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芹同志：
我是成都郊区一个青年农民，从小酷爱文学，多年来读书、写作未曾懈怠，不仅希望在写作的过程中陶冶情性、锻炼情操，以松弛劳累一天后几乎麻痹了的神经；也希望在文学这条拥挤的小道上有所建树。另外，近年来，对已经起飞的农村经济中的改革问题，进行过一些自以为较深入的思考，也愿用自己笨拙的笔写出农村的大好形势及改革者们感到的坎坷与曲折，描绘出复杂多变的社会场景，写出农民的喜怒哀乐。因此，凡是涉及农村题材的作品，我都要仔细地阅读，尤其是你的作品，我几乎都拜读过。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说实话，读第一遍时，数次引我潸然泪下)到《山月不知心里事》等等，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想法与体会。在这些活生生的人与事面前，我常激动不已。因为，这些作品不但画出了农民的身影，而且写出了农民最真切的心境，令我倍感亲切。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一次次地提起笔，写队长、写书记、写包产到户、写责任制和长途贩运跑生意，但是，每篇被退回的稿子，老师们的意见不是“落套”，“缺乏新意”，就是“直白，浅露”。现在，拿着一堆作废的稿子彷徨无主，极想找人请教。在我的心目中，最好莫过于你了，因为你写的人物、事件、场景，农村生活气息十分浓厚，人物形象常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许多篇目也触及到农村的改革大业，反映的问题也十分深刻。但是，从许多作品的描绘角度来看，又似乎都不是从正面去写改革，从题材的选择上也不像是专门去描绘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然而都对目前农村的形势把握得那样的准确。因此，不揣冒昧地想请教你谈谈写好农村题材的诀窍，希望知道你是怎样发现人物和处理素材的？看待农村改革应从哪一个角度着手？怎样把握目前的大好形势？如何审视这随时都在变幻着的社会生活？希望你不吝赐教！
顺问
文安
成都东郊周冰1984.9.15
周冰同志：
你给我的信由《当代文坛》编辑部转 交给我，要我就你提出的问题谈点个人意见。看来，我只好遵命了。
首先，关于“写好农村题材的诀窍”，我认为是没有的。至少，我还没有掌握到什么“诀窍”。因为，我感到自己每写一篇东西，都十分吃力，从酝酿到执笔，往往是几经周折，十之七八是“胎死腹中”，即使是自以为可以动笔了的，从写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亦如翻过一架大山，经历许多的艰难。若有什么“诀窍”，恐怕不至于如此吧。
信中谈到，你多次向报刊投稿，均被退了回来，这当然是一件憾事。尤其是，在写作方面你并非毫无准备，如你信上说的，“近年来，对已经起飞的农村经济中的改革问题，进行过一些自以为较深入的思考”。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未读过你的作品，不敢妄言你写作上存在的毛病在哪里。但编辑同志的退稿信指出的“落套”、“缺乏新意”、“直白浅露”诸多问题，倒实在是写作的大忌。你怎么会每一篇都落入其中呢？颇叫我费解了。
一个对文学写作完全陌生的人，或者一个尚停留在“图解政策”这个水平上的作者，是提不出你信末提到的那些个问题的。我反复捧读你的信，终于悟出这一点来了。“诀窍”二字在这里当然是绝对的外行话，但是你提到的“角度”问题，“审视”“变幻着的社会生活”问题，又确乎证明你并非完全外行。既然如此，我的回信就可以省略许多“写作入门”一类的废话，而简捷地谈谈我的想法。
当前，写好农村题材的作品，防止已经露头的一般化、概念化倾向，大致起码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突破老一套的选材框框，最大限度地使题材多样化；二是充分注意“独特性”，即题材主题、人物以及艺术处理方面的独特性。
我们大家都在说：生活丰富复杂、多彩多姿、五光十色……然而，一经写进我们的作品里来，生活的色彩就被“过滤”得单一了，生活的复杂程度也被“简化”得纯而又纯了。就题材问题来讲，农村这个天地里宽广得很，有许许多多的生活领域可以写，而我们常常像有意要挤热闹似的凑在一起，难怪有人要发出“文学这条窄窄的小道”的慨叹。其实，生活有多宽广，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就有多宽广，绝非“自古华山一条路”。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前，是“一大二公”，从生产到生活都由上级“统筹安排”，思想被禁锢着，连风俗习惯也都要“规格化”。举目四顾，那时的日子是多么沉闷、多么寂寞，然而，却也并不单调。你深入到干部们开会的会场里，你钻进低矮的农家茅屋里，你和老奶奶蹲在灶台边，你和老大爷坐在田埂上，你跟青年人一起踩水车，你看妇女们吵架，你看壮年的汉子们在街上卖柴，你看姑娘们神色怅然地从供销社的柜台前走过……哪怕是在那样的年月里，农村的生活依然在流动着，依然有许许多多的“材料”可供写作。那么，责任制以后呢？别的不说，单是农民从事的生产“行当”就比以前多得多了，半数以上的农民从田里走出来，走向工厂，走向作坊，走向城镇，走向商品市场，他们离开他们的家园，离开那属于他们的晨雾、夕阳和袅袅炊烟，告别父母妻儿，出门在外，远走他乡，而被他们留下的土地呢？却一年比一年经营得更好……仅就农民生产活动形式的多种多样，生活环境的扩大这一点，已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和广阔的天地。今天的日子连着昨天的历史，昨天的挣扎与阵痛，是怎样潜生改革的要求；而今天的日子更孕育着明天和未来的时光，历史又是怎样向前迈步的？在历史的“交接处”，有许多的题材有待我们去注意。
目前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农村题材创作的多样化，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多加留心，思想放开一点，就会发现有许多的题材可以写，这似乎并非太困难的事。比较难的还在于解决另一个多样化的问题——主题、人物的多样化。
主题多样化和人物形象的多种多样，才能形成文学作品的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克服我们目前创作“一般化”和“简单化”的倾向。
