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是人们获得心灵寄托和安全感的自然需求。身份归属的不确定性导致莱拉和像莱拉这样的异乡人精神上的孤独，这直接导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缺乏与人正常交往的能力，遇事无法率性而为。若耶近乎变态的“呵护”和像奴隶一样的“囚禁”让西蒙娜感到无奈和窒息；像朱丽娅那些没有正常职业的移民者失败的人生经历令他们惶恐；现实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使他们厌恶；诺诺由于社会的种种压抑和排斥而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竭力摆脱落后的生活状况和冷酷社会对他们的束缚，然而幻想着的美好生活却只能因为现实的残酷而遭到社会和他人的冷落。他们在寒冷而凄凉的社会大海中，孤独地徘徊在大海的边际，竭力寻求自我身份的归属感。
在流浪旅途中的开始他们是幸福的快乐的满怀憧憬的，他们看到的城市是美丽的、人们是时髦的、就连街头的狗都是那样惹人喜爱。刚开始他们眼中的城市一切都是好的，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最初目标，本应感觉到高兴，事实上，他们会很快地意识到幸福是瞬间而短暂的。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们感到了一种无限的空虚感和无根性———没有文化根基、家园意识和身份归属感，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痛苦。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无知而又无奈，充满恐惧、不知所措，伴随的只有麻木的抓狂和痛苦。他们处于灵魂流亡的异地，缺少社会和文化身份的定位，这一切都日渐削弱了他们对这片异域土地的热情向往。他们憧憬着平等和谐的生活，希冀和那些当地人没有距离感的生活，他们以“他者”的身份寻求全然的自我表现和文化认同，却愈发感到了自我身份的边缘化和处境的低下，他们的身份在现实社会的迷失使得他们义无反顾的要离开。
残酷漠然的环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直视这些异乡人自我身份的归属问题，并带他们走向怀疑与否定。当莱拉读到“为什么有一天你会远走他乡？”时，她有对这句诗深深地认同。加尼科每天都在说：“总有一天，我会走掉的。”在这些城市中，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边缘处境和非人的礼遇，这些足以扼杀他们的激情和理想，足以把他们变成了一具掏空了思想与灵魂的僵尸，就像诺诺和西蒙娜一样。他们的边缘文化身份使其丧失了言语行动的能力，因此只能作为超然的“他者”来审视本土和异域之间的文明冲突，从而迷茫于柏拉图式的精神幻想中。
作者通过《金鱼》中对这些异乡人遭遇的描写，实际上正是来自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在看似现代文明与发达的城市社会中，实际上充满着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酷性，以及对个人思想感情和人性扭曲方面造成的灾难。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探索了在文明冲突禁锢下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归属，强调二元对立文化双方要通过对话与交流，实现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均衡发展。同时也表达了对单一文化身份认同的忧虑和多元文化交融与共存的企盼，以及对不同文明之间的话语沟通，相互保护的肯定。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给予我们太多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我们必须拔出这些用来对付异己文化的“身份”标志，才能实现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和睦共处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始终应该以个体的发展和解放为前提和依据。在福柯看来，现代西方理性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个体疯癫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流浪汉、罪犯、移民者几乎都被看成是疯癫的孪生。把一种现象说成是一种疯癫，并加以各种形式的迫害，本身就是一种疯癫，因此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时代已经在现代社会中疯狂显现。
