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平
本文介绍的青海省海西州蒙古族村落的藏传佛教教信仰现状，是根据对海西州东部茶卡镇乌兰哈达村和西部乌图美仁乡乌图美仁村实地考察而写成的。旨在说明在经济大变革的今天，一个牧民、一个村庄甚至一个民族都在经历经济体系影响下的精神生活大变革。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蒙古族在历史上信仰过萨满教、景教（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在经历着一次次精神的洗礼后，他们是否在信仰上、习惯上、气质上与别的游牧民族相近或完全一致，是否在人与人最重要的差异即“心灵”上依旧保持着，或者摒弃了传统的信仰，在社会变迁中，他们的精神生活、信仰呈现的是怎样一个状态，又经受着怎样的冲击？在现有的汉文文献资料中，对于海西地区蒙古族信仰状况的记述不多，只在州志和县志中略有提及。而对现状的调查与记录，也很鲜见。因此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及时整理，一定会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用的参考。
这种对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探索也将促进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对民族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对于生活在偏僻地区的人民来说，是强调传统的信仰好呢，还是更应注重新生的动力。在我进行调查之前，主观上认为传统的东西保存下来、流传下去是非常必要的，而新的力量如文化的互动、应时而变的政治制度等也不可能完全深入到这两个偏远的少数民族村落，但在我的调查结束之后，我改变了看法，我认为强调传统的力量和新的动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两个村落的牧民长期以来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俗。在信仰上，他们依祖先的传统，保持着藏传佛教信仰和本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但是在社会变迁中两个群体的精神结构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区别。最为明显的是两个村落藏传佛教信仰的变化，茶卡镇乌兰哈达村是海西州蒙古族藏传佛教信仰最浓厚的村落之一（这里每14户人家就有一人出家当僧人）。而乌图美仁乡的乌图美仁村有的老人（50岁左右）连嘛呢都不会念。这种强烈的对比，提供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对这两个群体的精神生活进行比较分析。
对于这种精神领域的探索，应该有一种既有人情味而又细致入微的社会调查方法。我采用文化人类学的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方法，我想我的研究最好莫过于与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以心交心符合蒙古民族真诚善良的本性，也易博得被调查对象的好感。因此，我的主要调查方式就是深度访谈。在田野作业中，我采访了57位有关人士，其中38位牧民、11位僧人、8位宗教干部及工作者。搜集整理了约18000字的访谈资料。另外，我还在两村做了90份调查问卷，回收87份。
现居海西的蒙古族全体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同时保留了他们的传统信仰萨满教。我这样写，只是为了论述得清晰明了，而不是认为藏传佛教和萨满教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是分离的、不相容的。相反，在海西的蒙古族村落中，藏传佛教信仰和萨满教信仰甚至于汉族人信仰的关公等都在这里和睦相处，共生共存，互不相克，和谐地调节着蒙古族人民的精神生活。
一、藏传佛教与牧民的日常生活
在乌兰哈达村及整个茶卡镇，藏传佛教的信仰还是十分浓厚的，这一点可以从一个普通牧民的生活中反映出来。
我以茶卡镇乌兰哈达村牧民刚青特尔家为例：
清晨，天刚亮，草原上的空气十分洁净，牧民刚青特尔的妻子才其格就起床了。穿好衣服，洗完手，就开始熬奶茶，十五分钟后，奶茶就熬好了，她开始向佛像磕头，磕了三个头之后，她将供桌上的杯子措格次里盛好奶茶，措格次中头天的奶茶已经凉了，必须要倒掉，要倒到干净的地方，然后再用专门的布擦干净，对于这一点，才其格再三说，擦措格次的布一定要干净，不能乱用，这里的老人特别看重这一点。哪家的姑娘、媳妇用脏布或用乱七八糟的布来擦措格次，会被视为对佛像的不恭，一定会受重责。
