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事业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这与“双百”方针的逐步恢复、重申和正确贯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过去的教训太多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文学的路越走越窄，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在那样的环境气氛中，“双百”方针无法得以正确贯彻，因此，可以说，在我国，文学的命运是连接在“双百”方针上的。
只有百家的争鸣，才会出现百花的齐放。而争鸣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第一，要有一个团结、和谐、信任、理解的环境和气氛；如果多数的人被弄得思想上紧紧张张，有如惊弓之鸟，那是争鸣不起来的。第二，争鸣的各家需互相持平等的态度、民主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家之言，就是一家之言，不可强加于人。第三，要克服习惯势力的影响。过去无休止的运动给社会上不少人留下的后遗症是神经过敏，心有余悸，时至今日还影响着文学方面正常地开展争鸣。对于作品，表扬则罢，吹捧亦可，如果稍加批评，立即有人紧张，于是交头接耳，打听“背景”，于是小道消息满天飞；更有甚者，被批评者所在的单位领导不问青红皂白，不是告批评者的状，压制批评，便是对被批评者“另眼相看”，使被批评者在入党、提干、调资等方面受到影响。听说有的作者只能听赞扬之词，而不愿听取批评意见，这就是个人修养的问题了。艺术无止境，各种意见都听听，总是有好处的。对于在艺术上有探索、创新的作品，社会应给予充分的支持鼓励，但这并不意味着只可赞扬，不可发表不同意见，谁要批评一下，就视为“打击新生事物”，那又是一种“文革遗风”了。文学评论工作者面对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好写文章开展争鸣的。而理论的沉默决不会有创作的繁荣的。
在一个民主的良好环境中，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气氛中，倡导并开展一种健康的、正常的文学批评，必将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带来创作园地里的百花竞开，争奇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