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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奕熹
【关键词】犹太人；屈从命运；灾难意识；弱势群体
默默地忍受着孤独和不被理解，但依旧缩身于一隅，固执反复地抒发自己的奥斯维辛情结，这就是凯尔泰斯。
今天的我们以不可一世的姿态高呼自己是命运的主宰， 但殊不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奴役又使人如陀螺一般生活，我们经历着“被接受”、“被抛弃”、“被爱”、“被恨”的命运。在一连串“被”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自身的无能为力。在如今民主开放的社会中我们尚且有此感受，又何况处于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在《命运无常》中，久尔吉以孩子独特的视角审视周围的一切。面对犹太身份的被歧视，父母的离异及自己遭受的集中营苦难，久尔吉以加缪“局外人”的态度对待自己无法左右的命运。通观全文，我们看到主人公“我”的叙述从始至终都带着旁观者式的平静、从容、冷漠。在死亡面前，久尔吉没有歇斯底里的反抗，没有呼天抢地的哭诉，而是以默然展示柔弱个体在罪恶强权下无声的屈从。凯尔泰斯曾在与德国作家阿德尔伯特的谈话中说：“单一的人被定制化地剥夺了其固有的自由，所有的状态都是预先决定好了的，外部的强迫使人充当已准备好的角色。”“人应该承受一切”是凯尔泰斯“生命即屈从”的生存哲学，瑞典文学院认为正是这种“顺从、适应”偏偏使他笔下的奥斯维辛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可信度。《命运无常》中的久尔吉也不自觉地按照“生命即屈从，即被动”的生存哲学来审视犹太人的苦难命运。
一、犹太身份的被动承担
在凯尔泰斯看来，人的出生纯属一种偶然———“人们偶然地出生，继续着偶然的生命，然后必然的死去” 。犹太种族一直作为弱势和边缘群体存在于世， 纳粹分子将他们视为“退化人种”和“低级人种”。长期的压制和受奴役，使他们学会了隐忍和屈从，并对自身进行怀疑和否定。在纳粹把他们视为“病态种族”的过程中，因长期受奴役而造成的自身麻木也无意识地为“病态种族”形象地树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久尔吉是父母性爱的产物，因为父母犹太人的身份，从落地的那一刻他就被打上了“病态种族”的烙印。父母可以不再相爱，可以选择离婚，但久尔吉作为犹太人的事实却无法改变。父母制造了他却无法照顾好他，而且还要将自身的不幸遗传给孩子，使无辜的小生命一出世就不得不承载不知为何而起的厄运。因为久尔吉传承着父辈的犹太身份，佩戴黄色六角星，居住在犹太区，被投入集中营等一切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还是孩子的久尔吉听到尤什大舅所说的“犹太命运”时充满了困惑，他只能理解因为自己是犹太人就不得不受人歧视这一事实，却无法弄清所谓犹太命运的真正内涵。弄不清并不意味着不承担，即使久尔吉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因为他既不懂犹太语言又不信犹太教，所有的犹太习俗都与他无关，却不得不按照父辈的生存方式来生存———即尤什大舅所说“面对持续上千年之久的迫害，我们却必须要忍气吞声，必须要以殉难者的忍耐接受一切。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是由于我们远古的罪恶，因此我们只能期待上帝的宽恕” 。久尔吉是出生在匈牙利不懂犹太习俗的犹太人，相对于单纯的匈牙利人和单纯的犹太人，他的身份是尴尬的。双重身份没给他带来任何益处，却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在匈牙利，因为是犹太人，他不得不服从《犹太管理法》，不得不忍受匈牙利人的歧视和欺负。装满犹太人的火车穿过匈牙利边境时，匈牙利宪兵引诱威胁他们交出钱财，宪兵用柔和的语调说他们归根到底还是匈牙利人。宪兵为了攫取钱财，认为这些钱财与其让德国人没收，还不如交给国内同胞，因为大家都是匈牙利人。可正是这些假装友善却无耻的同胞充当纳粹的爪牙，把他们一步步地推上了死亡之路。到了集中营，久尔吉又因为匈牙利身份，遭到正统犹太人的欺负与排斥，被视为“假货”，可在集中营承受的苦难却不会因为他们是假货而减轻。久尔吉处于一个异己的生存空间，在正统犹太人中他是个局外人，但在欧洲人群中，他更是一个被拒绝接受的异类。边缘人的处境和心理的无可归属，使久尔吉被动地成为一个无辜的客体和承受者。
二、生存环境的无奈接受
凯尔泰斯曾感叹“年轻人的爱情游戏带来了我的出生，我降临人世是一种结果。我接受这一切，我接受他们也接受我自己” 。如果说犹太身份的承担是由于历史与种族的原因而显得无可奈何的话，那么父母离异，选择与谁一起生活，久尔吉也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难道跟谁一起生活对他来讲真无关紧要吗？ 我们惊讶于久尔吉的沉默，因为即使是孩子也应该明白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久尔吉的生母是一位勤劳有涵养的女人，在她的双手下，住宅布置的宽敞、典雅。如果选择与亲生母亲生活，久尔吉应该会过得更幸福快乐。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男孩都有俄狄浦斯情节，我们看得出久尔吉很爱自己的母亲，他也认为自己是属于生母的。而法院把孩子当作物品分给了父亲，就如同夫妻在分财产一样。久尔吉坦然地接受并坚守这一既定事实，哪怕他与继母有着本能的隔阂———继母试图拥抱他，而孩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哪怕父亲与继母温存时对他忽视———他们三人走在街上，父亲挽着继母，而孩子却落在后面；哪怕父亲离家服劳役后，这种认可也不曾改变。母亲要求孩子跟她一起生活（战争时期，孤身的母亲需要儿子的陪伴），久尔吉却认为法院把自己判给爸爸，这样爸爸的决定应该才是最有效的。母亲问他是否爱她，孩子说自己当然爱她，而母亲看到的却是孩子执著地忠于后母。孩子试图使母亲理解，终究不是自己不愿忠于母亲，而是因为这是“我”的主人———爸爸的决定。为了不让妻子孤单，父亲临行前要求孩子与继母一起生活。
因为这是父亲的决定，自己就应该像服从父亲一样服从后母，父亲本来近乎无理的要求在孩子看来也成了本该如此的事。久尔吉认为有关自己抚养权的争论是亲生父母之间的争论，让作为儿子的他对此做出评价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孩子这种小老头似的“淡定”让人感到阴森和悲凉。久尔吉作为当事人，跟谁一起生活关乎他自身的幸福和利益，他怎么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呢？ 在这种内敛的背后，我们感到的是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冷漠与麻木。我们不禁要问：“他的亲情在哪，他的思想在哪？ ”凯尔泰斯说：“不用去理解，因为这个世界本身不可能被理解。浅显而言，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世界，是因为这不是我们活在世上该做的事情，过度的思考，要么变得神秘，要么变得不幸。”久尔吉搞不懂父亲、母亲、继母之间的感情纠纷，也不明白父母亲的想法。母亲说他自己的命运应该由他自己决定，但他真的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 大人尚且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何况还是孩子的久尔吉？既然反抗会使人劳累且无济于事，倒不如被动地接受支配者的决定会轻松些。
三、个体的苦难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