措格次中盛的奶茶一定是头杯，与奶茶一起作供品的有香、青稞、柏树枝、自家制的点心、糖、水果、酥油灯（蒙语为“祖拉”）等。这些供品在条件好的人家几乎天天供奉。这个村有48户牧民，约有23家都有这几种供品，看起来十分丰盛，条件较差的人家一定也供有奶茶、酥油灯、柏树枝等几样。这些供品与藏族传统的八大供品十分相似。当我问到为什么没有净水时，几位老人都说，奶茶是用来代替净水的。
才其格做的这些事是茶卡镇家家户户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这里群众晨起生活的重要内容。
早饭之后，刚青特尔和家里的小儿子巴图就出门放牧去了，才其格在家里做些杂活。她的公公、婆婆，60多岁的丹增和卓玛草就念皈依法（皈依经）。前些天小巴图生病，他们到茶卡寺请僧人看后，僧人说要念皈依经。在平时他们念的都是六字真言。像才其格这样的青年妇女也是一边干活一边念嘛呢。
在乌兰哈达村，老人、青年男女甚至小孩都会念经，平时他们说蒙语，但念经时全是藏语。这里约有11位老人对藏语较精通，年轻人们听不懂、也不会说了。但在念经时他们对藏语又十分熟练，令我惊奇不已。
乌兰哈达村家家户户都设有佛堂，供奉的主要有宗喀巴大师、班禅大师（其中十世班禅的居多）、拉莫（藏传佛教之吉祥天女）以及白度母、绿度母像。其中宗喀巴大师与拉莫像家家都有供奉。据茶卡寺71岁的僧人英巴说，在海西地区的蒙古族中，各个地域所敬奉的佛都不一样。铜普乡的牧民敬奉贡布（藏传佛教护法六臂怙主），宗加地区的敬奉巴拉登拉莫，而茶卡的牧民最为敬奉拉莫。
在乌兰哈达村，我在所请的翻译（一位经常下乡的蒙古族女医生刘丽）的帮助下，作了40份问卷调查。其中在“你的子女应到哪儿受教育”一问中，有17％的人回答到寺院，16％的回答到学校，67％的回答应该两个都去。在问及当“你的亲戚、子女想出家，你的态度如何”时，有80％的人选择赞成，剩余选择的多是不反对也不赞成，只有两人选择反对。当问及“在需要相助时，你一般会向谁祈祷”时，有93％的人选择佛祖或宗喀巴大师，只有三人选择长生天或成吉思汗。当孩子或家人生病时，总是先去请僧人，然后再去医院（这里离县城较远，茶卡寺就在村内，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也常常有一边家里男女主人将病人送医院，一边老人们到寺院里请僧人念经的事情。
在茶卡镇，每十四户就有一位出家人，共有出家人15位，大多都在茶卡寺当僧人。人们对出家人出家也是很支持的，当我问到为什么支持时，很多人都说是因为信仰。当然也有生活原因或孩子自己要求出家的，但比例很小，约占17％。
这里的老人都有磕长头的习惯。一般在晚饭之后，老人和家人坐在一起念经，或者老人们磕长头，一些小孩子觉得好玩，模仿爷爷、奶奶一起磕头，不知不觉，他们的信仰生活已经开始。
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煨桑台，平时家里用的是三角架支起的铁盘，即祭叉为小煨桑台，而在帐房或房屋外侧又建有一个约高50厘米，顶部为正方形的白色煨桑台。才其格的公婆十分虔诚，因此家里几乎天天煨桑。一般是在吃过晚饭后，在祭叉上用炒面和柏树枝点燃煨桑。到节日、喜庆日子及丧葬祭日时，用外面的大煨桑台煨桑。在乌兰哈达村别的牧民家里也保持着这种习惯。有的人家是择日子煨桑，如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三十等。这些日子在藏传佛教中是纪念、吉庆、庆典的日子。每逢这些日子，寺院大多有法事活动，牧民们也将这些日子作为礼行宗教仪式的日子。
在乌图美仁村藏传佛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已鲜见影响。这里约50岁以下的男女都不会念嘛呢，有70岁左右的老人家还保持着日念嘛呢、磕长头的习惯。有几家挂有宗喀巴大师、班禅大师的佛像或唐卡，在节日时供上简单的供品。全村41户牧民家有23家保留着天天煨桑或择吉日煨桑的习惯。
二、人生礼仪中的藏传佛教影响
1.出生礼仪僧人命名
蒙古族在孩子出生后有7天婴儿洗礼、1个月后为婴儿命名、三岁时为婴儿剪胎毛的习俗。
在早期，特别是1958年以前，这里的蒙古族家庭都请活佛、大僧人为孩子命名。僧人被人们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又是有佛缘的人，由他们为孩子起名可以与佛结缘，得到祝福，而且一个好名字能预示孩子一生平安健康幸福。活佛、僧人在起名字时要查看生辰八字、属相。因此，在乌兰哈达村凡1960年以前出生的人起的多为藏族名字，而且佛教色彩很浓厚。有以佛或菩萨命名的，如贡布加（三宝护佑）、夏巴（弥勒）、丹增（持教）、丹培（兴教）、嘉木措（大海）、多格加（金刚护佑），有的还带有浓厚的藏族文化特色如仁青、英巴、诺尔布、那木加、秦木措、丁嘎、索南布等。
