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我们似乎感悟到：因为爱的力量，支撑以色列人走过独立战争之前的拓荒岁月和随后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战争磨难。就犹太人的精神世界看来，人们对爱的向往远远大于物质财富。只不过是有的人未认识到这一点，或认识到了却又有意无意忽略了，所以给自己、给同胞、给亲友、给朋友留下了撕心裂肺的遗憾。“孩子”正是用死亡来诠释了爱的真谛：“人虽然死了，爱却得到了永恒！ ”
二
拉亚是爱的故事链接的中心人物， 她的出场是那双能凝望天空和充满期待的眼睛，在病床上对耶尔断断续续地叮嘱：“去为自己找一个家。一个能让你双脚停下来休息的地方。
一个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地方。” ——古老的村子里一座旧宅子，附近有一棵大树，屋外为自己建所小浴室。这是她被阻断了的无处寄寓的原生情感未能实现的表达方式，她为自己过去的改变而忏悔：“我再也受不了了！ ”受不了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作家对她的塑造中，拉亚首先是传统意识很强的本土二代犹太女性，在浓郁的复国主义氛围里接受熏陶，虽然不像前辈们生活得那样意识形态化，也不再需要像劳费尔和米里亚姆那样为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一切，但骨子里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对犹太文化的固守。其次是她痴迷的训鸽生活经历培育的宽容、奉献和富于爱心的价值观，无论对民族事业，还是亲人朋友、爱情婚姻的态度都体现了一个迷鸽狂所崇尚的信鸽对家的那种坚定与忠诚的品质。另外，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命运给予了她青少年时代充分理想的生活和浪漫的机遇，性格里有着太多自由与梦幻的情愫。这样一个清纯阳光的女孩，带着初恋的伤痛和未婚身孕的尴尬进入了婚姻生活，很快嫁给了十年前有着“鸽缘”的美国化了的丈夫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尽管他对她一往情深，并且移居到了新的城市，但耶尔身上那“男孩”的影子一直伴随着她的人生。共同的努力也没能抹平过去的心灵间隔，连吃色拉都要按食物顺序吃的刻板的医生挂在嘴边的“这是耶路撒冷，不是特拉维夫”，无意间变成了对拉亚的不断地情感刺痛，她变得越来越抑郁，越来越萎缩，自然的反应便是无尽地感叹：“我再也受不了了！”最终使她选择离家栖居在面粉厂旁边，那片能常常看到觅食鸽群的地方，一个可以由窗口眺望特拉维夫的公寓，在孤独的思忆中走向她人生的尽头。在临终之际，指给了儿子一条找回初恋人生的路。
时间和环境的变化改变了新一代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其间与传统连接的人物是承传着本土血统耶尔，他普通而平凡，简单而自然；而外来混血文化介入者的代表则是美丽而强悍的莱欧拉，她习惯于带着强势的美国风格掌控一切，包括性爱。今天的以色列社会文化构成形态，从19 世纪中叶开始，回归与移民的阿利亚运动，曾经带来了俄国的、德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文化影响，后来美国文化的大量渗透和政治经济参与，直接造成了今天以色列的社会和文化现状。耶尔的妻子莱欧拉和蒂拉尔的丈夫尤素的现代美国的生存方式与本土犹太观念内在的不和谐因素，导致了家庭生活的压抑和痛苦并最终解体，尤其是关于“家”理解，比如物质需求、夫妻性关系、是否要小孩、邻里相处等方面，有着难以化解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根本差异，当然还因为两性关系本身的变迁等原因。已经觉醒的女性不甘心在男权社会“死亡”，她们试图撕破强加于自己身上的“贤妻良母”和“家中天使”的假面具表达自己真实的生命欲望，还原了女性作为人和女人的本来面目，并在观念和行为上对男权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反抗。反抗的方式在“孩子”母亲和拉亚那个时代，她们选择了逃离；而莱欧拉和蒂拉尔一代选择了家庭权力关系反转的主宰。但结果都是婚姻的失败。这一结局预示了走向高度城市化后的以色列，创造了越来越丰富且释放着诱惑的生活，同时也使作为传统精神圣殿的家庭危机重重，家园文化的固有观念淡漠。文化的多元化与观念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耶路撒冷的都市生活，有心潮澎湃的激情、水深火热的体验、纠缠不清的恩怨。其间历史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族与个体、本土与世界、神圣与罪恶各种因素混合成一体，作为一个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又不得不去承受和亲历两千年来的苦难史。无论抗争、适应、逃避都无法超越传统与现实编织的牢笼：渴望——回归——失落的命定循环中，全然不见上帝拯救的灵光。以教外视角来看，因为“流着奶与蜜”的美化，也因为“应许之地”的虚妄：三千年的人造神圣；两千年的渴望回归；一百年的复国重建。留下的除了战争的毁灭就是心灵的创痛。耶尔为抚慰心灵找到的郊外村舍并精心修葺的那个水光山色的伊甸园，也不过是寄托着三代人梦幻家园的象征性寓所。但人们依旧恒久思慕、不断地回归，心甘情愿地被这份信仰所囚禁，古老的耶路撒冷，成了犹太人精神的集中营——里面是一群在家乡感到无家可归的陌生人，永远在回家的路上而没有抵达的终点。
