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漫笔
文学描绘改革、反映改革以至推动改革，这不仅是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也是文学自身的规律、属性和功能所决定的。
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活生生的历史。
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不仅依靠史书典籍，还需要依靠文学。为什么？就因为文学对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的生动描绘，和对于人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及其文化哲学思想的深刻反映。
文学又是一部“人心史”。文学对于人类处境的描写和人性的开掘，对于人的性格的塑造和灵魂的解剖，使我们深刻了解历史，更使我们惊讶地认识我们自身。且不说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的奋斗、生与死、爱与恨，其间悲欢离合、哀乐喜怒，打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激动，使我们沉思。有时候，历史的某些具体事件可以被人淡忘，而人物却深深地长留在我们心中。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为下一个时代留下的文学遗产必定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或主旋律，足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气氛和历史情绪和人的心理历程的作品。不难理解，为什么二百年来一部《红楼梦》的欣赏与研究不衰，到今天仍出现热潮，出现“人人竞相说红楼”的盛况。
《红楼梦》是一个高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它使与之同时代的大量文学作品失色，使几代作家望尘莫及、为之气短。它的光彩，它作为长篇小说艺术上的美处、妙处，可以道出千种万种(前人已经道出的和后人还将道出的)。但我以为作为文学的历史功绩便是生动而真切地描绘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人们的现实处境、情绪、追求、不满、失望和抗争，从而在总体上反映了一种历史情绪——一种改革现实处境的强烈要求。
艺术可以使一部文学作品完美，只有思想才可使文学伟大。体现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主潮的思想是文学的灵魂，是一部文学作品得以“站立”起来的内在因素。具有强烈的思想力度的作品必是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古往今来莫不如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在《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代概况》中写道：“在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只有那些和社会要求保持活的联系的倾向，才能获得辉煌的发展。……艺术中的每一种，只有当它的发展是以时代的普遍要求为条件的时候，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
在我国，近十年文学发展的实绩有目共睹，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便是我们的文学与时代的紧密结合，历史地反映了“时代的普遍要求”。评论界在论及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与流向时，把短短十年这一“历史的瞬间”划割为多个阶段或几个“浪潮”，纵观之下，可以说，从新时期开始，文学就反映了人民心中改革现状的愿望和要求，发出了或弱或强的对于改革的呼声。“伤痕文学”对极“左”路线的控诉，“反思文学”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的苦苦思索，乃至“寻根文学”的关于民族文化积淀的久远的追寻，等等，不应认为它们都是所谓“向后看”的文学，而应认为是对过去的沉痛的回顾与批判中饱含着对未来的呼唤，对改革中国社会的呼喊，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绪，是改革前夕的沉重乐章，也可说是改革的舆论准备的一个方面吧。及至“乔厂长”问世以后，称之为“改革文学”的作品便贴近现实生活的正面或侧面，紧追着时代的脚步，与改革的时代同步前行了。
党的十三大在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改革的成就之后，进一步肯定地指出“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在将要结束一个世纪迈向一个新世纪的历史时刻，作出了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的选择和历史性的决定。在未来的岁月中，改革开放的大潮将进一步席卷中国大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时代的主旋律，历史的最强音。亿万人民参与的伟大的历史活动，必将给文学提供广阔的天地。改革开放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既充满艰辛、矛盾和困难，更饱含着进取的锐气与生动的活力，这可以说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它给文学以丰富的滋养，文学将从中获取最牵动人心的主题，创造出最具时代特征的、无愧于前人和后人的皇皇巨制。