但是在1958年破四旧运动后，孩子的名字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时期到1976年之前出生的孩子的名字都带有浓浓的“文化大革命”的味道，如红花、红兵、红心、红旗、卫东兵、毛卫红、永红、白花、才红花。女的名字里多带花字，男的名字里多带红字。“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人精神文化的大浩劫，波及到这偏远的牧村。
1976年以后至现在，蒙古族孩子的名字又具有了新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恢复了传统的文化涵义。父母期预给孩子的祝福、梦想及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名字上体现得十分鲜明。如巴特尔（英雄）、雅茹（荣誉）、撒切尔（灿烂）、美丽腾（圆满）、青格尔（享福）、布特其（创业）、木西亚（微笑）、宾帝亚（蓝宝石）、靠格吉力特（发展）等等。孩子们的名字中富有藏族特色与佛教特色的名字少了。在乌兰县民族中学，120名学生中有21人起了藏族名字。大部分的家长都请他们认为有文化、有学识的人（如教师、干部等）为孩子命名。所以，以前的活佛、僧人为出生婴儿命名的宗教礼仪现已不多见。但是有下列两种情况发生时，还是请僧人为孩子起名或改名：一是当家里曾有过孩子夭折的事发生，就会在新生儿降临后到寺院请僧人命名，以示护佑。二是当孩子多病或久病不愈时也请僧人命名。已有名字的就请僧人改名以重新命名。由此看来，在关键时刻僧人成了人们期预改变命运、得到健康的角色。这是茶卡镇乌兰哈达村的情况。这种宗教礼仪在格尔木市乌图美仁村已经很鲜见。在1976年以前这里的出生命名礼仪与茶卡镇乌兰哈达村几乎一致，但是现在僧人在孩子们的出生礼仪上没有任何影响了，即使有上述后一种情况发生时，也都是请医生及时医治，并不在名字上寄托治愈希望。在这个地区僧人在这种礼仪上已经像是完成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一样。
2.婚庆礼仪中的藏传佛教僧人
解放前，无论诺颜家庭或普通牧民家庭儿女的婚事都由父母做主，请僧人占卜定娃娃亲或选择合适的家庭做亲家，这种习俗在乌兰哈达村至今依然保留。
当男女双方有结婚的打算时，提前一个月就由双方的父母请僧人算日子，或是到寺院或是请僧人到家里来，僧人一般依据双方的属相、生辰八字为他们择定黄道吉日。
到了成亲那一天，双方各自在家里请僧人念经，很早就要请僧人来帐房，要点香上供，长明灯不灭，然后煨桑，僧人在帐房中念经，一般都念吉祥经。新娘出门登程时，僧人要给新娘摸顶，致颂词，然后姑娘唱歌与家人道别，拜过神佛及先祖，举行呼唤“贺希格”仪式，然后起程出发。
男方的娶亲队伍人数一定要是单数，回来包括新娘就成为双数，这是蒙古人历久不变的习俗。新娘娶过来之后，就开始了隆重的“夏尕特”喜宴，这个喜宴的中心意思就是“新郎新娘手抓羊胫骨，给金色的太阳磕头”。表现出的是对太阳神的敬畏与崇拜，这种仪式一般是在新郎新娘的新蒙古包前举行。先是男方家请来的僧人来到新帐房内诵经，表达对新郎新娘的祝愿。在正对着蒙古包门的约3至4米处铺一白毡，白毡上再放一张桌子，上面摆上用炒面做的朵玛、酒、油锞子、糖等食品。在蒙古包的左前方设有一白色的煨桑台，当煨桑开始时，新郎新娘跪在白毡前，手抓羊胫骨，磕头三次表示祭天祭太阳，这个仪式完后，两人便抢着进蒙古包，用火柴或打火机（以前是打火石）生火，点火不能超过三次，否则被视为无能，谁先生着火，谁就是新家的主人。这种婚庆仪式在茶卡地方完整地继承着。而在乌图美仁村由僧人算日子，念吉祥祈愿经的宗教仪式已经消失不存在了，只保留了“夏尕特”喜宴仪式。
3.丧葬习俗的主导者——僧人
在调查中，我感觉到藏传佛教对蒙古人影响最深的是在丧葬方面。人死之后，灵魂已从肉体分离，开始投奔新的生命，而尸体仅仅是灵魂的承载者，因此，无论是茶卡镇还是乌图美仁乡，都实行天葬。
当家中有人去世时，要立即将死者的脸用黑布盖住停在原睡卧处，蒙古包天窗用“吾尔克”盖住。接着设灵堂祭台、点灯煨桑。若过世的是长辈，不能说“死”，要说“成佛了”或“升天了”。请到僧人后就开始诵度亡经，超度亡者灵魂。然后请僧人算出殡日子，一般都在当天。如直系亲属无法赶到，可延至翌日。
夜间生人不能在蒙古包内过夜，尸体停放在包内，由儿辈们看守。天葬的地方，须有僧人来选定。也有死者生前指定或经家人确定的。
出殡的队伍一般在夜间，尸体不得从蒙古包门抬出，必须从“特尔莫”底部抬出。出殡之际，僧人再次念经，还要有2至3位僧人一起去天葬场，出殡的队伍里只有男人，而且把亡人算在内，须是双数。到了选定的天葬场后，僧人开始念经，亲属们煨桑，然后将尸体放好。如果去世的是父亲或母亲，儿子必须按僧人选定的方向将尸体安放，一般是男子右侧朝阳，女子左侧朝阳，头枕石头。之后儿子要向亡人磕三个头行告别礼。回来时人数就成为奇数了，这和婚礼上娶亲时的规则刚好相反。
尸体安放天葬场七天后，亲属要前去查看。若尸体已被鸟兽食尽，则认为死者已得福升天。反之，则认为死者生前有罪孽，需请僧人念经，举行宗教仪式进行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