三
耶路撒冷（Yěrūshālaim）这个希伯来名称，根据语源分析，意思取自城市和和平两个词的意义合并，因此，耶路撒冷体现着人类最崇高的和平渴望。然而这里最缺少的就是和平与安宁，最不缺的却是仇恨与战争，三大宗教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现在、将来都难以避免。各种“神圣”理由，更会释放出难以想象的力量，使不同民族结成血海深仇，积重难返，神圣的光辉早已消色退隐在淡去的传说中。即使是这样一片残垣断壁的焦土地，犹太人仍旧不减那份恒久的眷恋和向往，巴勒斯坦依然是圣地，耶路撒冷永远是圣城。像驯鸽人的座右铭：“只有让鸽子爱她的家，她才会回家” ；像奥德修斯的回归（作品称信鸽为鸟中的奥德修斯）；像埃涅阿斯的使命（拉亚最喜欢的流浪故事）。流浪中迷恋了两千年的犹太民族自然割舍不下对土地的这份情感。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家，又怎样才能把它建设成真正的“家园”，而不是毁灭家园的战场？回归的激情之后得到的不应该是失落，更不能是伤痛。这般简单的思维逻辑结果，却被宗教、政治和历史文化重负搅成了一团乱麻，且看不见厘清的希望。我们不知道犹太人持守理性善于思考的传统在现实中怎么变得如此苍白？
在钟志清作专访时，与作者也曾谈及阿以关系这个极其敏感的历史问题。这一民族之争源于同一个家庭中的两兄弟之争（圣经传说的亚伯拉罕后代），两兄弟中的一个被抛弃，一个成为上帝的选民。其冲突主因有二：一是土地冲突，一是宗教冲突。沙莱夫认为：“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中间，他所寻找的不是爱，而是邻里间的一种和睦相处。也许有朝一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会成为朋友，但沙莱夫觉得在他这一代人身上是无法实现的，阿以双方都有着愚蠢之徒。三十年前，沙莱夫参加了“六日战争”，仗打完后他便说，应该将土地归还换取一种和平，但这种思想却为许多人所鄙夷不屑，例如他那位诗人父亲听完此话后，便对他动了雷霆之怒。”我们不禁产生质疑，千年流散后的犹太民族是否依然拥有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发展的权利？ 以色列建国后爆发的五次中东战争表明，以色列对土地的不当追求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同时，以色列对土地的不当追求也严重影响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了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生存环境。既然已经习惯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不断适应中很好地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民族传统，流浪在某种程度上讲已凝聚为犹太民族之魂，一次显然没有可能带来和平的回归究竟还有多大意义？ 不管是从历史上分析还是从现实中观察，犹太民族与土地的特殊关系所确立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拥有土地是否意味着这个流浪民族历史的终结？
也许这些疑问的解密涉及对“爱”的内涵的重新阐释，不管宗教的还是文学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历经数次中东战争后的本土作家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不仅有沙莱夫家族茨鲁亚·沙莱夫、阿玛丽亚·卡哈娜—卡蒙等女性作家的性爱、家庭视角；约瑟夫·阿格农本土与欧洲、传统与现代混合的多元文化阐释；更有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亚伯拉罕·耶和书亚、阿摩司·奥兹的小说进行“爱”的主题探索。从犹太人与欧洲人的关系，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再到犹太民族内部来源地族群关系等，一致认同“爱”的精神辐射就是和平的唯一希望。《耶路撒冷之鸽》对爱恨情仇的态度，从劳费尔医生、门德尔松医生和建筑商门苏拉姆身上得到了榜样性的体现。从中的启示是漂泊者想家——回家固然属情理所致，但回家的方式同样很重要，圣经传统所宣教的占领方式，最终得到的必然不是想要的家园——“一个能让你安身，能给你提供保护，能使你复活的家。一个在你建造它的同时也会建造你自己的家，一个会让你们相互感恩，会让你们彼此治愈的家。”关键是在重建家园的同时首先要完成精神重塑，从而全面调适土地情结、房子情结和自闭的格托（Ghetto）意识等家园信仰的激进态度，只有找到解决争端的正确途径，才能找到寻找自我的精神家园，进而重建自我的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陈召荣，男，甘肃张掖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