反映改革，就是反映时代，就是抒写“活生生的历史”。这是文学的神圣职责。在改革开放的旋律响彻中国大地，深入到民心、党心、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的今天和今后长长的历史时期的这样一个伟大现实面前，我们的文学，作为我们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离不开改革开放和建设的时代大趋势，更离不开时代前进的步伐。
不能把文学反映改革这样的历史任务，误解为“配合中心运动”。近来在某些场合曾有这种误解，如果真是误解的话，那实在是大不应该。也许是过去曾出现过、曾严重损害过文学发展的“配合论”的阴影，还笼罩在一些同志的心上？说不定。似乎这种误解或担心并不难以排除。
首先，我们知道，改革是当今世界潮流，尤其在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开放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改革不是一场“运动”。如果是，那么便可认为是早已开始，不知何时终止的伟大的历史运动。而决不是我们曾经历过那个短暂而错误的时期的人为的“政治运动”。历史是向前运动的，时而快，时而慢，但总是运动着，像长长的河流，有时平静有时急湍，有时直走，有时曲行。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那么我们正处于历史河流绕过了弯道之后的急流之中。我们的生活，便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时代，便是历史的重要一环，无数的环，连成无尽的历史链条，虽是一环，却上下连着整个历史……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我们每日所见所闻所受的一切，无不充满着庄严神圣、令人肃然的历史感，对过去记忆犹新，看未来已遥遥在望。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复杂性，也是因为历史的缘故。它需要修正某些历史遗留的误差，寻找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它调整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它改变着当代人的观念和心理，它创造着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它组织着最使人感情沸扬的纠葛，它塑造着将要跨入下个世纪的最具现代意识的一代新的人物……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为它自己的文学提供着深刻的主题和取之不尽的源泉。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文学”、“反映改革的文学”，或称之为“改革题材的文学”，无论怎么称呼它，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如果视之为简单的“配合”什么的，就未免庸俗了。
文学怎样反映改革的时代生活？
首先，应是文学地反映。即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通过艺术的手段去实现。文学不必、也不可能代替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对于改革开放作评判。
这几年不少作品在描绘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一系列中篇，张炜的《古船》等，从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尺度去看，均属上乘之作。此外还有许多好作品，尤其是报告文学，佳作如林。
虽然如此，也必须指出：概念化的危险依然存在。“非文学”的反映败坏读者的胃口。
小说背着过重的观念的负担，对某种新观念进行演绎或说教，缺乏形象和细节的可感性，缺乏生活环境与时代氛围的展示及人物命运性格的充分展示。看来，仅有“观念的更新”，仅仅以新的观念去评判生活，并不够的，还有一个尊重文学自身规律，形象化反映生活的问题。更何况，某些观念在作者头脑中还仅仅是一些教条而已，它们从书本上被搬运到小说中，这种直接的所谓“观念横移”或“意识横移”，是造成新的概念化的重要原因。
