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功成而“德衰”的主要表现还不仅仅在于“傲物”，即表现在君臣关系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全面走向蜕化。
纵观贞观一朝，皇帝也好，大臣也好，“慎终如始”，“有始有终”，几乎是庙堂之上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魏征、岑文本、王硅一再以此相戒谏，连世民本人也反复地说：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
“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自戒惧，用保其终。”
这样的议论在《贞观政要》一书中连篇累牍，确实反映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是摆在世民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从道理上认识，或者说在口头上承认，是一回事；真正把这一原则贯彻到行动中去，坚持到底，就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了。世民的政治生活和行动每况愈下，就生动地说明了此点。
贞观六年，群臣劝世民行封禅之礼，魏征持反对意见，世民连连逼问魏征：“朕功不高耶？”“德未厚耶？”“年谷未登耶？”
“华夏未安耶？”“远夷未慕耶？”魏征承认皇帝在这些方面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却指出：“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汉未旁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而厨罗犹密；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从君臣的问答可以看出，世民此时已经产生了自满情绪，因而陶醉在胜利和成功之中，忽略了不足之处。这种情绪正是促使他走下坡路的思想基础。登上皇位刚刚六年，世民就已经有些飘飘然了，时间越久，这种情绪越滋长，因而政治上下滑的速度也就越快。
贞观十年，魏征尖锐地指出，世民在“威加海外，万国来朝，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的胜利声中，“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具体地说，“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但“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甚至“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致使“便佞之徒，肆其巧辩”，“正臣不得尽其语”，说明缺点首先在纳谏和用人方面有所暴露。
世民缺点的大暴露，主要是在贞观十年左右，所以这几年侍臣们连续批评这种不良趋势。贞观十三年，魏征奏上他那篇古今闻名的《十渐》，对皇帝展开了全面的批评，就是由于这种趋势已相当严重。才引发的。在这篇奏疏中，虽然指出了十个方面不能克终尽三美的情况，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生活上“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追求珍奇，“不得专心治道”；其次，在用人方面，对君子“敬而远之”，对小人“狎而近之”，对臣下“兜为臧否”，于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最后，在纳谏方面“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折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臣下“欲言则颜色不接”，阻碍了下情上达。魏征认为，产生这几个方面的缺点，根源在于：“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
此傲之长也。”这个“傲文”字可以说是抓得很准，打中了要害。
魏征曾在《十渐疏工》中指责李世民“出言而莫已逆，所为而人必从”，就是一种绝对君权的具体表现。处于这样的地位而思想发生变化，符合存三在决定意识的规律。因而世民也跳不出这样的逻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皇位终身制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即使品质再高、修养再好的人，也必然会变得不再习惯于听逆耳的谏诤，不再愿意俭朴自持，个人品格中的某些消极因素自然就因此得到了滋长的土壤。基于上述原因，世民晚年在政治上酬每况愈下，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个人，主要应该由专制主义和皇位终身制来负责。
当我们强调李世民晚年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时候，必须同时指出，尽管他的缺点暴露得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重，但即令在垂暮之年，他的优点仍然占了主要地位，这些消极面只占从属地位。譬如对魏征《十渐疏》那样尖锐的批评，也还能够表示接受，并因此疏赐魏征黄金十斤。厩马_-I／~，以示鼓励。
不仅如此，世民还把《十渐疏》“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即令到贞观十七年，还因高季辅上疏陈得失赐以钟乳一剂，并对他说：
“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世民在临终前一年，还因徐充容上疏进谏而“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在用人方面，直至贞观之末，忠臣、良臣、直臣仍然占绝大多数，明显地奸佞是极个别的。所建玉华宫虽然被批评为奢纵，但兴建时“务从俭约”，说明生活上的腐化也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此可见，李世民虽然在晚年有每况愈下的不良趋势，但他终归是清醒的，这种一以贯底的英明使他没有发生质的转化，即使在临终的前夕，积极的方面仍然是第一位的，消极因素并未取得支配地位。
明经108安得其所，争取人心
“朕以人心为本，不为贤肖，安得其所，人心归附。”
——李世民
