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李世民金宝多，大概是事实。在连年征战中，李世民攻占了大量的地盘和城池，必然获得巨额财宝，正因为如此，李建成才感到忧虑。李世民既有如此行为，他如何会拒绝贵妃索取宝货呢？至于因赐田之事而得罪张婕妤，那是李神通不愿交出土地。而且李世民事先并不知道张婕妤之父也垂涎于这块土地，并非有意开罪于她。
对于后宫的诸妃嫔而言，她们兴风作浪，互相倾轧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的活在后宫里；而她们对于李氏兄弟而言，都不过是手中的一张牌，或者说是“入耳”也罢，“花枪”也罢，总之是依附于男人而生存的。
李世民在利用她们为己服务时，较之李建成、李元吉行事更具有隐蔽性，因而在宫外赢得了比李建成、李元吉他们要好得多的清誉，这就是其高明之处。
明经16避入耳目，培植地方势力
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结纳山东豪杰，多少余帛，以俟有变，恣其所用。”
——李世民
为防朝廷发生重大变故，同明也是为了建立防守反击的根据地，李世民一直注意避开东宫和朝中鹰犬的耳目，积极在地方上培植自己的势力。
李建成在地方上的势力，主要在河北地区，李世民的地方势力主要表现在控制着陕东道行台省和益州道行台省，这两个行台省的尚书令均由他一人担任。
李世民在平定王世充之后，就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陕东大行台进行多年的苦心经营，行台省的主要官员大都由他的心腹人员担任，如屈突通任行台右仆射，温大雅为行台工部尚书，殷开山为行台兵部尚书，皇甫无逸、史万宝前后任行。
台民部尚书，于志宁检校行台左丞并膳部郎中，就连房玄龄、杜如晦都一度充任过陕东大行台的官员。李世民平时留居长安，陕东大行台事务由屈突通主持。李渊曾令李世民回到洛阳行台尚书令任上，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恐慌，这一事件就充分说明洛阳是李世民的根据地之一。
益州行台省是李世民的又一势力范围。这个行台省直接控御巴、蜀地区，管辖着益、利、会、泾、鹿、遂六总管所属的数十州广大地区。“是时，益州行台所统，起蜀，跨陇而东北”。所辖区域从巴蜀跨今陕甘两省部分地区，在京城长安的西、北、南三面划了一个半圆形，所以它也担负着保障京师安全，防御突厥的责任。这个行台省由行台左仆射窦轨实际负责，并“许以便宜从事”之权。这个人与李世民关系密切，玄武门之变发生后，李世民马上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让他做好防变准备，窦轨随即杀死了他认为属于李建成集团一些人。武德九年时，全国的行台省大多都已罢废，保留下来的仅陕东与益州行台省，都由李世民所控制，其在地方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李世民在地方均势力并不仅此，他还兼任凉州（今甘肃武威）总管，“使持节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九州诸军事”，即李轨原所据之地。’这个职务一直保留到成为皇太子止。从武德元年到九年六月，李世民还一直兼任雍州牧之职。雍州是京畿地区，开元时改为京兆府。李世民充任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对他培植私人势力乃至于在后来的政变中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他安置其妻长孙氏的舅父高士廉任雍州治中，“及将诛隐太子（指李建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说明雍州府署的官吏、兵卒甚至囚犯都参预了政变。
从当时的社会情况看，唐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凡势力强大的割据者多为李世民所扫平，功勋卓著，故为当时许多朝臣、军民所拥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这一点连建成、兀吉集团中人也不否认，如王挂、魏征就说过：“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比较普遍的代表性。著名学者王夫之说：“建成以长，世民以功。两俱有可立之道。”就是具体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后时所作的评论，也认为立李世民为太子并非没有合理性。正因为当时有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很多人都认为李世民统治天下是顺理成章的、合理的，所以政变发生后，唐朝廷内部和当时的社会并无不稳定因素存在，比较平稳地过渡到所谓“贞观治世”。这也是李世民取得成功的一个社会条件。
由于李世民具备上述优势条件，拥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实力，即使不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于京师发难，也会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以其他方式发难，因为李世民蓄谋夺位已久，在诸种条件具备后，剩下的只是选择时机和方式的问题了。
在发难前李世民集团制定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在玄武门发动突杀袭击；第二套方案是是政变不顺利的情况下，退居洛阳以相抗衡。在政变前夕，“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有。”温大雅等到达洛阳后，“数陈秘策，甚蒙嘉赏。”
这里所说的“秘策”，是指在洛阳的部署与安排计划。可见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
根据秦王府集团拥有的实力分析，采取任何一种方案，都有可能获取成功，所不同的只是成功的迅速与否和损失大小的差异。如同第二套方案，必然要调动陕东行台省的兵力，在关中十二军的一些部队策应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向长安发动进攻。这种事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以李世民等人的杰出军事才能，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时间要长一些，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国力损失也要大一些。而第一套方案虽冒一定的风险，但见效快、损失小，所以李世民把它作为首选方案，把出居洛阳作为备用方案，一旦首选方案失败，即采用第二方案。