我们知道，题材不等同于主题。不同题材的作品可以表现相同或相近的主题；而同一题材的作品又可以表现不同的主题。这两种情形，都是常见的，不乏其例。而我们自己的创作呢，常见的多半是前一种情形。无论写什么，表现出来的主题思想大都一样，人物也都大同小异，别人批评说是“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这样的结果，就失去了题材多样化的意义。主题是作品的主旨，体现作者对于生活的见解，一个作者对于自己熟悉的事物或所见所闻的社会生活，没有自己的看法，人云亦云，缺乏独到而又准确的见解，恐怕难以写出较好的作品来。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思想修养和理论修养，锻炼自己透视生活的能力。作者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作品主题的深浅，高尔基说的“鼻子高不过眼睛”，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如果我们都注意了提高对于生活的认识能力，作品也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依然难以避免主题思想一般化的毛病，又该怎么办呢？
写到这里，似乎已经涉及到我想和你讨论的第二点，关于“独特性”的问题了。又是多样化，又是独特性，是不是矛盾呢？是矛盾。古今中外许许多多作家的创作实践说明，大量的优秀作品正是产生于“多样化”与“独特性”的矛盾的统一过程中。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忽视了矛盾的任何一方，都难以使他的作品留传至今，而任何一部留传下来的作品，又莫不是在某一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的。
吸取前人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一下人物形象的独特性问题。在人物塑造中，必须充分着意于个性化的努力。以往，在谈塑造典型人物的时候，多半强调了人物的共性，而很少强调个性化。生活中的人是各不相同的，人们的“共性”，总是通过各自的个性表现出来的。你信中问：怎样发现人物？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去发现那些足以把他们各自区别开来的特点，从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到思想活动，并尽量记住他们各自的特点，然后才说到如何透过个性去把握共性的问题。一位优秀的班主任，可以一口气道出班上几十个学生的各不相同的特点，一是因为熟悉了，二是因为把握住了区分性格的艺术。有些人，一眼看去极相似，比如一对双胞胎，乍看之下很难区分，但做母亲的却决不会弄错，因为只有做母亲的最熟悉他们的“不同点”。所以只有在非常熟悉的前提下才谈得到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在生活中观察和发现人物从独特性方面入手，那么，在创作中，表现人物也应从这方面着墨。你必须尽量地把一篇作品中各个人物“区别”开来，还必须把这篇作品的人物同你以往作品中出现过的人物“区别”开来，当然，更必须与别的作家笔下的人物“区别”开来。这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把握“区分性格”的艺术。
我们讨论“独特性”问题，是针对“一般化”“概念化”而言的。在我们创作的时候怎样才能写好“独特”的个性化的人物？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应该研究的。第一、真实。越真实的越独特，或者说真实就是独特。不要把“创作”二字看得那么玄乎，现实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我们有的农村作者，本来对身边的一些农民就很熟悉，可以讲得很生动，可是提笔写作时，却只想如何“提高”他的人物，写在纸上就离开真实很远了，甚至受着别人作品的影响，去写“类型化”人物，当然就失去了独特性。第二、写出内心世界的特点来。或者说，让灵魂袒露出来。外貌方面的特点比较容易写，而描摹心灵方面特点就不大容易了，可是，只有写出独特的思想性格及其内心冲突，才能够反映出独特而有卓见的主题。这就要求我们在一篇作品里要着重地表现人物在特定的环境里的独特的内心活动——当然不是抽象的介绍或大概的心理描写，而最好是在矛盾冲突中让人物自己去“暴露”。第三、防止“恶劣的个性化”。恩格斯曾经批评过那种脱离时代本质，缺乏时代内涵的“恶劣的个性化”。记住这个，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和表现独特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这又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现实主义对于文学人物的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要塑造典型。什么是典型呢？历来有许多关于典型的定义，诸如“本质说”、“时代说”、“共性说”，还有“加法说”等等，相当吓唬人的。其实哪有那么玄乎。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一种普遍社会意义的生动的个性描写。”这就比较好理解了。这里我无意讨论典型在理论上的界说，只是想强调一点，我们表现“独特性”时，不要忘了对于发生这一切“独特性”的背景和条件，尽可能地通过对于独特性的事件、情节、细节、人物的描写反映出某一时代的情绪、生活本质的轨迹以及历史的来龙去脉。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生活里有的，文学里都应该有。然而事实上不可能做得到，也没有必要去做到；而且，我们对生活中的主要的、重要的东西，尚未作出很深刻的反映。改革是我们当今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的创作应该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工夫，作出历史性的深刻的反映。然而必须从生活出发写改革中的各种各样人物，不宜从“改革”的主题出发去套生活，使丰富多彩的生活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简单的模式。目前似乎已有这种倾向露头，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深刻反映改革的作品，并不仅仅取决于它描写了怎样重大的事件，更不能靠作者给它硬贴上去几条醒目标签，而在于作品写出了几个具有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的人物，具体说，写出人物的思考和行动，人与人的关系的细微变化以及他们的命运、悲欢离合、成败沉浮、人的社会价值的转移等……
至于“如何审视这随时在变幻着的社会生活”的问题，周冰同志，我只能告诉你两点，很重要的两点：坚持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加强理论研究。在目前，认真学习和思考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就一定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现实。
让我们共勉吧！
祝你
一切顺心！
周克芹
1984.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