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向往陕西这块土地，向往西安这个历史名城、文化古都，也很喜欢陕西的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前几天我还在读平凹同志的《腊月·正月》，写得很好。路遥同志的《人生》我读得比较早了。有一次我住医院，我在医院里跟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个同志谈了起码有两个钟头，我说我非常喜欢这篇小说。陕西出现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不管是工业题材，还是农业方面，尤其是农村，反映农村生活的，改革的。
目前，一些刊物发行量下降了，读者的欣赏趣味在发生变化，再加之社会上小报、小刊的冲击，引起了评论界、文艺界对改革题材这一提法本身的一些考虑，或者是一些怀疑。一些读者翻开刊物一看，是写改革的，就不看了。这引起我一段时间的思考。读者是分成各种层次的，文化层次不一样，欣赏就不一样。比如前几年，我们的刊物发行量比较大，一篇小说、几篇小说出来，全国不是文艺界而是读者当中奔走相告。粉碎“四人帮”不久的《班主任》《伤痕》及后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群众奔走相告，好像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件大喜事一样。但近几年来，作品的艺术质量比前个时候提高了，思想也比前个时候更有深度，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有些读者看文学是从新闻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些读者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各各不一样。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刊物的新闻性很强，比如落实政策这个问题大家很关心，写落实政策的作品就很受欢迎。后来政策落实完，国家转向经济建设，相对地说，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一个作品很难出现像前几年那样的轰动现象。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引起轰动，就是我们的文学不行了。我觉得，这种没有特别轰动的情况还是正常的，特别轰动、像新闻那样轰动，我觉得对文学来说倒不见得是正常的。
那么这种正常中还有没有问题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刚刚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作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积压了很久很久的话，一下子说了出来、喊了出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很快作家就感觉到有些东西在艺术上很粗糙。于是，很多作家就提出要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这当然是对的，应该的。可就在那当中，慢慢地，一些作品的现实性就有些减弱了，比如有些作品闺秀气很浓，有些作品脂粉气很浓，甚至还有一些山林隐士气的东西。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艺术上更精巧了，更精致了，但是现实性和当代性却减弱了。慢慢地，脱离群众，失掉了一批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感觉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大声疾呼，检查自己的作品，深入生活，深入改革的生活当中。这时，小报、小刊起来了，它一下子在社会上占领了读者。当然小报、小刊的读者也要分析。有些读者过去也并不看我们的严肃文学，有些是等车、等船或休息时随便买一张来看，看过就扔了。但这至少给人一种感觉，社会上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纯文学不行了。小报、小刊、武林小说、黑幕小说冲击了一下，一些同志就感到灰心丧气，我接触到的一些作者就不写了，做生意去了，办公司去了，觉得搞创作没有前途。这种情况我们要仔细分析，至少它是暂时的。但是，我们也用不着谴责人家，只要他们不攻击社会主义，合法出版，有读者看，即便作品浅薄，也应该允许他们搞。关键是我们要跟他们比较。这一次冲击，至少使我们清楚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向来以严肃文学自居，现在有些脱离群众、脱离读者了。这个冲击是有好处的。现实主义是不怕冲击的，它是在各种势力、各种力量的冲击下不断发展，道路越走越宽的。每一次冲击都会给我们带来思考，使我们更加丰富。比如前几年西方现代派的一次冲击，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批判现代派。其实，据我晓得有些写批判文章的人自己也没弄清什么是现代派。在那场冲击中，我就感觉到对我们有好处，至少使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文学观念要发展，至少表现手法不能守旧。我自己在学习当中，在经受考验、经受冲击面前，我不断告诉自己，要坚持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同时也要往前走。比如我个人的文学功底是不够好的，我原来是学农业技术的，学的是大田栽培，所以叫我说棉花、水稻、小麦，比叫我说如何写小说，可能还比较清楚些。但是我在不断地学。这一次所谓通俗文学的冲击，使我们认识到，不要脱离最基本的广大的读者，一味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从文学史上看，闺秀气、脂粉气的东西，读者总是很少的，总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得到赞扬，得到赞美。这几年尽管比前几年好得多了，但并不是应该满足了，人民的生活和愿望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满足，人民还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困难，我们的文学如果脱离了这些就不行。