不过如果没有“备用方案”作为退身之路，恐怕李世民不敢轻易选择第一方案，也就是说，如果李世民在平时不注重培植地方势力作为依托，那他的首选方案，只能被看作是一场赌命的游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个人地方势力的巩固和强大，已经使得李世民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它是李世民成功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明经17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
“阽危之兆，其迹也见，将若之何？深思熟虑，禁门政变。”
——李世民
在秦王府与东宫为争太子之位明里暗里斗得正欢时，唐高祖李渊对双方的态度已发生了转变，从维持和平衡斗争双方的立场，变成向建成、元吉一方倾斜。李渊态度的转变，在客观上把斗争双方都推向了绝地。
武德八年，突厥数万骑人塞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境内）。由于唐高祖对李世民掌握兵权不放心，遂根据建成的建议，派李元吉统率李艺、张谨等军援救乌城。建成、元吉遂利用这次机会，准备对李世民下手。他们先是要求抽调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人随军行动，并简阅秦王府帐下精锐之士以充实元吉的军队。这一举动异常狠毒，将使李世民在兄弟相残的斗争中束手待毙。唐高祖当然清楚地了解这一举动所包含的真正目的，但是他仍然同意了建成、元吉的请求，包括前面调离秦府将领和谋士的行动，显然他是彻底厌恶了李世民，并不惜牺牲他的生命。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世民当然不会束手待毙，实际上他早就有所准备，并及时地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他早在建成、元吉收买分化秦王府的人之前，就已开始了收买拉扰东宫集团中人的行动，并取得了成功，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这就是太子率更丞王旺和驻守玄武门的将军常何。当建成、元吉密谋诛杀李世民和他的部下将士时，王眨秘密地把这个计划报告了李世民。而常何的作用则体现在后来的玄武门事变上，他使秦王府的军队顺利埋伏于玄武门，而建成、元吉自以为玄武门为自己一方人把守，心无疑虑，结果是措手不及，以致于丧命。
得知东宫集团的密谋后，秦王府的人焦虑不安，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如果大王再犹豫不决，敬德将窜身于草泽，不能留在大王身边一同受死。长孙无忌本来早就主张动用武力，解决建成、元吉问题，此时也进一步地劝李世民马上动手，并威胁说：“如果大王不听敬德之言，不仅敬德要逃走，我也将相随而去。”敬德还进一步地鼓动说：“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人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李世民早已决心发动政变，并已部署完毕。李世民命张公谨进行占卜，以决吉凶，张公谨取龟投地，激动地说：“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然而，“世民犹未决”，并说什么“骨肉相残，古今大恶。
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也就是说李世民不想承担骨肉相残的责任，宁愿后发制人，也不愿首先动手。在这场争斗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李世民是主动一方，如果不是他咄咄逼人，谋取太子之位，李建成本来就是合法的皇帝继承人，又何必去和李世民争得你死我活呢？但是在此时此刻李世民又是被动的一方，本应该力争主动，先发制人，却反倒犹豫不决，这种现象很是令人玩味。
李世民的彷徨犹豫，根本不是顾虑承担诛杀建成、元吉的责任，而是对他的父亲李渊的介入感到棘手，不好处理。
因为此时李世民要夺取的不仅是太子之位，还不可避免地要将父亲赶下皇帝宝座，否则胜利得就不彻底、不牢靠，而要对付自己的父亲，除了要认真考虑双方力量对比外，还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和李渊闹翻的后果。当时的社会十分重视孝道。当年唐高祖葬母，赤脚行走二十余里，脚底磨破，鲜血淋漓。李世民之母死，他守孝三年，悲伤过度，以至于扶杖而行。李世民是口口声声强调孝道的人物，素重名节，自己这次行动如果成功，那就是天下之主，如果因此落下无君、无父、不孝、不悌的恶名，将无以在世立足。所以他大伤脑筋，百思不得其解。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的话，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自然使他无法痛下决心。
李世民的这个心思不便于对部下明说，于是再次征求意见，希望有人能解决他心中的疑虑。府僚们以为他顾虑力量不足，皆说：“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这些话如同隔靴搔痒，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李世民仍难决断。秦王府中到底不乏聪明智谋之士，有人看出了他的心事，问李世民云：“大王认为舜是何等样人？”回答说：“圣人也。”于是就列举了舜的父亲和舜的故事，说舜的父亲瞽瞍要害死舜，就命他去浚井，却把舜封在井里；又命舜去修理粮仓，却抽去阶梯并放火焚烧，欲烧死舜，舜不肯遵父命而死，设法逃了出来。《孔子家语》中说：“舜事瞽瞍，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所以舜的行为仍不失孝悌之道，历代都奉他为万世帝王之表。这一席话，解决了李世民的心中疑虑，使他决定仿效舜的行为，大干一场。李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瞽瞍和舜是父子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席话是针对李世民和李渊的关系而发表的议论，可见李世民要发动政变不仅是要解决建成、元吉问题，其矛头也直指唐高祖李渊，最终目标是将李渊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旧史中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做了手脚，掩饰了玄武门之变中的许多史实以及政变的目的，但是从这些隐晦的语言中，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秦王府中人研究和讨论的主要问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