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乃上表李渊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于是，李世民再次统领大军，挂帅出征。李渊亲到华阴，至长春宫为世民送行。
十一月，刘武周亲率大军至浩州（西河），以攻克这一孤立的据点。秦王世民引军至龙门乘坚冰渡过黄河，屯兵于柏壁（今山西省新绛县西南），与宋金刚对垒相持。当时河东州县为刘武周军掳掠无余，人情忧惧，都逃入城堡，生产荒废，已无积谷，唐军无从征敛，军中乏食。于是世民发教谕民，恢复生产。百姓听世民率兵而来，远近归附，回到家乡的人越来越多，唐军才得以征收粮食，“军食以充”。在军事战略上，乃休兵秣马，养精蓄税，只令偏将乘间抄掠敌军，大军则坚壁不战。
十二月。秦王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袭击刘武周骁将尉迟敬德、寻相于美良川，大破之。接着世民率步骑3000从小道夜袭安邑，又一举将尉迟敬德、寻相击败，“悉俘其众”，敬德、寻相败逃。世民又率军“复归柏壁”。由于世民率军两次小胜，至此，屡败之唐军士气复振。于是诸将请转取攻势进击。世民则分析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集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干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湿，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世民仍然采取坚壁不战、等待时机，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
武德三年（620年）正月，唐克蒲州，战势益佳，时宋金刚仍围攻绛州未下，其军势因而越发被动。二月，刘武周分兵攻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攻陷长子、壶关，遂攻潞州，似欲打通与东都王世充联系的通道，结果被唐军击败。三月，刘武周又遣将攻取浩州，唐将李仲文坚守浩州，多次打败刘武周的进攻，切断了敌军的粮运通道。浩州是太原通向关中的门户，是战略要冲之地。唐坚守浩州，对整个战役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宋金刚自武德二年十一月至三年四月与秦王世民对峙于柏壁，两军相持近半年。宋金刚粮运不继，军中乏食，不得不后撤北去，秦王世民紧追不放。追及寻相于吕州，大破之。
乘胜逐北，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数十合。由于连续进兵，土兵饥饿疲乏。至高壁岭（今山西省灵石县南），将军刘弘基执世民马辔劝世民说：“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世民则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遂策马而进。将士也不敢再言饥。
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万人。夜，露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已不食两日，三日未曾解甲。这时军中只剩一只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李世民与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这是李世民军队战斗力强、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
世民率军又追至介休，金刚尚有兵2万，出西门，背城列阵，南北7里。世民派总管李世勋与之战，自己则率精骑出其阵后击之，金刚大败，斩首3000级。金刚轻骑逃走，世民追之数十里，至张难堡。敌将尉迟敬德收余众守介休，但在大军压境面前也只好举介休及永安城降。敬德，朔州人，以勇武著称，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世民慧眼识英，得敬德，甚喜，以其为右一府统军，使敬德率原来的部下8000人，并对其信之不疑。
刘武周听说金刚大败，便弃并州亡奔突厥，金刚收其余众，想再战，但部下不肯依从，也只好率百余骑北走突厥。后二人均被突厥所斩。原为刘武周控制的州县，全部归唐所有。秦王世民进兵晋阳，留李仲文镇并州，自己率军凯旋回到长安。刘武周被消灭扫除了唐侧翼的威胁，使秦、晋连成一片。李渊已无后顾之忧，于是便可全力进攻东方了。
明经10牵牛要牵牛鼻子
“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
——李世民
战局如棋局，一子甫出，牵动整盘局势。尤其是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走好了一步棋，就等于已将最终胜利提前锁定了。此时就像牵牛牵住了牛鼻子一样，只要抓住了它的要害，比人宠大得多的牛，照样受人的随意摆布。李渊、世民父子新定关中，要想再进一步取天下为已有，就必须去抓“牛鼻子”了。
