，但不少人都想急急忙忙下个定义。那样，势必造成“类型化”、“简单化”。
新人，首先是生活当中的人，而不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神”。他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高度的劳动自觉性。他的行为可以在周围群众中发生好的影响。他也可能犯错误，但能够改正错误。“理想主义”，在这里是允许存在的，因为人们并不把一般的“好人”视为英雄。
写新人，不能不重视新人与党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忽略了这个方面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也是没有时代感的。要理直气壮地大抒特抒新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人说，不写这两个方面，只写热爱祖国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请注意，“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字眼，在今天是党领导着亿万人民在建设着祖国。热爱祖国，却不热爱党和人民，这个“新”人是难以想象的，是不真实的。
(四)关于创作遇到了苦闷及怎么办的问题。
近来不断听到一些年轻的作者反映这个问题。他们颇为紧张，认为自己写不出来，或写不好了。发表过两篇作品的，现在不断收到编辑部的“退稿信”，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我看，首先是不必紧张，要分析一下，是因为生活积累不厚实，还是认识生活的能力上不去？还是对自己需求过高或眼高手低？……什么情况都是可能的。
所谓“江郎才尽”，并不一定是说那位“姓江的”肯定没有才华了，或没有生活了。这多半是指他周围或他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某种变化，熟悉的变得不熟悉了，热爱的变得不热爱了，他与生活失去了内在的诗一般的联系，创作的激情受到影响，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时间从他身边流走了，自己难以写出新的东西。须知，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变化是绝对的，要求不变，是脱离客观实际的。问题在于这位“姓江的”自己能否顺应客观变化，顺应变化着的条件，从而修正自己主观不适应的部分，找出一条新的路子，立于不败之地，使才华得以充分的展示。
遇到写不出的时候，确实是苦闷的；它甚至使人衣带渐宽，形容憔悴。“写不出时不要硬写”，这是鲁迅先生早就教诲过的。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深入生活和读书，从各个方面丰富自己的积累。
高尔基的《小市民》中的人物捷捷列夫说过一句很容易记住的话：“生活是行进着的，谁要是赶不上生活，谁就要孤独地落后。”高尔基在这里告诉我们：人与生活之间内在维系的奥秘就在于前进与超赶。我觉得文学作者更应该懂得这一奥秘，使艺术生命得以更新、得以久长。
过去了的生活经验，对于未来的生活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却决不能代替未来。“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别君一日，如隔三秋”。一切新的东西需要认真地去获得，去体验，去认识。
当然，否定过去的一切，所谓“从零开始”，那不是我们的态度，那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绝对的肯定与否定会造成什么后果，人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无须再说。
我赞成那种“打深井”或“扎老营”的办法，在一个地方、一个基地长期深入生活，不要搞蜻蜓点水，不停地变换生活环境，要变一下，也要五年、十年变换一次。至于平时偶尔外出参观访问，那当然是应该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熟悉不断前进着的生活。业余作者长期生活在自己的工作或劳动岗位上，比专业作者的条件要好一些，应该珍惜这种条件。
不脱离生活，不脱离群众，多读书，多思考，这是脱离“创作苦闷期”的有效的方法。至于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
(五)艺术上贪多，必然导致失败的问题。
读过一些青年作者的没有发表出去的稿子，感到需要提一提这个问题。
我们搞写作的人，一定懂得对于材料的占有和积累越多越好，形成作品时则越精越好。这个常识似乎大家都能理解，可是在写作时却常常忘记了。写一个短篇，一两个人物，作者花了许多笔墨调来许多的情节细节，想从各个侧面去丰富和衬托他的人物，结果呢，事与愿违，成了一本流水账，不仅不动人，自己写着也没劲了。
我认为，即使是一个长篇，也是用不了多少材料的，短篇则更不待说了。一两个情节，写细写深就行了。生活阅历很丰富的作者，都占有许多可供写作的材料，但在写一篇作品时常取其千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这个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是指数量而言，它所包含的思想则是所占有的材料的思想的大部分。
一篇作品，什么都想写，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写。“以一当十”最妙。割舍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功力，因为它包含着“开掘”。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写一个短篇，要走许多弯路。材料一大堆，事件一大串，动起笔来很困难，结构上很吃力，只好另起炉灶。然而，几易其稿，情形仍然如是。于是感到无路可走了，揪着自己的头发。在这时候，我们就需得用“我是否贪多”这一问题来检查自己。一检查，说不定就会豁然开朗，就会发现：在那所有的材料中，原来只需其一点点就行了。再次动起来，你就会感觉得顺畅多了，看起来，舍去了很多材料好像很可惜，而实际是把那些舍去的材料的“精髓”注入了这个“一点点”之中。这个“一点点”，并非只有一点点。事件、情节、人物都少了，而所反映的思想却深刻而清楚了；人物少了，形象却丰富了。
许多前辈作家都论述过这方面的经验。这是写作短篇的奥秘之一。
中长篇的构思，也是同一道理。因为艺术的奥妙在于以少胜多。所谓“文思敏捷”，不外乎是掌握了“以少胜多”的方法，能够从大量的纷繁的材料中，以简驭繁地迅速清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选择到最新最适合的表现角度去结构作品，而且写作起来文字上也不贪多，十分吝惜笔墨。古人咏蜀葵诗有两句：“欲共牡丹争几许，被人嫌处只缘多”。葵花，单看一朵，也是十分精致好看的，但因太多，遍地皆是，就不如牡丹那么好看了。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莫贪多。
真要做到不贪多，也是很不容易的。比如今天我这个发言，就很不精练，啰啰唆唆的，什么都想说，什么也没有说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