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人安则君安。李世民之明：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李世民之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李世民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扎之愈深，则枝叶茂荣。因此，中国帝王二百数十，厚厚一本《帝范》，也难怪只有最具资质的李世民才能将其书写得独具一格，光芒万丈！
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过程中，唐太宗君臣之间，逐步形成了“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唐太宗一再说自己“不敢轻用民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不失（农）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平？”魏征和王硅等大臣也竭力支持太宗实行“清静无为”的统治政策，提出：“静之则安，动之则乱”，“无为而化矣。”“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
唐太宗的“清静无为”的政策，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偃武修文；二是戒奢从简；三是轻徭薄赋，恢复经济。
偃武修文，就是及时结束战事，实行文治，使当政者的注意力及时从军事斗争转移到治理国家上面来。战争本身必须用军事手段解决，战争的创伤则不能靠军事手段来医治了。
李世民之所以得天下，主要凭借赫赫武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因此这个转变对于他来说就更为重要了。
李世民分析唐以前建立新王朝的“拨乱之主”，除东汉光武帝三十三岁以外，其他的都“年逾四十”。而他本人呢，“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因此，感到自己的经验不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除了向大臣请教以外，每天罢朝归来，安排一些时间读书。他读书的劲头很足，常常是通宵达旦，手不释卷。所谓“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对此乃忘忧，欹案观文典”，“崇文时驻步，东观还停辇，辍膳玩三坟，晖灯搜五典。”这些都是太宗读书情景的自述。你看他，吃罢晚饭便进书房，而一捧起书，一天的劳累都可忘得干干净净。
读到兴头处，还挥毫赋诗，畅叙心得，如《赋尚书》写道：“寒心靓肉林飞魄看沈湎。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既承百王末，战兢隋岁转。”他读的主要是史书，认为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特别重视历代兴亡盛衰历史。他曾下令房玄龄、魏征等主持修纂《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当这些史书修纂完成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说：朕观前代史书，彰善祛恶，足为后世鉴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以封学者之口。而隋炀帝表面上虽好儒，实际上却歧视学者。所以也不好好为前世修史。
致使数代史书，几将泯绝。我跟他们不同，要以前王之得失，为后身之龟镜。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发挥熟悉经史的官员的作用。北魏以未，开国君主多为武将出身，朝廷内武官地位也较高。李世民以军事起家，贞观初年也是武官多而文官少，王硅针对当时的情况向太宗进言道：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而近代重武轻儒，朝廷所任用大臣，极少经术之士，儒行既亏，风气也就越来越坏。唐太宗“深然其言”，颇为重视他的意见。自此之后，便积极提拔“学业优长，兼识政体”的官员，引置左右，“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鉴前代成败事”，成为唐太宗终身奉行的三件事之一，也成为贞观时期大臣的一种良好风气。
总之，偃武修文的思想，在太宗头脑中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在他的诗作中，不时有所反映。如“架海波澄镜，韬戈器反忠。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
烟波澄旧碧，尘火息前红。霜野韬莲剑，关城罢月弓。”“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有一次太宗大宴群臣，席间奏起《秦王破阵乐》。这是李世民破刘武周时，军中流行的一首军乐。太宗听了虽很自得，但还是觉得这军乐“非文德之雍容。”封德彝在一旁奉承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太宗当即回答：“平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封德彝讨了个没趣，十分难堪。这说明太宗早已对“偃武修文”的政策有所清醒的认识。这首《破阵乐》，后来编成《七德舞》。太宗又亲自填“功成庆善乐舞辞”，编成《九功舞》，以象征“文德”，每逢宴会，与《七德舞》一起奏演。
魏征为劝谏太宗偃武修文，每逢演《七德舞》，便“侥首不视”，而当演《九功舞》时，才认真观看。可见魏征等大臣在促进太宗推行这一政策中，是起过不少作用的。
为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唐太宗比较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
唐太宗即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都已破旧。