需要从生活吸取更多的营养，熟悉和了解并取得更多的发生在现实中的生活信息，思想信息和性格信息，并通过筛选，注视其新颖度、价值含量。为了与发展着的生活取得“对话”的权力，除更新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以外，十分需要懂得一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不具备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初步的知识，不熟悉一些具体的经济政治的过程，确实无从了解生活在商品经济的大波大浪中的人，更无法给予文学的表现。现在的问题不是观念不新，而是“观念”太多，理论与创作的不协调，意念的拥塞与生活具象的不协调。一个观点还没有很好消化，又来一个，无法使认识在生活中验证而使之发展成熟，也就无法进行选择，只好摇摆于各种观念旗帜之间，如漂浮于水面的无根之草，向四处去求取认同。有人说：“把西方一百年的文学哲学思潮拿过来在短短三五年间一锅煮，什么味道也不知道了，说不定还会因各种‘思想作料’的配合不当而产生毒素……”这种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其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对一些缺乏历史修养和生活功底的作者，或一些缺乏清醒的价值判断的头脑，也许真会得不偿失呢，前一个时候，那种动不动就高喊“进入世界文学”的浮躁劲儿，其空洞和浮夸，只能说是一种志大才疏缺乏务实精神和不愿脚踏实地而希图侥幸成功的表现。
小说背着过重的“事件”或史实的负担，是目前反映改革生活的另一问题。这也是小说的又一个“非文学”的负担。
熟悉、占有丰富的史实、事件、细节，这是每一个创作者的最基本的功夫，有了这种亲身的体察和真切的感受，可以多少克服那种以观念取代形象，以哲学的说教取代文学的动情力量的新概念化倾向或伪现代派装饰。这本来是众所周知，不应成为问题的。
读者常常埋怨某些作品，堆砌生活细节，详细描述某一事件(如某一改革方案的制订、争吵、斗争、实施、意外灾祸、成功)的整个过程。看去处处都真实无误，读来却仍感不足。因为任何这样的过程陈述都是单调乏味的，都远没有读者自己经历着的具体生活那般丰富。读者对于作品中描述的他们熟悉的事件过程，有时也会有一种亲切感，但这种亲切感产生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他从这些自己熟悉的生活描写中感受到一种新的体验时，他虽然亲身经历着却没有体验过这种思想的或情感的震颤，于是他感受到自己身边的生活的一种新的意义，亲切感油然而生。如果不是这样，你的事件陈述或陈述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或情感的信息新颖度不足，没有超过他已知道的，他便顿感乏味了。
事件细节塞得太满，近乎生活知识的卖弄，作品会失败的。艺术的魅力并不产生在描写和叙述本身，而是发生在它们之间的空白处，发生在叙述过程之中某些空间的停顿。(惜乎，有的人又过于夸大地宣扬这一艺术奥秘，片面强调作品的空灵感的美学价值，视空灵为通向艺术殿堂的捷径，结果是让读者看到一些缺乏现实依托和性格展示的轻飘空洞含糊的印刷品——这是题外话了)
文学与改革生活的同步发展，是应该做到的。但这一要求是指文学对于现实的总体把握而言，是一种很高的要求。由于我们对文学参与生活的方式的理解受比较顽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往往只追求具象世界的琐碎的设置、故事情节、结构支架与正发生、发展着的生活同步。这种“非文学”的同步，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过多的依赖性，恰好正是文学难以很好地反映改革的原因，是作品缺乏历史感，思想苍白，形象无力的原因。
改革开放对于文学来说，是主题，一个充满历史感和当代感的大主题。当然，也是文学所依靠的大背景。在这大的背景下，文学的素材很多很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全才，我们只能写我们熟悉和了解的。但是，我们熟悉和了解的东西不多，面对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新的事物新的人，新的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可以说我们知之太少。那么，就需要我们自觉地去熟悉、去了解，去思索新的生活，开拓我们的视野。泰戈尔说：“……各自在自家的园里种自己的庄稼。”道出了艺术生产的某些真谛，这句话至今被人引用，可见从中仍可得到一种文学领悟。但我觉得，思路不妨开阔一些，“园子”也不宜那么封闭，对自给自足的“题材观”也应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势，过于的安闲自得，在题材上沉睡不醒，恐怕是不美妙的。就说种庄稼，也需引用新的耕作技术和良种吧。
不必担心许多的作者都来写改革，会产生某种“共生效应”，而出现作品的雷同化、模式化问题。不必担心。“模式”倾向的确已出现，一个得到社会好评的作品出现之后的确有那么一些东施之作紧跟而上，这是一种消极现象，东施无才又无貌，只会留下笑柄，时间会将其淘汰。文学这个圈子是这么大，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大可不必听模式而色变。有志的作者是不屑于拾人之言的。每一个作者都有自身优势和局限，感知生活的方式都不尽相同，选择自己不同于他人的锲入角度，写出的作品自是千姿百态。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叙述方式，即使是相同的题材，也可生产出各具风韵的文学，这方面的情形，文学史上屡见不鲜。
我有一个预感，四川的某几个地方，有几位青年，他们正勇敢而又清醒地投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激流之中，因为勇敢，因为冷静，再加之他们各具的才华，他们将不会辜负了这个产生文学史诗的伟大时代。
1987.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