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以后，许多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我的创作情况。我在这里就深入生活的问题谈一点体会。我在二十多岁时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说是特写更恰当一些)，受到过一点好评。那时曾产生过一种错觉：写小说并不困难，是一件挺轻松的事情。但就在那以后，一连发表的几个短篇，读者不满意，自己也觉着不怎么样。我进入了写作的“苦恼期”。
我的“苦恼期”不长。一位文艺界的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诚恳地指出，我的头一个作品之所以看得过去，是因为写作之前有较长时间的生活积累、感情积累。由于年轻，经历的事情少，本钱不足，第一篇作品把积累花光了，第二篇，第三篇，不论思想或形象，都不过是第一篇的改头换面。我按照他的意见，认真地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得当时除了对“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为人民大众服务”等问题有一点粗浅认识外，印象最深刻的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生活中去。
回家务农之后，我生活在朴实、勤劳的农民群众中间，大家都很关心和爱护我。我先后当过生产队、大队、公社、区里的干部。二十年来，我随着家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走着。有时候道路是平坦的；有时候却坎坷而艰难。在这样的生活中，感受是深切的。常常要思考一些问题，当然也有过苦闷。使我始终不丧失信心的原因，是农民群众精神力量的影响，和自己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即使在四害横行、国无宁日的年月里，我看到和感受到的，仍然是农民群众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他们朝朝暮暮地从事着艰苦的劳动，肚子有时候是饿着的，应该交给国家的那部分粮食却总是如数送去。他们在用默默无闻的劳动支撑着我国社会主义大厦，使城乡人民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在这样的生活斗争面前，我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要把农村中这些普通的男男女女的生活和斗争写出来。这期间，我学会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也读了一些书，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但是，更为主要的收获，是思想感情的变化——由一个小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一个深知“粒粒皆辛苦”的农民，又由一个农民成长为懂得一点革命道理的共产党员。
生活之路，就是我的文学之路。虽然艰苦一些，漫长一些，但得到的却多一些，深刻一些，因而也就牢固一些。我体会到，深入生活、积累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积累感情的过程。在“了解人、熟悉人”的过程中，要把几个人物的外貌特征、言谈举止描绘出来，不是太难的事；要熟知他们不同的身世、社会关系、经济状况、家庭琐事等等，也不困难。但是只有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感情的长期积累。农民在想什么，追求什么？他们的欢乐、忧愁是什么？……要对这些体察入微，感情上和他们一致起来，同忧同乐，为着共同的愿望而焦灼而痛苦，和他们一道去奋斗……。这些，不是拿着笔记本去采访所能得到的。
不久前，有几位正处于创作“苦恼期”的青年作者，问我怎样写出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们希望从我的写作中得到一点秘密。其实我什么秘密也没有，只不过是由于长期地同基层干部与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积累下一些与时代、与农民群众比较一致的思想感情罢了。
在农村生活久了，同农民为着共同的理想奋斗的时间长了，就会感触到农民身上有着美好的心灵和崇高的道德情操。勤劳、善良、聪慧、忍耐、坚强、克己等等美德，农民中比比皆是。这些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的美德，经过党的培植和新时代风雨的洗刷，正在生长出一种新的精神素质——那就是传统的美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结合。具有这种美德的人，就在我的身边，我热爱他们，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四姑娘、金东水、颜少春、吴昌全、九姑娘、龙庆等人物，他们在十年浩劫里的遭遇、苦恼、思索和奋斗，我自己同样遭遇过，只不过是程度与形式不同而已。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的源泉，这话太实在了。我生活在农民中间，不必拿着笔记本去采访搜集创作的材料，去找人介绍故事情节。那些人物就浮在我的心中。普通农民男女所具有的那种心灵的美，时刻在激发着我的创作热情。在农村，许茂这种人物是很多的。初看去，他们冷漠、自私，有的还公然咒骂“上级”。但是，在土改、合作化初期，他们却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为什么呢？是上了年纪脾气怪了么？在长期的相处中，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的政策出了偏差，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发现是痛苦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们可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没有注意这类农民所发生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却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应该认真地从政策问题上来探讨一番么？只有从改善党对农民的领导入手，才能使他们的心重新温暖起来。于是我写了许茂这个人物。如果没有这二十年的农村生活，我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个人的经历，作家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直接的经验，应该说是进行创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比那些凭道听途说，或面壁虚构的东西要扎实得多。但是，如果认为个人的经历就能完全代表人民群众的生活，体现时代的精神，那就错了。个人的经验，不能代替群众的经验。个人的生活积累，比起深刻变化的社会生活来，总是显得微不足道。有些同志对我说：“你的农村生活底子厚实，现在又是专业作家，满可以坐下来写几部长篇了。”我不敢轻信自己，也不敢听取这样的劝告。有时候，我进城开会，离开农村十天半月，心里就感到有些不踏实，一回到乡下，就好像鱼儿又回到水中一样。生活在飞速地发展，过去的生活积累还得放在现实生活中去重新检验和认识，才有可能历史地、真实地表现生活和群众，作品的调子才能比较地与时代的声音合拍，反映出大多数人的要求和愿望、欢乐和痛苦，作品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当我们已经深入生活以后，还要摆正自己和群众的位置。作家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群众的一员，丝毫不应有什么特殊优越感。如果群众一旦发现你有特殊化的表现，他们就会疏远你，而你需要的创作源泉也就枯源断流了，最终是一无所获，只好卷铺盖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