我在生活中，总是感到困难多，我们的事业在前进，但是困难多。我的作品就常常把这个忧虑的感受流露出来。一九八一年我写的《山月不知心里事》，我们四川有一篇文章批评，文章题目叫《忧虑从何而来》，说现在农村形势一片大好，你周克芹还在忧虑，你忧虑什么？给我上纲说，过去你能跟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怎么不能保持一致了？我说，我写我在生活中的感受，我的这种感受不是关于我个人的什么东西，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东西没有得到，有什么委屈，不是这个情绪，而是我周围的干部、群众他们的一些忧虑的反映。如果我的文学不反映人民的心声，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好，恐怕也是难以得到人民的承认，得到历史的承认。
改革文学发展到今天，正如我们国家的改革事业发展到今天一样，都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农村改革，五年前由一个“包”字，承包，农业大大跨进了一步。但是农业要进一步前进，还有赖于城市的支援。前几年有一句话叫做“农村包围城市”，但农业发展到一定地步，农村得依赖城市。所以大家寄希望于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步子跨得越大，农村的第二步才能跨得出去，因为农村需要知识，需要科学技术，需要跟经济相联系的文化思想。我觉得“改革文学”的提法至少是狭义的，有点像过去的“运动文学”的味道，比如写合作化的，写公社化的，写四清的，等等。实际上，改革贯穿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发展的。千万不能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四化建设以后认为也是一种运动，我不这样看。如果这样看，很容易把一部中篇或一部长篇，写成开始对要不要改革发生争论，第二步是方案，又争论一番，最后胜利完成。这样反映改革我认为是极不真实的，且不说它有没有什么历史真实感，至少它是非常浅薄的，对改革是不利的，对我们的经济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一场改革也是一场运动的话，那么这场运动不晓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晓得哪个时候结尾。这样认识改革，反映现实生活，我们的思路就宽广得多，开阔得多了。以农村来说，从宣传看，好像中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到土地承包到户，就是一个“包”字。它实际上远不是这么简单的。好比一个人走路一样，走得没有办法了，碰到墙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有了这么一个改革。这是我们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换来的一场改革，是一场历史悲剧换来的改革。一九六〇年公社化，饿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在饥饿线上失去了生命，这个不说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在“极左”路线统治下，我们农民在饥饿线上也不是好过的，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从这个历史角度来认识这一场改革，用文学来反映这一场改革，就会深刻得多，深厚得多了。不要简单化地反映改革，如果就是一个“包”字，我们还有啥可写呢？没啥可写了嘛。
我认为改革题材多得很，题材很宽广。以农村说，不要说一家一户种田，一家为一个经营单位，有很多生活故事可以写，就是以前从生产到生活都统一安排的时候也有东西可写。我写《许茂》时，思想上对农村未来如何，未来将是什么样子，现在怎么办，思考得不多。《许茂》更多的是反映过去的一段历史，总结解放二十多年来农村怎样坎坎坷坷地走过来，对未来是模糊的，思想上是不清楚的。后来写一些短篇时，我就稍微清楚一些了。农村题材是无限宽广的，你可以写这，也可以写那，但千万不要以主观概念去套生活。不管改革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也好，文学总是反映生活，文学是写人的，这不会改变。生活是各式各样的，从我来说，我不是反映这一场改革本身，而是反映在这场改革当中，这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活动，一些人情世态，人与人的关系、矛盾，以及他自身的矛盾。我每写一篇东西，至少有一些东西是我以前没写过的，没想过的。文学最忌讳自己重复自己。有时做到不重复别人还比较容易，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独创，好像还比较容易，但是要做到自己不重复自己比较难。正因为难，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作家的功夫所在。