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重新定义了疯癫和疯癫的历史，疯癫不再是一个牢固而稳定的本质主义概念，疯癫史也不再是叙述一个有稳固所指的疯癫的历史进程。这里，疯癫和历史都是动态、生成和演变的，他们相互作用，不仅仅历史在变化，疯癫概念本身也在变化。对于像莱拉一样的异乡人来说，他们对现代城市社会的衣食住行和言谈举止都有一种本能的距离感，他们深处原始自由开放自如的非洲大地，她在“享受”到现代西方文明的同时也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约束和限制。一道道的绳索呈现在这些异乡人眼前，应接不暇，来自法律的绳索、道德的绳索、利用关系的绳索……这些绳索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文明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 西方人的优越感使得他们用自己俯视的目光希望所有的异乡人都能中规中矩。如果个别人反抗这种整齐划一，就被那些当地人看做为疯子而加以迫害。因此可以看到，存在于“正常人”或“主流社会”中的疯癫大多不是显性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将一些使善良人发疯的规制、环境视为是合理的，或将一些粗暴、霸道的行为视为正常的和必要的。这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不能靠指责对方的言行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不合常规习俗，不合所谓的伦理道德，而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理性之人。
在小说中，显见的几处对“疯”的描写如下：
我紧紧搂住拉拉·阿玛，从左娅身边走过，什么也没说。“她疯了！ ”左娅道。
达卡迪真的疯了，说是姑娘们害的她，我想早晚有一天她会这样骂我的。
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精神不正常？ ”我说：“就是疯子，对吗？ ”哈吉姆又露出他那嘲笑人的神情，“这种解释不太好，但可能对诺诺是合适的。”若耶医生白天不回来，他一直在萨尔贝蒂医院忙着治疗疯子，其实他自己也疯了。
地铁、火车、汽车、还有像疯子一样的人们，他们做买卖、投资、赚钱、汇帐、收存等等。
从整体上来观照小说中对“疯”的描述，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异乡人和当代西方社会中人们所呈现的不同疯态表现。左娅的疯态表现在她本性的对莱拉的残忍和占有，她是残忍的、狠毒的，孩子的恐惧并没有得到她的同情，反而被她看做是疯子。达卡迪的“疯”则更多的表现在她对身边一起患难的人渐渐远离她而没有了一种信任感，因此就会表现为怨天尤人的疯态。而对于诺诺来说，他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极度压抑而又找不到自己正确位置的生活中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疯癫与文明之间的共同语言就已消失，对话已经破裂，可以见得的是，这种自然的交流话语权在他那里被无形剥夺，他不仅得不到现代西方的认同，而且就连像哈吉姆这样和他有相似身份的人眼中，诺诺也得不到认同，显示出人世间的悲哀。若耶是个海地人，可以想到的是他通过自己先前的艰苦奋斗而得以在发达社会立足，做了一个体面的医生，他治疗疯子的同时，他自己也表现出了另一种形式上的疯态，对他和西方社会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与莱拉和诺诺这些人相比，若耶的物质世界相对是丰富的，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精神世界的贫乏：巨大的心理压力、紧张的社会关系、无望的人生追求……若耶几乎成了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他的疯态表现在他对西蒙娜占有欲望生产线上的高速运转，他的变态使得他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快乐和自由。生活是无望的，所以他们吸食大麻；生活是虚无的，看不到方向，所以他们没有相互的温暖和爱，剩下的仅仅是赤裸裸的占有和极度的心理变态。可以说在这个现代西方社会中人对个体的控制，首要和基础的一点，就是控制他们的身体，在这里若耶做了很好的诠释。而最后一处描写的“疯”，是西方社会中人们对于财富、金钱、地位的几近疯狂的掠夺。
通过小说中各种疯态的描写， 可以看到的是尽管无形的社会和世界可以尽一切所能对人的所有外在表现进行限定，但无法控制身体内部神秘而复杂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们透露出来的疾病的信号，在书中就表现为不同的疯态。现代西方社会在这些“病人”身上贴上了憎恶、鄙视和耻辱的标签，被人们称作疯子，把他们从人群中给分割出来，正如桑塔格所言“： 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人们总是出于本能地排斥这些病人，甚至连他的同族也不例外。道格拉斯认为，人们常常将无法嵌入到正常的秩序和分类图式中的东西视为肮脏的和危险的。因此当这些人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和方向时他们就会被排除出正常的社会轨道而被看做危险人物加以防范。正因为呈现在异乡人眼中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此他们会因为缺乏自由呐喊的力量而陷入一种疯态。