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商业企业建立初期，力量薄弱，市供销合作总社在农村广泛组织供销合作社，经营食品、百货等生活用品。一些重要商品采取高于市场价向农民收购，低于市场价供应，很快平抑了物价，安定了人心。在城市通过开设马店、成立农民服务所，吸引农副土特产品进城，并兴办肉食、蔬菜站，以保证城市人民生活需要。
昆明市合作总社成立后，重视扶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注意扶持手工业生产，先后组织发展丝、棉线、土布、面条、纸袋盐及砖、瓦、砂石料、铁、竹、木农具生产，其中还部分承担全省供销社的批发调拨任务。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由各基层供销社向农民直接供应铁、竹、木小农具，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供应，扶持了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通过大力扶持私营企业和推销产品到广大农村，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活跃了城乡经济。
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昆明市文化教育界的广大爱国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昆明接管后，昆明市军管会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提高的方针，决定不派驻军事代表，依靠原有的教育行政机构和学生团体，进行系统地教育与行政管理。文教接管部分别召开中等学校和小学教育会议，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学校行政工作由师生员工组成“四联会”负责。昆明市军管会通过委派在教育界有名望的人士为各校校长，组织以校长为领导的教务委员会，由各校自行清点移交。接管中，为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好学校，将昆明市12所公立中学合并为8所，取消反动的训导制度，实行教导合一；取消军训、童训和反动的公民课，增加政治课。既考虑国家财政困难，又考虑不使学生失学、教师失业，昆明市军管会颁布了《人民助学金条例》，废除了不合理的公费制度，改为人民助学金，制定学校收费标准，使大多数学生能够承受和负担，对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合理的照顾。对私立学校实行“公私兼顾，继续维持，逐步改革”的方针，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逐步改造私立学校。
1950年4月4日，昆明市军管会将《平民日报》合并《云南日报》，组建了新华社和人民广播电台，围绕当时统一财经、征粮、剿匪等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教育。与此同时，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事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为迅速恢复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私财产，防止敌特捣乱破坏，做好迎接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准备，中共昆明市委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在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不便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决定组织《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全市各阶层的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协助起义当局管好城市，建立革命秩序，为迎接解放军接管昆明做好准备。
1949年12月21日，由中共昆明市委副书记赖卫民主持，在高山铺致果巷10号召开组建“人联”的工作会议，讨论组建“人联”的有关事项。22日，市委组织全市人民欢庆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和镇反肃特示威游行大会，游行前由“学联”提出组织《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会》的倡议。得到全市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当天下午6时半，在云大会泽院三楼“学联”办公室召开昆明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24日下午召集“工联”、“农协”、“学联”、“教联”、“妇联”等50多个团体的代表，在云南大学正式组建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25日晚，在云大举行了联欢晚会，正式宣告《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指出：“人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而奋斗。具体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镇反肃特，恢复生产，复工复学，各行各业坚守岗位，迎接新时代；加紧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滇；组织起来协助解放军搞好城市接管。
12月29日，“人联”在华山路原国民党省党部内正式开始对外办公。“人联”采取团体负责制，主任委员由“总工联”派代表担任，先后担任主任委员的有高常明、杨劲松、李家聪，副主任委员由“学联”的代表(市委学委委员)担任，“人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总务部、福利部、武装纠察部等办事机构，这些部的负责人多为市委下属厂工委、交工委、学委、职青委的委员或党员担任。“人联”一成立就得到全市各界群众的热烈支持，发挥了起义当局所起不到的作用。中共昆明市委通过“人联”向群众及时宣传，关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起义，毛泽东、朱德给卢汉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刘、邓四项公告》、《共同纲领》等，同时党组织通过党员团结带领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党的决定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人联”建立后，过去从未组织过群众团体的部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参加活动。一时间“报童联合会”、“船夫联合会’、“工程师联合会”，还有地方元老、名流、士绅组织的“拥政会”、“耆老会”、“回民联合会”等都纷纷申请登记加入“人联”，信奉佛教的僧尼人员也组织起来，要求加入“人联”，并发表宣言提出：“拥护共产党、努力学习新民主主义，铲除陋规，清查特务，保护名胜古迹，准备茶水招待解放军。国民党的在乡军人也组织了联谊会向“人联”登记，表示努力学习，改造自己。
“人联”从成立至1950年3月，在市委的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宣传活动；号召工厂以恢复生产、加紧生产为中心，带动全市各行各业恢复正常秩序；发动群众镇反肃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动员组织全市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接管城市；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助手，协助起义当局保卫和管理城市，在迎接解放军，协助接管城市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昆明地下党自1926年建立以来，1930年遭到严重的破坏，1935年恢复重建后，经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昆明成为抗日大后方的重要基地，抗战中的“民主堡垒”享誉中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认真贯彻党的长期隐蔽精干的方针，在复杂艰险的斗争中，党的组织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虽然经受反动派多次的镇压与破坏，党始终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在城市工作中，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在蒋管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在农村，党领导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促进和推动了卢汉起义。
昆明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具体应用和发展。由于共产党始终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在党的建设上，昆明地下党能够长期坚持不败，是与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的质量分不开的。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原则性和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无论是一个党员，一个党小组，一个党的支部，分布在那里，就能和当地群众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早在大革命时期，昆明地下党就十分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功地利用唐继尧和其部属四镇守使之间的矛盾，取得“倒唐”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利用蒋介石集团排斥异已和地方当局的矛盾，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了党的领导，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
由于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发展，又掩护了党的活动，做到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由于党组织认真贯彻了隐蔽精干的方针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的政策，党虽处于地下状态，但能巧妙地灵活应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统战工作与下层群众工作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扩大了党的影响。党员在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军政机关和文化团体中，做到长期埋头艰苦工作，一方面使党的组织十分精干；另一方面又尽量扩大党外的活动，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开展抗日救亡和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逐步形成“党内小，党外大”的斗争格局，虽然敌人千方百计妄图破坏党的组织，却找不到共产党在哪里。
直到1947年党领导的云南人民游击战争开展后，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便与农村武装斗争相结合，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反蒋爱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鼓舞了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掩护保卫了党的组织。在“七一五”和“九九整肃”事件中，大批在城市暴露的共产党员和“民青”骨干分子，都疏散到农村参加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既保存了党的骨干，又提高了部队文化素质。在统一战线中，无论对地方实力派、民族上层，地方士绅，各界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能正确区别对待，做好争取团结工作，因势利导，发挥其不同派别、不同时期的积极作用。
在反蒋斗争中，始终把地方实力派作为中间势力进行争取；在民族工作中，注意争取通过上层，发动群众，在统一反蒋的旗帜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就更能促进和推动上层工作的开展。由于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联合各民族共同反蒋，在昆明及全省建立了各民族统一的反蒋武装，对“边纵”武装斗争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共昆明地方组织较好地坚持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昆明的实际，在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实践的结果。总结过去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