《晚霞》发表后，一些同志给我说：你怎么这样写，你让他们联合嘛，搞机器蜂窝煤生产和搞手工的，你让他们联合起来嘛。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不能这样做呀。我想，我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这涉及到历史观和道德观。本来道德观和历史观不应该矛盾，但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有时会出现矛盾。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看来好像使一部分从事手工生产、粗笨劳动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暂时无事可干了。在我国农村，出现了外国两百年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出现了还会引起一些道德上的忧虑，就是这样做好像不道德。如果要道德我们就无法干了。我认为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使人民富裕起来，就是道德的；而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人民富裕，不管语言多么漂亮，我认为都是不道德的。我在写《晚霞》时，考虑了一个问题，就是从生活出发，不使生活简单化，不要写成一个简单的保守与先进的斗争，不要用这个简单的概念去套生活，因为实实在在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比如在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上，青年人比老年人解放一些，步子跨得大一些。可是在农村，也不一定老头子都保守，青年人都先进。这一场改革比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丰富得多，复杂得多。那时，比如要不要入社，常常是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矛盾，老人说入社就入社，年轻人要入老人不同意就入不成，得听老人的，在一个家庭里得听家长的；八十年代农村不一样了，老人在一个家庭里的发言权相对地减少了，很多事情，家庭的内政也好，外交也好，是年轻人说了算。我在写《晚霞》时，除了反映生活中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外，我还想从道德的角度来写一写。当前创作界已经提出道德观和历史观的矛盾问题。四川一些作者说，有的万元户很会搞钱，但他们用了一些不法手段。我认为，这要看触及刑律没有，如触及了刑律，抓起来，如没有触及刑律，就是合法的。如果我们超越法律本身而用固有的道德观念来约束的话，那我们的农村经济休想发展。有人说农村一些会搞钱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说不管天使也好，魔鬼也好，你要写他，就要全面地反映他，否则就不真实。
在艺术上我有一个追求，就是我希望我写的作品，反映的生活，应该像生活本身一样深厚，像生活的本来面目，本来的调子。这是我每写一个东西时的要求，哪怕有很多人都在唱同一调子。我不是为追求新意而追求新意。当然我写出的作品跟这个追求还有距离。我对生活沉思的多，写的人物也多是沉思型的。如果我写的哪一篇作品离开了生活的基本调子，我周围的群众、干部会指责我。一九七七年我出了一个短篇集，一个同志评论说：克芹在“四害”横行年代，也是从生活出发，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没说违心之言。肯定说：周克芹这个同志政治品质还不错。我写了篇文章回答说，我在政治上没那个水平，在“四害”横行时，我一点也认识不到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那一个时代，我仅仅从生活出发，我如果要说违心之言，说不老实的话，我周围的群众、社员就要骂我。所以我写作时常常想得很多，哪天你不老实，生活本来是这个样子，你要把它写成那个样子，人民还有很多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还有很多忧虑，很多困难，而你却粉饰太平，粉饰生活，写成莺歌燕舞，我周围的群众就要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周克芹有什么政治动机，你想升官发财吗？我受不了。我曾对两个记者说，我常常是站在一个农民，一个先进农民的角度来看待生活，看生活的变化。后来记者写了一篇专访发表在《人民日报》，题目叫《直面人生，开拓未来》。专访发表后，我们那里一位领导同志，也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一次过组织生活时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啊？一个共产党员嘛，应该站在马列主义的高度看待生活，怎么能站在一个农民的角度看待生活？我解释不清楚了，我没法解释，只有接受批评。后来我想，我们当然要站在马列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但马列主义是跟实践相结合的，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如果脱离实际，书本读得再熟，也不能把握世界。我周围一些同志马列主义水平比我高，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历次政治运动当中，他们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文化大革命”当中有的同志写文章从马列主义的角度来肯定“文化大革命”，说它是正确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上呢？农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些懂马列的同志还写文章批判“唯生产力论”。我理论修养差，我就从生活出发。
(在《文学时代》等陕西四家文学刊物联合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题目为原刊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