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发役卒的诏令已下达，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批评唐太宗“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话讲得多么重啊，把太宗说成连亡国暴君隋炀帝都不如！唐太宗愕然地问：“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从容地对答：“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原来，张玄素是怀着一颗忠心，其意在于防止“覆舟”。
唐太宗明白了，立即把这逆耳忠言昕了进去，叹道：“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重新下令，停止修建，并赐给玄素绢二百匹。
唐太宗还认为“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
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位谔谔之士所以受到奖赏，就是因为“忠直”的缘故！
至于魏征，唐太宗看来，更是一个热血滚滚的忠臣，“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征。”如果不是“忠诚奉国”，怎能有那么多称旨如意的谏诤呢！贞观六年八月，在九成宫丹霄殿赏月夜宴上，太宗酒酣，爽朗地大笑道：别人都说魏征举动疏慢，我倒觉得妩媚呢！过了六年，即贞观十二年三月，在东宫举行祝贺皇孙诞生的宴会上，太宗极其欢乐地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亲自解下佩刀，赏赐给魏征，以表彰“尽心”于君王的忠臣。
既然用人纳谏是以忠君为政治前提，那么，一旦事有异常，就会态度立变。例如，魏征死后不久，发生了侯君集谋反被杀和杜正伦以罪左迁的事件。侯、杜两人，魏征曾经称赞他们的宰相之才，推荐重任。现在，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结党营私，对君不忠。另外，又听说魏征私下把前后谏录给起居郎褚遂良示阅。于是一怒之下，不仅解除了原以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而且摧毁了御撰的魏征墓碑。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典型。谏臣刘洎向来疏峻敢言，经常直言切谏，受到唐太宗的赞扬，被列为魏征亡后杰出的谏臣之一，位至门下省侍中。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留刘洎辅佐皇太子李治。太宗从辽东回来后，患了肿，刘洎悲伤地对同僚说：“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褚遂良诬告他想“行伊（尹），霍（光）故事”，不忠于李唐王朝。尽管马周证明刘洎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唐太宗却偏听偏信，下诏宣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匝，皆欲夷戮。“遂令刘洎自杀。”刘洎之冤死，固然与褚遂良的门户倾轧有关，而主要的是唐太宗怀疑他“谋执朝衡”，不忠于君。
《新唐书·刘洎传》赞语云：“呜呼，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
倘若国家社稷之好即为君王之好，国家社稷之恶，即为君王之恶，何患国之不兴，君之不光耀千古？
明经91忧患能久，奢侈必败
“朕常思隋亡败迹，不敢怠政，更慎大兴草木。”
——李世民
大唐的江山是在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隋朝在文帝时也曾鼎极一时，但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究其败因，奢华无度，累及天下百姓，当是祸因之一，鉴于此，唐太宗当政后，大力提倡节俭，力戒奢侈，以减轻百姓负担，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早在平定王世充时，太宗攻入洛阳，看到隋宫殿豪华奢侈，浪费了大量的财力、民力，遂下令拆撤端门楼，焚毁了乾阳殿等建筑。即位之后，下令纵放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获得了人民的拥护。贞观元年，太宗对臣下说：“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顺乎民情。大禹治水，凿九山，疏九江，动用人力虽广，但民无怨言，因为这些工程是为民谋利，为众人所共有。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人诅咒，因为他是为满足个人私欲之故。我今想建造一殿，材木都已齐备，想起秦始皇的教训，遂停止兴建。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可见人欲纵欲，其心必乱。至于雕镂器物，珠玉服玩，如恣意骄奢，则危亡之期立而可待也。”出于这种认识，太宗下令：“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于皇帝提倡俭朴，加之有敕书的约束，“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旧史说二十年间风欲俭朴，显然有所夸大，但在贞前期太宗的确保持这种勤俭作风，社会风气也比较淳朴。
贞观二年夏，天下酷热，一些朝臣见太宗所居之宫地势较低，湿热难耐，遂奏请建造一座楼阁，以避湿热。太宗回答说：“朕有气疾，难道适宜住在下湿之处吗？只是若同意你们的请求，花费财力太多。往昔汉文帝准备兴造露台，因需花费相当于十家中等人户产业的钱财，而不再建造。朕德不及汉文帝，而建造此阁的费用又超过他，岂有为君之道？”“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太宗提倡俭朴还表现在崇尚薄葬方面，他认为，修高坟，行厚葬，是一种既侈靡又伤风俗的恶习，为害甚深，应当革除。甚至对皇帝的厚葬，也提出非议。他曾指斥秦始皇营建骊山坟墓，奢侈无度，最后不免招来祸患，导致亡国。他还明令规定：王公以下乃至庶民百姓，“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朝官五品以上及贵族皇亲之家，上奏皇帝处理。
此外，为了节久费用，太宗还尽量避免减少了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在这方面他也有着许多深刻的认识，比如他说：“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等等。他还从隋炀帝穷兵黩武，三征高丽的行动中吸取了不少教训。因此，在贞观十八年前，太宗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
总之，由于实行了以上倡俭节用、力戒奢侈、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明经92当君者宜忍让抗上
“朕虑宗社之倾败，卿等逆不犯触，各进封事，不畏逆鳞也。”
——李世民
气量能容一县之人，其命运充其量不过一县令，气量能容一省之人，其命运也不会超过一省之主，为君作帝的唐太宗李世民其气量真可谓涵天盖地，因而他的命运也就如日中天，无人能及。逆龙鳞触龙须，真龙天子能不痛乎？恼怒之下，能不噬杀抗上者？然而，李世民能忍痛压怒，以让抗上者，他善于化痛为痒，转怒为乐。
杜甫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来描绘了唐太宗的英勇形象，讴歌了他在创建王朝的不朽业绩。玄武门事变后，秦王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并“籍没其家”，许多人还四处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和兵勇，争相捕杀邀功，使得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性格大度的李世民决定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他一方面禁止秦府人员滥捕滥杀，另一方面以高祖的名义诏赫天下。对于不敢出面的一些宫府集团的成员，李世民几次遣使“谕之”，用一片诚意，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李世民又公开提出：“此皆忠于事者，义士也。”并当众释放了他们。他的大度让宫府集团的人放下武器，自动向朝廷投诚，并开始转而效忠李世民。其中最杰出的人才王硅、魏征、韦挺等人，都成了枢要大臣。魏征几次劝太子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故我。李世民当众问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在场的官员都为魏征提心吊胆，而魏征却从容不迫地回答：“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了。”对魏征桀骜不驯的回答，李世民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赞扬了他的忠诚坦荡，对他更加器重，封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步步升迁。原秦王府的旧属，对唐太宗这种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作法并不理解，这就是博大与狭隘间的隔阂。
一次，太宗在九成宫宴请近臣，有的大臣提出：“王硅、魏征等人以前是建成的亲信，我们看到他们就像仇人，实在不愿意和他们共聚一堂。”太宗说：“魏征等人过去确实是我的仇人，但他们能为当时的主人尽力工作，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这是可以原谅的。我提拔重用他们，就是看中了他们的这种态度。况且他们已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地位，只要我能以诚待之，他们也一定会以诚相报的。”由于太宗的宽宏大量，他启用的“仇人”，为“贞观之治”无不尽心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