从晋阳起兵到唐朝建立，李渊是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他是起兵的策划者和进军长安的指挥者，“高皇创图，势若摧枯”，李渊开国创图的历史功绩，彪炳日月。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李世民亦立有大功，他参与了晋阳密谋，起兵后亲率右三军，身先士卒。他治军严谨，战功显赫，特别是在重大战役的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在唐王朝建立之后的一系列统一战争中，李世民肩负重担，亲自指挥了对薛举、薛仁呆的战争，对刘武周的战争，对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不仅为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而且也为统一全国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
李唐攻占长安建立政权之后，所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如何巩固关中，然后再逐步消灭其他割据势力。要想巩固关中，首先必须略定汉中、巴蜀。关中地区虽然有“天府”之称，但长安地处泾渭河谷平原，地域狭小，人力、物力有限，还不足以承担荡平群雄实现统一的重任。唐要想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取得汉中、巴蜀作为后盾。同时，李渊还在河南、河北、山东、淮泗以及江汉等地派遣抚慰使，率少数军队，在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建立起由唐所控制的小的势力范围。如派遣郑元踌率兵出商洛，徇南阳；马元规徇安陆及荆襄；李神通、张道源招抚河北、山东诸地；李孝恭徇山南，自金州出于巴蜀；夏侯端招慰淮泗诸地。这些势力虽然很小，有的甚至遇到艰危而失败，但其影响重大，特别是对协助唐主力击破各个割据势力起到了重大作用。
与唐朝相邻的割据势力，西有割据金城的薛举、薛仁呆父子；北有据朔方的梁师都和以马邑为中心的刘武周；东方则有占据洛阳以王世充为首的郑政权。因洛阳所居地理位置居于全国中心地带，唐要夺取天下，必取东都，若能将东都夺到手中，统一全国的大业基本已定。因此，李渊人关中不久，义宁二年（618年）正月便以建成为左元帅，世民为右元帅，督率一万人挥师东出，攻取东都。当时东都“城中多欲为内应者”。但是王世充以及瓦岗军的势力相当强劲，唐军一时没有取胜的把握。
对于此种情况李世民有敏锐的洞察力。他指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于是很快地便从东方战场脱离。这次出兵的收获乃是置新安、宜阳二郡，可以扼崤函之险，作为东向进攻的根据地。实践证明，当时李唐直接用兵东方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以李渊为首的唐朝廷，又重新调整了他的用兵方略。他们把目光首先集中在西北方面，即先取陇右、代北地区，以解除关中背后和侧翼的威胁，然后再东向以争天下。李渊等人在进兵关中时，早已提出过一个对东方用兵的战略方针：“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李渊父子这一统一全国的计划是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提炼出来的，最终达到了完善。
李渊、李世民父子统一全国，先西后东的战略部置是完全正确的。首先，东方尽管有王世充、瓦岗军的势力，但当时双方正在洛阳战场交战不已，他们都无暇西顾关中。并且唐有崤函之固，攻虽不足，而守之有余。其次，关中地区较之陇右，代北地区而言，经济发达，所以唐征服这些地区从人力、物力上是绰绰有余的。且这些地区是唐朝的大后方，特别是陇右地区，与关中息息相关，陇右定则关中安，陇右乱则关中扰。陇右处于陇山山脉以西，地势高昂，对关中有高屋建瓴之势。故不平定陇右，李唐政权也得不到安定与巩固；而一旦平定陇右，就如同牵牛牵住了牛鼻子，整个战局都“活”了。
李世民以卓越军事家的智慧和才能为实施这一战略方针做出了杰出贡献。
明经11人心“厌乱”，民心可用
“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
——李世民
李唐发动的规模宏大，耗时长久的全国统一战争，最后是以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综观这一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李氏父子之所以能力挫群雄，一统天下，除了他们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百姓久受战争之苦，人心厌乱，老百姓都希望尽快统一，以过上安定的日子，而李氏父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民心，打出“平乱”和“统一”的旗号，以正义之师出讨贼寇，自然会“英雄影附”，打起仗来当然是无往而不胜。
当时人心厌乱，在统一战争进入尾声，即在对窦建德一战后尤为突出，这直接促成了统一战争的尽早“收场”。
窦建德是河北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最初参加了高士达的农民起义军，后士达为隋将所杀，建德召集士达余部得数千人，起义军复振。大业十三年初，于河间乐寿称长乐王。七月，袭破隋涿郡留守薛世雄于河间，建德遂有“安百姓以定天下”之志。武德元年乃定国号为夏，称夏王，据有易、定、冀、瀛等州之地。武德二年八月，建德乃乘势率兵十余万相继攻取唐之沼州、相州，黎阳等地。并又攻占王世充的卫州，殷州及新乡等地。武德三年，建德乘破竹之势取孟海公之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