按照以往的习惯，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至少也要将旧宫殿修复崇饰一番。唐太宗目睹隋亡的事实，每一想起，使“不敢纵逸”，在贞观初年一直不许修作。他患有“气疾”，所住宫殿“卑湿”，夏暑秋凉，易引起旧病复发。贞观二年，有人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说：朕有气疾，确不宜居潮湿之宫。可要是破土兴工新建，必然靡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因惜十家之产而罢。朕功德不及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臣下固请再三，仍不许。为了减省宫费，唐太宗还下令放还宫女三千人。贞观四年，社会经济稍有好转，唐太宗打算东巡洛阳，便下令修复乾元殿，以供“行幸”之用。张玄素竭力谏阻，言词激切，他提出当经济凋残尚未完全复元，如急于修饰乾元殿，“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其做法比隋炀帝还要残暴。开始，唐太宗听到这些话颇不舒服，但一提到隋亡的教训，也就极力克制自己，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在群臣的谏阻下，贞观初年，唐太宗基本上没有大事兴修土木工程。不仅如此，当洛阳遭大水，百姓房屋被冲毁时，唐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居民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被大水冲坏的，只令“少加修缮”，并“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自隋以来，勋戚之家，盛行厚葬，“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棉，极雕刻之化，灵辆冥器，穷金玉之饰”，浪费极大。唐太宗下令严加制止，要州府县地方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
并命“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遵照执行。后来他仿汉代“豫作山陵”，事先安排自己的陵寝，并亲自制定规格，“因山为陵，容棺而已”，以免一旦死后，子孙“仓卒劳费”，“从俗奢靡。”另外，他又下令：“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超逾制度者，“宜—切禁断”，制止贵族官僚们的过度奢侈。有一年，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巧匠杨思齐进宫，欲制造傀儡戏道具，以讨好太宗。不料太宗不仅未给奖赏，而且训了一顿，免去了段纶的官爵。对地方官吏进贡珍奇宝物，太宗也下令禁止，以防扰害百姓。
由于唐太宗比较注意克制个人的生活欲望，同时也以此要求王公大臣，因此在贞观初年崇尚节俭的大臣也不少，如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死时甚至“祭享无所”。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身为宰相，“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著名的大臣魏征也是“宅内先无正堂”，及患病，太宗前往看视时，才命朝廷为之营造。魏征死时，交待家属以“布被素褥”埋葬了事。可见贞观君臣之中，崇尚节俭已初步形成了一种风气。
唐承隋末之后，经济破败，民户凋残，人口只有三百多万，不及隋时的十分之二。黄河之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一片荒凉景象。贞观初，又是连年霜旱，灾情严重，人多流亡。连关中、长安城内都是米价涌贵，大闹粮荒，一年一度的选官考核，也不得不移到洛阳举办。从文献记载看，贞观元年六月，山东诸州大旱；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二年，天下蝗灾，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三年，关内诸州旱。直到四年时才稍有好转，但至七年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又发大水；八年七月，山东、河南、淮南大水，陇右山崩；十一年七月，洛阳大水，淹死六千余人，九月，陕州、河阳黄河泛滥；十二年冬至十三年五月长期无雨。唐人书中综述这一时期的情况说：“贞观之初，荐属霜旱，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米价腾贵，斗易一缣，道路之间，饿殍相藉。”“太宗自即位之始，……米谷踊贵，……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一斗米。”至贞观十五年，“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还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这种情况，加给唐太宗的经济压力是够沉重的。在这种困境面前，他除了竭力去奢崇俭节省开支外，还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武德九年八月，世民一即位，立即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两年租调，全国其他地区给复一年。贞观元年二月，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未成家者，由州县官府“以礼聘娶”，因贫无钱成婚者，命乡里富人及亲戚资助。这一措施目的在帮助农民建立家庭，繁殖人口，以便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同年夏天，叉令山东诸州“无出今年租赋”，九月又遣使诸州“行损田，赈问下户。”二年三月，出宫中金宝，赎回因饥荒而卖掉的儿童。此外，太宗还多次派特使，往各灾区赈济灾民，妥善安排饥民到丰区就食，减轻灾情的压力。由于百姓生活或多或少得到了救济，赋役负担大为减轻，因此贞观初年虽然灾害频繁，但百姓很少怨言，局势相当稳定。
为进一步增强抗灾能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唐初统治者积极兴修水利。还在高祖武德年间，同州治中云得臣在韩城（今属陕西省）自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六千余顷；晋州临汾有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人百金泊。太宗时，水利兴修的规模更加扩大。如贞观七年在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县）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等，给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民为邦之本，本固则国可安宁；君有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真乃千古明训也。李世民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在此留作总结，他说，“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贪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这真是启迪后人的千古明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